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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南商业发展与乡村社会：以清水江下游三

2017-09-29 03:29 　　 [提要]清代清水江流域的商业化，是一个以木材釆运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过程。本文以清水江下游三门塘寨刊有的各类石碑为主要材料，通过对其乡村社会生活的描述及村落社会历史衍变过程的梳理，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商业发展对清代西南地区的社会所产生的深刻。

[关键词]清代；清水江；木材贸易；三门塘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拓殖和经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雍正年间开辟“新疆”，这使得贵州东南部一带进入了帝国版图，而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运贸易也渐次纳入由沅水经洞庭湖与长江水系连接的全国性市场。清水江两岸的村落和地方社会由此产生了或隐或显诸多变化；围绕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活动的展开和现实经济利益的争夺，这些沿岸的许多村寨都进入到历史的记录和我们的视野中。在贵州省锦屏县和天柱县一带的清水江下游，因历史的原因被界分为内江和外江，光绪年间官府确立了内外三江共同开设木行经营木材贸易的制度，锦屏的茅坪、王寨(今锦屏县城)、卦治称为内三江，而紧邻的天柱县清浪、坌处、三门塘则称为外三江。本文将要讨论的三门塘寨，即为外三江之最下游者，其在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门塘是个杂姓村寨，王、吴、刘、谢等为寨中大姓。本文以三门塘寨刊存的各类石碑为主要材料，通过对清代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历史衍变过程的梳理，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清代西南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

[收稿日期]2003-05-31

一、姓氏与村落

三门塘寨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从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天柱所，到万历二十五年改所为县，三门塘或均属天柱所辖。现存较早的一方碑铭，是万历三十九年主要由该寨谢姓施银修桥的《兴龙桥》石碑，其铭曰：“今据大明国湖广道靖州天柱归化二图清水江三门塘梁溪口石桥乙座”。①是以知三门塘至少从这时起，已被纳入天柱县图、里、坊、厢的里甲系统之中。

较早提及三门塘寨各大姓氏的，是该寨南岳庙刊刻于乾隆三十四年的“三姓众等同立”的《庙坊碑记》，碑文中有云：

吾辈倡首王汝宏，生员谢光龙，信士王

甫山、吴君胜、王达先等，于承祭间，每思神

为人主，吾人尚有栋宇之居，而神反无栖托

之所?三姓云集，均曰唯唯，一诺而前唱后

和，乐捐余金材木，于辛巳冬，遂穷匠氏以

经营，而古庙复兴焉!②碑石还铭刻了捐资者的姓名，其中王姓101人、吴姓22人、谢姓19人。我们尚不清楚何以三门塘的另一大姓刘氏没有参与该庙坊之修建，因为这时的刘姓显然已经是三门塘的一个大姓，比如乾隆三十二年的《次修渡船碑记》就由“生员刘士鳌谨撰”，而且碑中也有众多刘姓人名。

田野调查中报道人提供民间关于三门塘之得名三种说法：一是这里的一条河冲有几十个鱼塘，而这个寨子旧有三个寨门，故称三门塘。二是历史上王、谢、尹三姓最早到这里开发定居，三姓就是三氏门宗，于是就以“三门塘”名寨。三是相传王姓祖先最早迁来此地，他是清水江下游湖南黔阳三门潭的人，按照湖南人的口音，“潭”与“塘”同音；他本来是以船为家、沿江打渔，逆水而上来到这里，后来娶妻生子，就在岸上起房安家。于是人们提到这里时，就称三门潭打渔那住的那个地方，三门塘慢慢地也就成为寨名。③很明显，这些传说中有一种以王姓为中心的倾向。王姓今为三门塘最大姓氏，因而产生这样的村寨发源的记忆似乎不难理解。

