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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商人的资本组织与经营方式（2）

2017-09-29 02:28 　　 （二）独资形态下的经营方式

独资形态下商人可以亲自经营，即自本自营；也可以委托给他人经营，形成东伙分离，委托经营也可分为两种，即雇佣经理和委任代办。

１、商人自营

独资形态下商人自己经营是最初、最普通的经营方式，但除肩挑手提、走街穿巷的小贩外，商人难以独自一人经营，通常除商人本人外，还有家庭成员，并雇佣伙计、学徒等辅助经营，而由商人本人掌管经营。一般由家庭成员协助经营，如乾隆时巴县闵长顺开丝线铺，“命子闵理第与姨侄陈添喜负各色丝线到各场发卖”；[64] 范经文与继父秦才荣同往贵州贸易；嘉庆时吴广和“父子兄弟仍走南川坐庄贩卖（铁货）来渝私卖”；赵子金开庆云牛烛店，其侄赵俊“原在叔铺料理经营”。[65] 雍正十二年休宁汪尔承回忆他壮年在婺源经商，“长子从焉”。[66] 汪起因其“父店业乏人，遂学任事”；休宁戴良聆在上海开杂货铺，其子仁操原“赘居他处，归为料理店务”。[67] 歙县汪焘自高祖以来侨居维扬，以鹾业起家，汪焘“顾见鹾务繁重，不欲祖、父殚其劳瘁，遂弃举子业，偕伯兄熙分任焉”，其父“倚为左右手”；[68] 绩溪章志乾“少偕其父奔走姑苏，家计稍裕”。[69] 胶州张洛“十余岁随父行贾”。[70] 有的是兄弟协力经营，康乾间歙县程廷柱原“随父侧奔驰江广，佐理经营”，其父死后由兄弟四人分任各地商业，他本人“总理玉山栈事，增至【？置】田产；兰邑油业命二弟廷柏公督任之；命三弟廷梓公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命四弟廷桓公往来江汉，贸迁有无”；乾嘉时程永湘为堂兄永洪“携至江西玉山栈，习练贸易之道”；[71] 江长遇“佐诸兄盐策起家”。[72] 南昌邹应挺“与兄及弟以鹾业大丰其家”。[73] 由于家庭成员的便利可靠，父子、兄弟协力经营是非常普遍的，同时还培养了子弟的经商能力。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除了由家庭成员协力经营外，商人还雇佣一些辅助人员协助经营，一般称为伙计，如苏州洞庭商人“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夥计”，[74] 有些地方店铺伙计也称为店官。不论行商坐贾，各行各业，商人普遍雇佣伙计。山西孝义县民俗“其能者则受值为人簿记收掌间”。[75] 畿辅乐亭县“挟资营运者谓之财主，代人持筹者谓之夥计”。[76] 厦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习俗，“造船置货者，曰财东；领船运货出洋者，曰出海；司舵者，曰舵工；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亚班；司缭者，曰大缭，相呼曰兄弟”[77]。 著名的两淮总商鲍志道幼时“贫甚”，“年十一即弃家习于鄱阳。顷之，转客金华，又客扬州之栟茶场，南游及楚，无所遇。年二十，乃之扬州佐人业盐，所佐者得公起其家”，[78] 几次受雇于人。又如金某自己“创立店业”前原“托迹于舅氏”，[79] 胡秋浦十三岁从其父“于东邑事舅氏生理凡八载，所得俸钱实不敷用。旋辞舅氏，游于汉阳，帮贸十有五年，因得创立油业”。[80] 清代小说《豆崐棚闲话》第三则说绩溪县汪彦从小经商，到50岁前后家资也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苏州唐景煌家事中落，“为人贩买人参，往返沈阳者数次”。[81] 无锡戴叟少贫，“既壮，佣于大贾”。[82] 南海县彭与荣在南雄州城外开长丰杂货店，彭万益为其店夥。[83] 巴县纸钱铺“历来招徒，兼雇工匠打截纸捆”；钱铺“历来钱包系铺铺内伙夫自己背运”。[84] 乾隆间刘良志“盖造竹蓬米铺生理，乏人照应”，雇成天禄帮工，每月工价银一两零；陈大爵“贩卖广货生理，请雇工任价帮理”；嘉庆间吴一语开设帽铺，铺内有管柜先生赵姓、徒弟谢姓、住站王裁缝；杨永顺在綦江县开杂货铺，嘉庆十一年九月“着伙廖永顺负银来渝”采买杂货；湖北商人朱万顺装贩棉花来巴县发卖，买米、携银回籍，命“小伙曹周光押载”；道光间李原吉在屏山雇船装载姜黄、南炭运回重庆，“帮工宋廷伦押载”；[85] 嘉庆时刘仁和开药材行，原雇刘祥万、杨、谭芳周在行帮工，因不听约束，改雇谭元泰、张廷明、朱志光三人管行生理。[86] 伙计中有的是亲戚，乾隆二十一年徽商陈氏家族的六个字号“归并长房照数收管”经营，规定“各房子侄辈在店中执事者并后供给谅职议俸”，[87] 实际与雇佣的伙计无异。又如乾隆时溧水县“陶广仁在无服族叔陶宇春典内为夥”；[88] 道光时海州刘培勤“在其族叔刘春杂粮行内帮夥”。[89] 大学排名

商人自己经营所使用的辅助人员可分为伙计、学徒、雇工三类。贩运行商所雇人员可多至数十百余人，一般的店铺字号按规模大小、事务简繁雇佣一二人至数十人不等，较大的店铺“行铺事繁，用人必多”，分管各项事务，“第一在管总、统统【？】事、库房，次则内外店官、买卖水客、访市辩【？辨】货、接对客友、查收各账，又次则寻船起货下货、管栈出入、收拾货物，又次则杂务粗工、炊爨等事。”[90] 乾隆时江南布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91] 嘉兴濮院镇绸行“其善看绸者，谓之看庄；归行再按谓之覆庄；绸有丝头未净者，绸行雇人修剪为修绸”；、[92] 厦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造船置货者，曰财东；领船运货出洋者，曰出海；司舵者，曰舵工；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亚班；司缭者，曰大缭，相呼曰兄弟”。[93] 商人雇佣伙计一般需经亲友、同乡引荐，《商贾便览》卷六就有请人举荐、为人举荐夥计的尺牍格式，其“举夥计”格式如下：

别来春秋几度，延伫为劳；每一神驰，情深云树。客冬某某来，询及起居佳胜，营谋遂意，为慰寤思。兹有舍亲(敝友)某向在某处生理，因东君歇业，托弟代某【？谋】一枝。念其为人老诚稳妥，且练习愒【？】事，走水有年，意欲荐至尊处效劳，倘蒙任用，决不有负驱策也。肃此预达，并候近祺。

如歙县程永湘曾由其堂兄程永洪“携至浙江兰溪，荐于柳君兼山、项君圣遇”；[94] 乾隆三十一年璧山县王尔贵与其子宗福到重庆，“央伊戚邓银川、邓谓川引荐，将宗福帮蚁（陈茂材）铺帮工”；巴县黄玉隆开设栈房，道光二十四年“有那王老人们作成”苏有才帮黄玉隆栈内佣工，“栈内事务要苏有才小心理料”。[95] 伙计均有工资，上述王宗福在陈茂材铺内营工，“当凭街邻范纯溢等立字，言明三年为期，议工价钱二千四百文”，苏有才每月工钱1 000文。又如乾隆五十五年巴县刘良志兄弟开米铺，雇成天禄帮工，每月工价银1两零；道光十八年刘永周在赵兴发栈内做零工，议明每日“身力钱”50文；二十年陈洪顺在胡世龙铺做长工，每月“工资钱”800文；道光时傅福堂在熊仁丰、张连球药材行内“管帐卖货”，工资较高，每年银三十余两。[96] 清代有俗语称：“本钱易寻，伙计难讨”，诚实不欺的伙计不容易找到，[97] 因此商人雇佣伙计注意“择老诚忠厚、才德兼备者，虽去重俸，实益于店”。[98] 除了在雇佣之初议定工资外，商人还注意“因人授事，量能论俸”，对“忠公勇往，尽义竭力”者，“则又在褒奖敬酬之列也”，予以额外奖励。[99] 资深伙计可享受分红，但一般仅有几厘，称为人身股，其施行以晋商最为著名，后来各地商人也多行之，这种人身股是对伙计的奖励酬劳，仍然属于辛俸。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商人还招收学徒，亦称徒弟、小官。学徒一般在十二三岁开始投师学艺，大不过十七八岁，如山西风俗“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100] 学徒投师后以“行铺正主为师，并有总管及正店官带徒者，此皆专管专教之师，本称老师”。[101] 学师期间要求培养文明道德素质，如讲礼貌，不贪财，正派严肃，不嫖赌废荡等；掌握有关职业技能，如辨别货物、学戥子、看银水成色、学算盘、笔头、掌握官话，从事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还要求掌握满、蒙等少数民族语言及英、俄等外语。此外，学徒还要“学眼前一切杂事”，[102] 除了职业技能，并要侍侯老师及顾客，甚至要求“或有余闲，不得闭眼偷睡，恐客忽至，要奉茶烟；即无客至，亦须寻问些轻便之事去做”，“总须晏眠早起，莫偷懒好吃”。[103] 学徒极为辛苦，旌德方补德十二三岁至江西入“乡人店习贸易”，“初入店例学徒，知数人使给扫除，役如仆隶”，愤而出走。[104] 清代商人十分重视学徒的培养，一些商业书中都以大量的篇幅记述如何培养学徒及对学徒的要求，如乾隆时江西商人吴中孚著《商贾便览》、江苏句容人王秉初纂《生意世事初阶》及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贸易须知》。[105] 学徒投师亦须经人引荐，因此一般为亲友、同乡，同时要订立投师文约。嘉庆十四年巴县张荣贵经李世茂、黄挺扬等引荐，将其侄张成士送至费元泰铺中成衣手艺，立有“投艺书”：