在三门塘寨头，有王姓的宗祠“太原祠”，据称兴建于乾隆初年，后毁于咸同之际的战乱，至光绪三十四年重建。同样还较完整的保留在三门塘寨中的刘氏宗祠，也是建于乾隆、毁于咸同，重建于光绪初年，民国年间整修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外观。④然而，又据三门塘刘氏族谱及口述资料，刘姓先祖中名刘节(又名伏保)者，于清道光年间始自黎平府铜鼓徙居三门塘，光绪初年，刘节率其子孙创建刘氏宗祠以祀其始祖。⑤我们无意在此考证相互矛盾的两说的可信度究竟如何，也无法厘清三门塘刘姓迁徙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照遗留下来的碑铭材料，倒是使我们对后来以刘家祠堂统一起来的三门塘刘姓人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对村寨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与其他姓氏人群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有更多一些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或者前述王、吴、谢“三姓众等同立”的《庙坊碑记》只是一个例外，也未可知；只是尚需材料的发掘以资进一步的考证。我们看到，同样是捐修，嘉庆二年重建兴隆庵，则是集全寨各姓人众之力完成的，“为首信士王通一，生员刘占魁，信士刘渭、王邦先、吴必杰、刘修身、王通慧、王相朝、王通古、谢名佐”，庠生王政三所撰《修

庵碑记》云：

兴隆庵，古永福寺旧迹也。明万历间，建于亥把冲口，梵宇森严然，立庵以尊佛，兼以之而培风水焉。余村自钟灵山发脉，蜿蜒奔赴，凝结与东北中者，后龙未续，缺陷颇多。及我朝康熙十有二年，爰历坤舆，卜宅于斯而迁之，以补元气，以培风水。遂更名为兴隆云。奈旧宇两造，毁坏难堪，湫隘纷沓，每击木而心伤之至。乾隆辛亥岁，诸首人始从而重修焉。拓其基，高而峻；建其室，弘以深。后工竣，命为文以志之。余思庵以奉佛，闻佛所居，有鹫岭祗园，黄金布地，玛瑙作阶；斯即台楼秀丽，似难以栖佛者。但自汉以来，古今之作庵者多矣，若杭，天下一大都会也，灵隐栖霞诸寺，不过取其湖山环境，左右映带，幽可娱佛圣之栖，明可供游人之览耳。是庵，耸然起于石壁之上，诸峰来朝，势若星拱；清河环下，碧浪排空；昼则舟楫上下，夜則渔火辉煌；天地之灵秀，无处不锺矣。况梵宇重修，堂室宽敞，登览者谅亦欣羡曰：诸君此举，虽非比鹫岭祗园之盛睹，而适挹山川之胜，亦可作杭诸寺观也。以视向之毁坏湫隘者，不有间欤?故书以勒诸石焉。⑥

这一方石碑还刊刻了约三百个捐修者的姓名及其捐银数。三门塘乃清水江下游一带传统的民间款组织“四十八寨”之一，而嘉庆年间正值清水江木材采运贸易的一个兴盛时期，集全寨众姓之力，扩建临江的兴隆庵，并刊刻竖立高达四米多的巨型石碑以记其事，是极富象征意义的。新建的梵宇“挹山川之胜”，几“可作杭诸寺观”；则得此庵补元气培风水的三门塘，不也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通过全寨各姓人众的急公捐修，固为尊佛敬佛培补元气风水的一种群体体验；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盛大的活动，不能不说也是对三门塘村寨内部各个姓氏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一次很重要的显示与整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就在这同一块石碑的背面所刻的《重修碑记》，记载的是道光二十年的又一次集三门塘众姓之力重修兴隆庵的事迹。据碑文载，道光七年，兴隆庵因“祝融播虐，燧帝施威”而化为一片灰烬，致使“荒烟蔓草，顿失昔之檐楹；冷露寒霜，空思前之殿宇”，于是有了道光二十年的这次重修之举。为首之人仍是三门塘的刘、王、吴、谢四姓，虽然有杨姓等极少数其他姓氏的人参与了捐修，但该碑的落款特别地突出了四大姓，曰“皇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小阳月谷旦四姓九甲众等同立”。这可以说又是三门塘各姓之间的一次重要的互动，似乎也是在三门塘寨的公共事务中特别确认了四姓的主导地位。