今将堂侄成士□□□费元师台下，习学成衣手艺，言明四年为满，不得半途而废自□□□，任凭教训，毋许游走。每年准置□□等；□□不测，各听天命。恐口无凭，立投艺书为据。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立投艺书人张荣贵[106]

这份投艺书没有规定学徒工钱，但也有的规定工钱。道光二十一年兰佑田经蔡姓引荐，至刘朱氏剃头铺内“半学半做手艺，议定年半为满”，立有“投师约据”，工钱10千；二十六年李永益由童道清、童道芳引荐，至童艺秀钟表铺内“参师学徒三年，立有投师约，内注明：共给小的（李永益）工价银二十两。”[107] 学徒期满后或在铺内帮工，或出师另贸。重庆烟帮铺户学徒“满师之后，听各铺主雇请帮工，有未帮铺户匠师另觅别业”。[108] 在铺内帮工即成为伙计，道光时巴县邱胜发原是詹尚达、汪锦华墨铺学徒，“满师后在铺帮贸”，[109] 有的可升至管事，道光七年邓文碧自称：“自幼在黄亿顺号生意，承师宠信，店中内外大小事分【？吩】务付托晚（邓文碧）管理”。[110] 满师后另找出路，如道光二十年张万元投牛裕发茶炊学徒三年，“满师后，自置茶炊各贸”；[111] 前述李永益道光二十九年在童艺秀铺内三年满师，“凭证辞工，要银各贸”。 大学排名

无论是独资还是合伙，商人自营还是雇佣经理，这些商业劳动者都是需要的，

清代商人还有使用奴仆辅助经商的，徽州大姓“恒买仆或使营运”，[112] 歙县程胜恩往来荆襄吴越间，“与僮仆同苦乐”。[113] 据记载，扬州盐商因多在原籍居住，“或用家人”上纳钱粮。[114] 《儒林外史》第23回说扬州盐商，“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称为“小司客”，万雪斋原是河下万有旗程家的书童，“他主子程明卿见他聪明，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商人也派奴仆往外地催收拖欠帐目，采买货物，《商贾便览》就载有奴仆与主人这方面的通信格式。[115]

2、代理经营

有些商人出资从事商业活动，但不亲自经营业务，而雇佣他人代为管理经理，形成“东伙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种代商人经营管理的伙计，一般称为掌柜。[116]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记载：流放到宁古塔的文人“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其收入较高，当地塾师一年收入多者不过二三十两，少者仅十几两，“掌柜可得三四十金”。道光初严如熤记载：陕川楚三省山内从事伐木的“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117] 可见这种掌柜与前述助人经营的伙计不同，是“代人贾”，具有“总管总理”之权，表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理。

代理经营的方式在清代前期已很普遍，各地各行业多有实行。乾隆上谕曾说：两淮盐商“其籍隶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之商人，所有营运等事系商夥代办，本商多在原籍居住”，上纳钱粮亦由商夥代为交兑。[118] 这些代办营运的“商夥”有的属于掌柜，不是一般的伙计，如淮南的山西盐商王履泰、尉济美皆“家居不亲筹算，王氏任之柴宜琹，尉氏任之柴宜臣，皆深谙鹾法者”；[119] 山西绛县傅华堂“与同乡巨族尉氏葭莩亲，（尉氏）闻其能，聘司淮南禺策”。[120] 徽州盐商也是如此，歙县江承封，“族人业鹾邗上者，寄以转运重务，公（承封）膺人之托，实力经营，数十年无私蓄”；[121] 江明生，“族有巨室，雅知君（明生），延往邗，任以鹾务”，江明生“诚笃，谙练握算，庭户管钥之间，业兴海滨千里之外，用能主宾倚重，相与有成”；[122] 绩溪章必焕，原随父经商，“后父迈，家居奉养。有休宁朱姓者，业盐策，闻其醇实朴诚，聘委重任，历三十余年，运筹硷鹾，名著两浙，嗣是绩之业盐者，以斗南为鼻祖。族叔道源始创盐业，知其熟谙盐务，亦以重任委之”；[123] 余毓焜，“戚中有渔镇盐业，距邑近，聘为经理，公遂往任焉”。[124] 河东盐商亦是如此，道光三十年兆那苏图说：“缘富户于盐务，本非素习。充商之始，诸务茫然，全凭商伙经理”，[125] 山西乔常煌少受书于外舅董霁堂，“赠公（董霁堂）春秋高，征君独子承家，先世产业在河东，君遂佐征君主计事，……终赠公、征君之世，事无歼【？纤】巨悉资君以办，所谓一如治其私事者也”。[126]

雇佣经理的经营方式在清代已很普遍，各地各行业普遍实行。定州孙彦至奉天铁岭县“故以书算依人”，钜贾周大章重其为人，“厚资聘主其肆”；[127] 徽州休宁汪可钦之伯兄“以高资行质于粤，值兵燹，为典守者干没殆尽”，可钦越千里追回，[128] 可钦伯兄也未亲自经营，而由他人即“典守者”经营的。福建长汀马龙珩“自为贾，因归家，付同堂弟代经纪之”；[129] 嘉庆时巴县杨祥光“在朝天坊棉花行经理客货，管行生理，行无工食，日用自备，……以买卖所验搀同样花归作管行之费”；南川柯廷现“在木洞镇出本请李孔鳌开设钱铺”；巴县陈镛原“开设栈房生理”，夹江县花客黄德隆“向来在各花行吊买棉花”，道光五年因“无人照管”，请陈镛“帮伊经理”，“自六年起，在千厮门周亿发花行吊买棉花，发票账簿俱注黄德隆字号”，道光八年黄德隆停歇花庄，陈镛“辞未帮”，“所该行账”由陈镛与亿发行帮贸、监生舒廷兰同赴夹江与黄德隆交替明白，“俟德隆缓期付银给还”，显然，黄德隆是花庄的主人，而陈镛则为其经营，亿发行帮贸舒廷兰应也属于经营代理人；道光九年巴县吴立生“请得胡高谟代卖棉花生理，每年工价二十千，高谟将花运至铜邑等处发卖”，胡高谟也是经营代理人。[130] 嘉庆十四年周德文称，他在重庆“刘元龙山货行当掌柜”，道光十一年巴县范开科兄弟装载“渝号李祥兴”胡豆运往汉口，“伊号着陈掌柜雇来水手十余人，照料上载”。[131] 乾隆时小说《娱目醒心编》卷六第一回说崇明人钱监生在家中开一小当，又在上海开布铺，“每年到上海一次，向布铺中清理账目”，他的小当是否雇请掌柜不得而知，但在上海的布铺必定是雇请掌柜经营的。