当然，这些都是在三门塘作为一个整体向外界展示时，所反映出来的村落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活动中相互沟通和合作的一面。而各大姓氏特别是最大的两姓刘姓和王姓之间，对各自主体意识的表达及不同利益的强调，也很普遍的反映在现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碑铭中。或许，正是在这种以姓氏为单位的小群体利益与村落共同利益的冲突与调整过程中，构成了三门塘具体的而然的历史过程。二、修路、修桥、修井：

各姓氏之间的自我意识

构成三门塘主体的各大姓氏，在的过程中，无不通过对村寨内公共事务的参与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也通过本姓族人的活动或建树在村落社会中标识自己。这种标识在村落的许多公益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其深深的印记。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三门塘的七座古寨门，各有其名：大坪阶头的吴家大门、谢家阶头的谢家大门、刘家阶头的刘家大门、渡口拱桥阶头的刘家西大门、王家阶头的王家南大门、小寨阶脚的王家西大门、大兴团东边的王家东大门。而寨中的“某家阶(或街)”也都是各大姓氏各自捐修而以本姓命名的花街石板路。从现存碑刻来看，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在三门塘吴姓就已“体先人之志，作善继之谋”，重修了大坪吴家阶。儒生彭效朝在为其所撰的《修路碑记》中云：“予思团中一阶，虽非通衢之要，有功德可纪；然吴君等此举，或亦有修路之心，并可以引入修路之心，亦甚有惬予修路之心。因不禁不揣固陋，遂搦笔而书，以志美焉。”⑦再如王家阶也是用整条的青石板从江边一路上坡一直铺至寨中，为道光三年王姓阖族共137人捐修，由本族庠生王政三撰写的碑铭《视履考详》云：

嘉庆己卯岁，族中人始动重修街道之举。或曰：茅茨不剪，土阶三尺，尧帝有然，今当仍旧，无庸修。或又曰：兹处僻壤，非孔道通衢、车马辐辏，不必修。余思二说皆非。夫街者，携也；杂也，谓四出之所往来，携杂而别也。斯地四姓聚处，各立有街，若刘则有西街，吴有东街，而王姓居中。在于前人，街已开辟，奈历年久远，崩缺颇多，难以便行。今值时和年丰，而族子侄等，募化本姓，捐赀重建，伐石塌平，继至今，事竟成功。往来共歌荡平矣。人日之暇，首人以序索余，因抒数语以记诸石焉。⑧这则简短的碑文，既表明了王姓族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开辟了石阶，嘉庆己卯岁即准备重修；又指出现在正值“时和年丰”，于是“募化本姓，捐赀重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所记的四姓各立有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以姓氏为名组织捐修的街道或其它公共设施，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刊碑记事，其中常常包含着对本姓历史的重新记忆或是对“我族”主体地位的确认和重申。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对三门塘有关修桥修井等碑铭的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比如，基本上被王姓为主的人群排除在三门塘最早迁居者之外、也无份参加前引乾隆三十四年南岳庙坊捐修的刘姓，在道光三年捐修三门塘寨口的时候，刊立了一座十分壮观的石碑，碑题《复兴桥》，碑亭左右刻有一副对联“巩固如金城多承祖德”、“坦平若鹊渡聊济人行”。兹抄录碑文如下：

礄何以复兴名也?盖谓为后人者。能继志述事之言也。斯礄，水自右旋，抱树而下。而世业风水之术者，佥以礄足固一村水口，且外森立二石，名曰傍浦岩，又有古木左右映带，每谓坚如铁券、固若金汤，可卜。斯地之发祥焉，在明万历四十一年，有刘公唐万、舡万，乃好善之人也，曾立石礄于斯，而村之财丁颇盛，此水口紧关之一验也。奈至乾隆戊辰，礄忽倾毁，难以遂志。故将石平街面，路因以改。今幸二公后裔，能继其志述其事，于嘉庆癸酉年，各家捐资，重修故制。登临望之，宛然虹卧春波、鹊填秋水矣。但是举也，固一村水口，虽或有感于风水之言，而其能承先人之遗志，便通往来行人，一为而三善俱备，讵非前已兴之，后必兴之，兴而又兴之谓哉。故乐其善而为言以寿石。⑨石碑还分别记录了刘姓的唐万公后裔26人和舡万公后裔6人的姓名及其捐银数。石碑所反映的前后捐银修整此桥者，均为刘姓一族所为，这或许跟刘姓作为大姓或成为大姓有关。显然，以“复兴”名桥乃一语双关，通过对明万历间先祖善举的追忆，以及“固一村水口”风水重要性之复述，所谓“继志述事”，无疑是刘姓唐万、舡万二公后裔重温历史、激活自我主体意识，同时也向别姓他人昭示本族力量与团结的一次社会活动。

在三门塘寨有十多口用石板铺砌的水井，很特别的是其中两口水井全由妇女捐修，坊间的解释是因为其时族中的男人都忙于做木材生意，无暇顾及此类事务。建于宣统三年的石井，从碑铭中可清楚知道是三门塘大兴团的王门十九位妇女捐修，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本族妇女独捐的缘由，碑文云：

稽井，由来久矣。唐尧凿井，兆民饮德，周王画井，数口无鑑。古时徙处。同井臼第，以井为利用饮泉之区，而以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扶、持相亲睦之地。迄今年代虽远，典章犹传，溯共现凤，令人景仰，如在。想我村大兴团，自始祖由黔徙处于斯，前后左右，山水环抱；房屋上下，稻田围绕。田坎行径湾中，涌出清泉，仿之廉泉让水，不足过之。吾先公昔年多伟人，屡钟贤士，井坎行径，约族人砌石修补，以便往来。自昔及今，历年久远，井石毁坏，泥土浸入，每逢春夏暴雨绵落，井泉清洁翻成混泥。族中妇女睹斯，同心动念，踊跃捐资，乐为造化，较先公之修凿，更加完善。井中踏石板，不使泥从中出，井外石板竖四方，俾免污流外浸，由此以后，泉流清洁，人生秀灵。缅先公至兹族居处，并无异姓，因以募化捐资，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别人。非为度量狭隘，思维绳祖武，重本根也。重本者，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吾村井泉，讵是悬空降流而本可溯乎?觉易系辞曰山上有水，又曰山下有水，则山上之水即为吾山下井泉之源，不可踩问而知。孟子尝曰：居之安，则资之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易所云改邑不改井，而井养无穷，信有然矣。余故代以为序。 

族晚邑文庠绍周王国桢代撰⑩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王门十九位妇女各捐钱由一千二百文至二百四十文不等，重修一井，以洋洋数百言记之，显然不只为让这些妇女与其善举流芳百世，文字间所传递着的追宗念族的情思，始祖由黔阳而来，“先公昔年多伟人”；尤为重要的是，在解释“募化捐资，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别人”的理由时，强调“非为度量狭隘”，而是因为本族先祖徙居三门塘，“并无异姓”，是为了表达对先祖最早来此开村辟寨筚路蓝缕功绩的缅怀。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将妇女捐资修井活动仪式化的动机，可以说，正是藉着妇女捐资修井这一微不足道的活动，道出了王姓人群在区域性商业化发展的背景下现实村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诉求；而这在多个姓氏聚居同一村寨，存在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环境下，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三、造舟与修渡：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地方整合与官府资源

在三门塘寨保存下来的各类碑刻中，数量较多的除了有关路街和桥梁的捐修碑记外，关于造舟修渡的石碑也多达十二块，其中记载的主要是三门塘及附近村寨为清水江两岸往来之便共同捐资造船修渡的情况，是不同时期更大空间范围内不同村落之间互动与整合一种侧面的反映。

在三门塘寨头的碑林中，有一块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的《次修渡船碑记》，很详细的记录了戒僧悟透约集寨老、募化济渡的具体过程，文曰：