有的大商人店铺字号不止一个，需要雇请几个掌柜。嘉庆时有人说：河东盐商“以一商而办数处，一处而设数店，本商势难兼顾，不得不雇夥商经理”，[132] 一商办数处即是有数个盐店，一处设数店则是有数个分店，都须“雇夥商经理”。乾隆时仁和朱以宽“壮岁入燕，有高资王氏者，以盐策请君经理，久而益孚。君所主在丰润，其大纲在长芦，事尤重，司其事者所得亦最饶，欲以属君”，[133] 这个王氏也不止一个掌柜，王氏在长芦的“大纲”即是总店，“司其事者”即总店掌柜，故“所得亦最饶”，朱以宽则是丰润分店掌柜。两淮盐商亦是如此，“商人行销楚省之盐，运抵汉口设有卖店，分给湖北、湖南两省水贩转运销卖。其发盐收课则有各商所用亲友在彼专司，谓之岸商”，卖店另有店伙。[134] 这种卖店即是盐商的分销店，负责“专司”的岸商则是分店掌柜。山西介休大商人冀国定经营当铺、油房、杂货、布庄等，其“资业半在荆楚，又有在京师、畿辅、山左者”，冀国定死后马太夫人“内外诸务悉自经理，南北贸易，经商字号凡数十处，夥归呈单簿，稍有罅漏，即为指出，无不咋舌”，[135] 马太夫人虽管理严格，但各地的数十处字号无疑有掌理经营的掌柜。又如歙县许翁“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各处均有主者、管事。[136] 《歧路灯》第66回，谭绍闻因欠泰和号王经千债不还，王经千胞兄王纬千责备王经千说：“这是你相与的好主户，叫你拿着财东家行李胡撒呢。”又对谭绍闻说：“我们是同胞兄弟，领的是一付本钱，北京、云南、湖广、湘潭、河南是一个泰和字号。”这个泰和号在各地设有分号，王经千即为开封泰和号的掌柜。

上文曾提到“领本”经营是一种贷本经商，领本者即借贷者仍是经营主体，店铺字号的所有者。史料中另有一种“领本”经营，领本者“承领”东本代理经营，是经营者而不是经营主体，商业活动的主体和店铺字号的所有者仍属出资者，从资本所有者来说，实际仍是雇佣他人代理经营的方式，他与领本者是一种雇佣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如乾隆年间曲阜人孙作宾系孔府“门下户人，领本赴东贸易，至胶州充膺猪行行头”，乾隆四十九年“有王绍南等将行霸去”，经孙作宾禀明孔府，“蒙发咨文将行要回”，[137] 可见这个猪行属于孔府，孙作宾应是受雇于孔府，代孔府经营。乾隆四十三年山西曲沃人柴安国同表兄李以梃“承领张銮资本” 一千五百两前往江西贩运磁器，[138] 又据查，张銮“将银一千五百两付柴姓往江西置买瓷器”贩往叶尔羌，一说张鸾有“磁器本银五百两交柴安国、李以挺等带往陕西甘肃货卖”。[139] 可见张銮并非将银借给柴安国，而是“交”“付”给柴安国，由柴、李二人代为采购贩运。嘉庆年间马乾一等五号“均系领本来渝生贾”；刘志成称系“陕西人民，在籍承领东本来渝生理有年”；道光时刘德坤“承领客号东本办纸运广”；[140] 这里领本者与出资人的关系缺乏记载，但从所说“承领东本”看来，可能也是东家与伙计的关系，领本者是受雇于东家的经营者。又如渭南陈文俊于道光年间“领薛姓资本六千两在川开金珠铺”，陈文俊为“掌柜”而薛姓为“东人”。[141] 《歧路灯》第97回说阎楷“领了舅氏一付本钱”，“现今舅氏吩咐，要在河南省城开一座大书店”，第98回阎楷自道：“与财东做小伙计，江湖奔走。”说明阎楷领舅氏本钱，是受雇于人，代为经营的伙计，重大经营方针是要由出资人即商人本人决定的。

有些奴仆也为商人掌理经营，但他们与商人之间属于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清代王公大臣大多利用权势，由家人“领资本，霸占关津、生理，倚势欺凌”，[142] 谋取重利。顺治间孔府管事仆役李唯康由孔府“给发官银，开设杂货纸铺，以备府用”。[143] 一些官僚经营商业都有家人掌管，如户部尚书福长安有当铺三座，分别由家人达哈里、杨值、额腾额经管。[144] 不仅这些贵族、官僚用奴仆掌理商业，一些凡人平民也有用家奴掌理经营，“哈老汉，汉阳曾氏奴也，勤敏饶心计，善权子母，佐其主货殖唯谨，……而哈代主行出纳，千万金无纤毫欺”，主人死后“哈年愈八十出纳金资，悉记注为籍，献之幼主”。[145] 曲沃裴德仅以例授州吏目，家“无宿舂粮”，其妻查容端为天津盐商查天行孙女，“假资运筹，属健仆操奇赢，日有所入，以给衣食”。[146] 歙县程晋芳“治盐于淮”，而耽于书史，“付会计于家奴，一任盗侵，公（程晋芳）不勘诘”。[147] 福建有买养子的风俗，“漳泉各属多系购买异姓幼子为子”，“平时则令其出海贩洋，牟利行险”，[148] 厦门和“长则令其贩洋赚钱”，[149] 龙溪县“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资四方往来冒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己子安享其利焉”。[150]