尝观溪涧之间架桥梁，庶免病涉之患，江河之处修舟渡，方鲜望洋之嗟。若余寨三门塘，住居清水江边，其江发源于黔属，下达辰河。过江处非小涧，实巨浸焉。纵非京省上下通衢，亦村庄往来要道。未置舟渡之先，寨中虽有私舟，无非便于一家一人而已。是以上下往来，至此而徘徊嗟叹，及村內之无舟者，亦不得骤登彼岸也。其甚难为何如哉!至雍正丁未年，幸获戒僧悟透，中年出家，秉性仁慈，专存利济心、发普渡愿。先修坌处一渡，次及三门塘，月本寨耆老王茂祥、刘子盛等，募化本寨中并附近村內，共得银柒拾余两，买渡田、造渡船、 召舟子。上下往来，乘舟登岸，虽无舟亦若有舟也。其甚便又何如哉!然而，僧不止于是也。自修余寨渡后，又于黔之下游、楚之上游，修数十处之要津，随为成效。其功彰彰，在人耳目间。故不仅黔楚士民称颂，即府州县主，莫不亲见其事而叹服也。岂非沙门中所罕见哉!⑾

虽以戒僧悟透活动为记事之脉，但也道出了三门塘从一家一人私舟摆渡，到雍正丁未“上下往来，乘舟登岸”的历史过程。而且本寨耆老王茂祥、刘子盛等在戒僧悟透的相约下募化各寨，包括了三门塘和附近的村落。该碑文又载，到了乾隆年中，悟透再次来到三门塘兴隆庵，为解决长久造修船只和招请舟子，与寨人“共商一劳永逸之计”，拟“广募百金”；未及施行，“不意乾隆二十四年，僧于天华山圆寂”。至乾隆二十八年，三门塘寨“王汝宏、谢子芳、刘天相，抱塘寨吴士尊，中寨刘俊贤，殚发善心，与僧亦有同志焉，仍募本寨中，并附近村内，又得银百余两。一文不苟，购买渡田，积造舟费。庶招舟子，可无俯仰不足之忧。”可以看到，以三门塘各大姓的耆老为中心，为济渡养渡，附近一些村落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地域组织。口碑资料表明，晚清及民国时期，修渡有时成为一种派捐，但同时又与三门塘作为外三江的江利的共享及资源的分配相关联，折射出三门塘与附近村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大学排名

此碑在乾隆二十八年乐捐者姓名及所捐银两数目之后，记录了买田、刻碑等具体的开支。另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刊刻的《捐修桥路碑记》

中，则对捐银的安排和使用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对我们了解三门塘义渡的实际运作，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兹将此段文字抄录于下：

此碑以上本寨并各寨共捐银壹百肆拾壹两(旁注小字：后又加捐叁拾式两零)，碑银在內。次碑剩银陆两外，又有银柒两。募化经手：生员刘士鳌，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小字旁刻：四人又共捐艮四两)。支销开后，刻碑壹块并碑亭共费银[式]拾柒两。

用价并费去银陆拾壹两，得买本寨土名老虎冲口第叁蚯，直形中田，禾柒褊；肆蚯，直形中田，禾拾柒褊；伍坵，扇面形中田，禾伍褊；共载粮式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式黍。并买土坵内坎，去价壹两伍钱。又用价并费去银叁拾陆两八钱。得买坌处土名苗田正冲，第玖拾陆坵，五不等形上田，禾叁拾叁稿；玖拾柒坵，梳形上田，禾陆稨；玖拾八蚯，口形上田，禾拾壹稨；共粮肆升玖合八勺柒抄伍拃叁圭。又用价并费共去银叁拾伍两，仍(得?)买坌处土名苗田正冲，第壹百壹拾壹坵，立鸡形中田，禾叁拾肆稨，共粮式升柒合零八抄叁柞式圭零叁粟式黍。又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岩溪礄所剩之银拾玖两捐在渡上，得买喇赖寨土名螺系坪，第肆拾垃，方形中田，禾叁稨；肆拾壹蚯，不等形中田，禾叁稨三手；肆拾叁坵，棱形中田，禾式稨肆手；肆拾伍坵，三尖形中田，禾式手；共粮七合伍勺陆抄柒柞叁圭陆粒伍粟陆黍。买田三处，共费价银壹百叁拾肆两三钱，余银修渡。

其有苗田正冲，立鸡形田，另贩耕种，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经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俣。⑿

从以上一段碑文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与修渡有关的许多事务性的细节，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对三门塘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在一个商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的实际运行机制，更多一些认识和理解。其一，地方士绅在这样的村落公益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在乾隆三十六年记录的修渡活动中，“募化经手”的是以生员刘士鳌和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等四人，不过即使是象征性的，他们也要“四人又共捐艮四两”。同时，他们也因此拥有一些权力，包括共同经手用捐银所买的田产，“生放世代造舟”；当然也可能还包括就相关的事务做出决定，如买卖田产，以及如碑文所记的将“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岩溪嬌所剩之银拾玖两捐在渡上”等等。

其二，从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到，所捐得的银两购置了很多田产，作为支撑义渡的基础。据口碑材料称，负责扒船摆渡的人家，就依靠这些田谷保障生活，他们或自己种、或租给他人耕种；后来还为义渡购置了木山。此外，为了保障义渡的稳定，后来还在渡口修了一间三层的“渡船屋”供摆渡人一家居住(咸丰八年的《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即记载了咸丰七年“丁巳之冬”，“募化各甲以及远近邻村，置地起屋，以放渡船，以居舟子”的事实⒀)。有了这些恒产和相应的条件，使得三门塘的义渡在往后的年岁中一直没有中断过。

其三，用捐银购置的这些渡船田，都要向国家负担田赋，虽然是赋额较低的“苗田”，如“用价并费去银陆拾壹两”所购买的本寨三坵田，“共载粮弍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弍黍”。其他田土也都无不如此。所以不论负责摆渡的舟子自己耕种与否，他都要负责向官府缴纳这些渡船田的田赋。

其四，碑刻载明，所有一百多两捐银用来购置渡船田之后，“余银修渡”；而造船费用另有“四房人等经手”“另贩耕种”的一处田产来保障，这块田是“用价并费共去银叁拾伍两”从上游的坌处寨购买的，每年可收“禾花三拾四稨”。

虽然三门塘义渡的修备，是一桩地方性的事务，还是少不了对来自官府的力量的借助。乾隆五十年，“三门塘渡口众等”即呈请天柱县“颁赐禁条”十条，刊碑铭石。⒁其主要是对“司渡者”的一些要求和规范，其中一条云：“司渡之人，若非轮流，恐久怠玩。议每年正月初一日更换，交代禾花，半分下手。如强者，鸣官究治。”说明三门塘义渡实行的一种司渡者一年一任、轮流充当的制度。结合上面提及的咸丰八年《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以及民间口碑资料来看，这一制度似乎后来发生了变化，司渡可能经过了一个由轮流到专门化的过程。再如禁条的最后一则云：“外买田，截取二把，另招一人耕种。将禾逐年积凑买木，倘舡朽坏，以备整造。如有期满，并强耕者，鸣官究治。”这似乎与前引乾隆三十六年所刊“其有苗田正冲，立鸡形田，另贩耕种，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经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悮”一句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另外，我们在嘉庆二年的《修渡碑记》上看到，因“前所获金，费用已尽”，不得不又藉众人之力再捐资造船。⒂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我们对三门塘渡口众等建立各种机制、征引包括来自官府的各种力量和资源以保证和维护义渡运转的认识和理解。
四、“当江”及其对生活的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数量如此之多、如此之庞杂的碑刻的出现，可能都与三门塘“总三江九溪众流，为内外江木材交易之门户”⒃有关。三门塘濒临清水江，岸高塘深，是屯放木材、撬排停排的好处所，来自下游地区乃至以沅水经洞庭湖连接全国市场的商业的影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所以直到光绪年间外三江获准与内三江同时“当江”，三门塘作为外三江之一，才开始了其当江歇客、代客买木的区域性商业市场的历史。虽然在光绪朝之前特别上嘉庆年间的“争江”过程中。没有直接的资料帮助我们对三门塘与木材贸易的关系有所了解，但还是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窥见一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三门塘成为外三江之一，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四十八寨之一的社会背景之外，其独特的木植加工修整技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清水江木材采运活动中，木材的品质是参与买卖各方讨价还价的焦点，而各种木材存在的缺陷，名目就多达七十余种⒄，据称三门塘一带的木工最擅长处理这些，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只值一半价钱的“脚木”的比例，提高木材的档次；也正因如此，后来外三江的木材经营量三门塘寨占到七成。⒅当然，三门塘之成为外三江之一，就如外三江最终享有与内三江一体当江的权利一样，其真正的原因可能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总之，三门塘在光绪年间成为了清水江下游木材贸易重要的外江码头，“三帮”、“五勃⒆之外的各个商贸帮派以及零散的客商开始在这里歇住买木。按照内外三江之制，由三门塘开设木行的主家代客到内三江当江之处购买木材，然后放运下来交予客商，并代客商雇请排夫看守、撬排和放运到下河。后随着江规日渐变为一纸空文，也有直接去到支流河溪向山客购买木材的。这样，围绕木行行户的经营活动，三门塘居民就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与木材贸易相关的，如担任木行中的“文管事”(主要负责记帐之类事务)、“武管事”(主要负责河面木材丈量、管理木坞及指导加工木材等事务)或撬排守排、修整加工木材等等。而因为木材买卖活动的展开，村寨中为客商、排工等提供服务的事务也就越来越多。上节提及宣统年间妇女捐资修井的《重修井碑记》和另一块记录三门塘小寨妇女捐修情况的《修井路碑记》，以及民间对其作出的解释，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三门塘村落社会生活围绕木材贸易而展开的历史事实。