3、委托经营

委托经营是商人将资本委托另一商人经营，不过问受托人对他的资本如何经营；受托人将委托人的资本附入自有资本经营，无偿为其经营，到时将委托人的本金和所得全部利润付还委托人。委托人和受托人都是独立商人，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同时两者的资本实质上仍是分离的，也不存在借贷或合伙关系。这种经营方式的特点是委任人和受任人都是独立商人，两者没有形成一个团体或组织。如休宁汪印原随父兄至上海紫堤村贸易，后其“同怀兄学羽抱疴客舍，自度不支，托孤孙并店业于印”，汪印除将其兄孤孙抚养成人外，“而所受质库生理，簿籍井井，识者益重其人”，[151] 汪印受其兄委托，代为经营，但他和其兄的资本是分离的。闽西四堡商人邹大亨，“时遨游于江广闽浙间，……凡乡里中有因公牵车远游，而以财本附同生理者，公视人犹己，即有重息归附，一并清交不私”，[152] 是将利润全部归还委托人。《歧路灯》第40回载，滑玉为骗取其姐滑氏银子，说自己在正阳关开大米、糯米坊子，“眼睁睁看着有一股子钱，争乃手中无本钱，只得放过去”，让其姐将银子给他到正阳关去营运，并说：“我就白替姐营运。到明日发了财，我与两个外甥拿出来，一五一十清白，也显我是他的一个舅哩。”此事虽出于欺骗，但也应有真实的基础。这种委任经营在明代已经出现，明姚士麟《见只篇》卷中载，徽商吴氏纲纪某甲有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而恐主人见疑，乃假称邻人夏某“欲赖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后某甲暴病而死，吴将所得子母钱交给夏某，并说：“公安得坐享其利，而仆独任其劳乎”，可见吴氏也是无偿为夏某经营的。这种委托代办与近代民法上的委任关系很相似，按有关民法规定，委任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委任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为处理之契约；为处理事务委任之人，称为委任人，允为处理事务之人，称为受任人；近代法制上，委任多以无偿为原则，一般属于无偿契约（有偿为例外）。[153] 但这种委任经营直到清代还是很少见，婺源毕周通以贫弃儒经商，“邻村故旧王某病笃，子初喜尚幼，延通至榻前，以六十余金纳通袖，为藐孤计”，“通归，另立一簿记其年月数目”，至初喜长成，“乃置酒约其叔与喜至，出簿，权子母如数畀金”，“闻者骇为奇事”。[154] 在缺乏的契约保障的明清，这种委任经营几乎完全依赖之间的信任关系，它只能限于亲友之间。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注释