其实，不论是在三门塘成为外江的前后，木材釆运贸易这一区域性商业活动，对该寨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都是可想而知的。惟其如此，三门塘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留下数量可观的碑铭才是可以理解的。以道光三年三门塘刘姓重修复兴桥为例，碑载唐万公和舡万公后裔共32人，捐银数从最多的二十两，多数为十余两，到较少的七、八两和个别的一、二两。试想，如果不是与清水江木材采运贸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是单纯从事传统的农耕生产，这样的捐修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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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说明问题的是，三门塘各姓在不同时期进行的修路、修阶、修桥以及刻碑等所需要的石材，基本上都是从三江之上距三门塘五六十里之遥的打岩塘购买并载运下来的，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门塘居民相当的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无疑也主要来自与木材贸易直接或间接的商贸经济活动。对三门塘

各姓居民经济力量成长的这一推测，或可从《乘凉楼》石碑的记载中得到间接的证明。在三门塘寨王家阶头，与上节论及的《视履考详》石碑并排而立的，是嘉庆六年的《乘凉楼》碑，碑文记载了将旧亭之瓦并楼枝卖出、生息运用情况，以及王姓125位族人乐捐的姓名和银数。碑文曰：

乾隆四十一年，卖旧亭之瓦并楼枝，得银八钱二分。至嘉庆元年，本利得银二十五两六钱，买地并合食、化字、选择去二两四钱，存廿三两二钱。至三年，本利得廿八两七钱。开销于后：砌坎三两二．买木廿七两九钱，木匠二十一两五钱，买瓦六两五，刻碑三两，合食、香纸、利市一两零。[21]