[64]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23页。
[6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390页；上册，第304、398页。
[66] 《休宁汪尔承立分家书》之一二，《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七卷，第463页。
[67] 康熙《紫堤村小志》卷中，《国朝人物》；卷之后，《人物补传》。
[68] 歙县《汪氏谱乘·式溪汪君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25页。
[69]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73页。
[70] 《章学诚遗书》卷17，《文集二》，《张介村先生家传》，第163页。
[71] 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永湘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67、271页。
[72]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布政司理问长遂公按察司经历长遇公合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81页。
[73] 朱筠《笥河文集》卷13，《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邹慎堂先生墓志铭》。
[74] 归庄《归庄集》卷7，《洞庭三烈妇传》，下册，第425页。
[75] 乾隆《孝义县志》民俗，转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3页。
[76] 光绪《畿辅通志》卷71，《舆地二十六·风俗》。
[77] 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志·俗尚》。
[78] 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45页。
[79] 《乾隆元年金氏阄书》，“屯溪资料”，编号：分B013。
[80] 同治十三年《胡姓静字阄书》，“屯溪资料”，分357。
[81] 钱泳：《履园丛话》卷24，第646页。
[82]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7，《稽逸四·富室》。
[83] 《林则徐集·奏稿中》，道光十九年《请将陈道坦拴住开复顶戴片》，第746页。
[84]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247页；下册，第9页。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8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378、390、420~421、423页。
[8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17页。
[87] 《陈氏阄书》，“屯溪资料”，分B017。
[88] 《清高宗实录》卷1430，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丙子。
[89] 《林则徐集·奏稿上》，道光十四年《监生刘培余京控孙丰非刑致毙其兄案审明定拟摺》，第196页。
[90]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
[91]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10，《风俗》。
[92]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织作》。
[93] 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志·俗尚》。
[94] 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永湘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71页。
[9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83、93页。
[9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78页；下册，第92、63页。
[97] 《歧路灯》第69回，《厅檐下兵丁气短，杯酒间门客畅谈》。
[98] 《商贾便览》卷2。
[99]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
[100]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23。
[101]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
[102] 《生意世事初阶》，转见罗仑：《乾隆盛世江南坐商经营内幕初探》，《南京学报》1989年第4期。
[103] 《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
[104] 《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8，《方补德传》，第501页。
[105] 《商贾便览》有乾隆及道光刻本，本节所引系据院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刻本胶卷；《生意世事初阶》藏南京图书馆，此书介绍见罗仑《乾隆盛世江南坐商经营内幕初探》，载《南京学报》1989年第4期；《贸易须知》原由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谷井阳子女士保存，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附录。
[10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86页。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107]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93、96页。
[108]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76页。
[109]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91页。
[11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87页。
[111]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74页。
[112] 《清稗类钞》，奴婢类。
[113] 歙县《褒嘉里程氏世谱·歙邑恒之程公传赞》，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301页。
[114] 《清高宗实录》卷1419，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癸未。
[115]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之6，《仆外奉主人书》、《主人在家答仆书》。
[116] 早期掌柜也指商人本人，乾隆中叶成书的小说《歧路灯》第72回说韩秀才“雇个刁滑当槽，开设店口”，下文当槽称韩秀才为“我们掌柜的”。
[117] 《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118] 《清高宗实录》卷1419，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癸未。
[119]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2，第57页。
[120] 范锴：《汉口丛谈》卷5。
[121]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诰封奉直大夫承封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39页。
[122] 歙县《 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候选州司马明生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40页。
[123]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52页。
[124] 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21，《余蔼三公传赞》，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64页。
[125] 兆那苏图：《酌拟变通河东盐务章程疏》，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3。
[126] 王轩：《顾斋遗集》卷下，《炳南乔君墓志铭》。
[127] 《章学诚遗书》卷18，《文集三》，《书孙氏母子贞孝》，第185页。
[128] 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
[129] 《长汀四堡里马氏族谱》，转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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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38、383、343页。
[131]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63、379页。
[132] 江人镜：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5，《晋陕酌加耗盐豫省商运民销部议》。
[133]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32，《国子生朱君补堂墓志铭》。
[134] 嘉庆重修《两淮盐法志》卷25，《课程九·经费上》。
[135] 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2，《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
[136] 《歙事闲谭》第17册，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7页。
[137] 孔府档案○○○三八八九之六，转见《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54页。
[138] 《史料旬刊》第二十八期，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毕沅奏。
[139] 《史料旬刊》第二十八期，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北巡抚陈辉祖奏；第二十六期，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江苏巡抚杨魁奏。
[14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339、343~344、396页。
[141] 樊增祥：《樊山批判》卷7，《批陈清典呈词》、《批薛邦基呈词》。
[142] 《清通考》卷32，《市籴一》，考5144。
[143] 孔府档案○○○一五二四之三，转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58页。
[144] 内务府来文，转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436页。
[145] 《章学诚遗书》卷30，《湖北通志未成稿》，第355页。
[146] 《章学诚遗书》卷16，《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第157页。
[147] 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96页。
[148] 黄爵滋：《黄爵滋奏疏》卷14，《会议查禁械斗章程疏》，见《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121页，中华书局1959年11月。
[149] 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记·俗尚》。
[150] 乾隆《龙溪县志》卷之10，《风俗》。
[151] 《康熙《紫堤村小志》卷之中，《国朝人物》。
[152] 《范阳邹氏族谱》，转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2页。
[153] 史尚宽：《债法各论》第359、363页。
[154] 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