这里讲述的是两个简单的情况：一是放银生息，旧有的本银八钱二分，经过二十年，到嘉庆元年已经变成二十五两六钱；两年后又得利息五两五钱。二是修乘凉楼的开销，共银六十三两二钱零，旧亭生息所得之外的三十四两五钱零，即为碑中所载众人捐资。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说明本银放在何处生息，但在没有任何特别的物产却有着一条正频繁进行木材贸运的江河的一个小村落，除了与木材买卖或放运有关的生理，几乎不能设想如此高的利息还可能出自何处。正如口碑材料中所反映的，下游的名以“德山帮”的木材商人，以其早期附搭“三帮”之一的江西临江帮在内江采购木材而被称“罐子客”，相信类似的搭带在木材买卖中也可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们还推断在雍正年间“归总木市”定三江之制以前，沿清水江下游两岸很可能存在过各村寨自主“当江”的时期，则三门塘应该是从较早的开始就与木材采运贸易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以乾隆五十年《禁条碑记》来看，在陈述开列禁条情由时，有云“两岸码头，不许木、舡阻塞码头，有防过渡一条为要。因前未刻碑禁谕于此，以后至罔利之徒，突踵其弊”；又云“凡遇客商，遵禁远吊，无至后悔无及。”[22]这些文字都表明，即使是在三江轮流当江制度已经确立之后的乾隆年间，三门塘都不只是一个木材过境的沿江村寨，而是时常都是一派繁忙景象的重要商埠；至少在木材贸易运输的繁忙季节，确实有大量木材和船只停靠，无论是修整加工、撬排待运、甚或是上河木材在此议价交易等等，都是可能的。故此碑文才称不许客商吊舡木在两岸码头，有防过渡，要求其“遵禁远吊”。这样，在漫长的与木材采运贸易有关的地方经济社会活动中，三门塘各姓人等理当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基础，惟其如此，如此之多之盛的刻碑铭石的需要才会产生、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风水、庙宇、石阶、桥渡等在三门塘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才有其现实的基础；对各种捐修活动的戏剧化和仪式化处理，才能找到其实际的经济支撑和体现其象征的价值。即如嘉庆二年的《修渡碑记》，碑亭右侧的石板上刻有“造船共费银壹拾伍两捌钱并碑亭刻字费银柒两三钱”[23]，造船济渡是一种实际的需求，而碑亭刻字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意义也值得花足够多的银两去彰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造船济渡与树碑立传同等重要。或许这正是身处其间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村落生活。
注释：
①《兴隆桥》石碑，刊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现破裂残碑尚在三门塘梁溪桥头。
②三门塘南岳庙乾隆三十四年《庙坊碑记》。
③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访问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④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考察，据王承炎先生整理的材料稿本。在村口和复兴桥上就可以远远看见题名“太原祠”的王家祠堂。进到寨中，见到了三门塘闻名遐迩的刘家祠堂，在偏处西南一隅的少数民族乡村出现这样一座中西合璧建筑，即使是民国时期的产品，也足以让人对它的美伦美奂和在周围建筑物中鹤立鸡群而惊叹。
⑤杨通河、杨德润、姚敦屏《三门塘刘氏宗祠》，载黔东南州文化局编《黔东南文物志》(第五集)，1997年12月。
⑥三门塘嘉庆二年《修庵碑记》。碑立今三门塘小学。
⑦三门塘乾隆二十七年《修路碑记》石碑，立于大坪街头。
⑧三门塘道光三年《失履考详》碑，现立于王家阶脚道旁。又据三门塘王承炎先生抄录整理的《碑林选刊》云：水边至大门旧迹石板阶38级，往上达街坪12l级。
⑨《复兴桥》石碑，道光三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处。
⑩《重修井碑记》石碑，宣统三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
⑾《次修渡船碑记》石碑，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⑿《捐修渡船碑记》石碑，乾隆三十六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⒀《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石碑，咸丰八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⒁《禁条碑记》石碑，乾隆五十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⒂《修渡碑记》石碑，嘉庆二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⒃《勒碑刊铭》石碑，公元二○○○年庚辰岁元月一日立，现存三门塘寨头碑林。
⒄《锦屏县木材行业史料》(稿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商联、锦屏县工商联合编，1959年9月，第25页。
⒅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访问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⒆所谓“三帮”是指安徽徽州帮、江西临江帮、陕西西安帮；“五勷”是清水江下游及其汇人沅水一带，今贵州天柱和湖南黔阳、芷江等地的木帮，具体说，就是天柱的翁洞、巨潭为一勷，黔阳的托口、原神为一勷，黔阳的金子、大龙为一识勷，黔阳的西溪、天柱的柳寨为一勷，芷江的碧涌、冷水为一勷。“三帮”、“五勷”是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商帮。
⒇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调查，据王承炎、刘万珍等人讲述。
[21]《乘凉楼》石碑，嘉庆六年刊立，现存于三门塘寨王家阶头道旁。
[22]《禁条碑记》石碑，乾隆五十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23]《修渡碑记》，嘉庆二年刊立，现存于三门塘寨头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