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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2017-09-29 02:21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区之间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人宗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內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经由江南转输，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人宗商品，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

关键词：江南；广东福建；经济联系；地域商帮





明清时期，江南作为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区，与全国其它经济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个地区。

明清时期，江南与华南两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

江南有着发达的造船业。闻名天下的木器制造业，十分考究的建筑业，以及工程浩大的海塘等水利设施，木材需要量极为庞大，但当地基本不产材木，需要从福建等地输入大量的木材。福建商人每年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福建木材输入江南主要在清代，通过浙海关的分关嘉兴乍浦镇。道光(乍浦备志)称，在乍浦的进出口商品中，以木、糖、杂货为主，“大约逐年进口税数，木当其五之二，糖及局商所带洋货当其五之一，其余南来无数杂货当五之二”。乍浦白海盐弄向西直抵关口，有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屋，资本大者一号一厂，小者两三号合为一厂，周围二三里都是木场，“夏冬两帮木植齐到时．堆积几无隙地”。木货来自福建者十分之九，来自浙江温州者十分之一。来自福建者材质较优，大多系杉木，有长至八九丈者；来自温州者为松板。福建南台镇为木植总所，乍浦木商逐号请人坐庄，在那里置货。木号有专门置办宁德福安货者，宁德福安两帮商人将木材运输到南台，纳税出口运抵乍浦。 中国大学排名

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发达，需用大量蓝靛、苏木等作染料，所需之靛，主要从外地输入，福靛是重要来源；苏木主要来自广东。在江南的汀州商帮主要经营靛青。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是说清前期上杭商入主要利用邻近的浙南地区出产靛青的有利条件，大力经营靛青业，活跃于全国重要都会之地，建有县级会馆。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以经营靛青为主。汀州商人于雍正四年在乍浦南门外总管弄始建鄞江会馆，乾隆十四年建成．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集于此。乾隆四十年，又重建宫宇，费银万两，数年告竣。上海靛业早就兴起，但乾、嘉时期靛市集中在乍浦镇，上海则直到道、咸年间据说仍未兴盛，同治以后，靛市十倍于昔，汀州商人联合各地同业建立靛业公所[2](P371)。

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匱乏，需要从福建等地源源输入各色纸张。三藩之一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3]，说明明清之际福建纸一直供应江南。康熙五十七年，在苏州经营纸业的上杭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反映了闽纸向江南输出的规模。汀州会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度福建纸商罕至，光绪十三年上杭纸商联合同府永定县(永定原为上杭一部分)的皮丝烟帮，耗银3000余两重建了会馆。在上海，建宁、汀州二府商人于嘉庆年间建有建汀会馆。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可见江南始终依赖输入闽纸。据今人调查，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和宁化四县的闽西四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这些书商到江南大致往北下闽江，人江西，到九江，沿江而下抵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场，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4]。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江南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又制作各种甜食、果饯等，甚至染丝上色也需糖，用糖量巨大。糖由榨取甘蔗汁而成，但江南基本不产蔗，糖就需要从产糖之地福建、广东输入。闽粤所产糖有乌糖、砂(又作沙)糖和白糖三种，白糖又称糖霜。三藩之乱时，因江西道梗，江南“糖价骤贵”；清廷平定三藩后，“广糖大至”，价格回落[3]。福建、广东糖的输入，直接到江南人的生活。康熙开海后，“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一朝，广东糖占由乍浦人口糖的三分之二。道光时，有人指出，江南乃至以北数省所需食糖，都是由闽广洋船运到上海后转卖的[5]。广东糖主要产自潮州府，尤以该府的揭阳、海阳、潮阳、澄海县为最。潮州府之外，僻处海中的琼州府，糖销江南的也不少。澄海县地方称，当地巨商“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6]。清前期，潮阳所产的黄糖、白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其数量，乾隆中期县令李文藻说：“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7]揭阳所产白糖特佳，“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或称“江南染丝必需”。光绪时，“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8]福建糖主要产自泉州、漳州、、福州等府。明后期，福建糖贩卖四方，与其它商品一起。“下吴越如流水”。乾隆《福州府志．物产志》载：糖有黑白两种，当地商人“泛海鬻吴越间”。按照乾隆《台湾府志》所载统计，仅台湾一地即年产蔗糖上亿斤。康熙五十八年，清廷特别规定，福建糖船往浙江、江南各省贸易，在厦门停泊者免输其税。输入江南的糖，乾隆朝三分之二是广东糖，由乍浦人口，道光时广东糖多运至上海收口，在乍浦反较福建糖少。经营糖的商人，糖号则“皆潮州人，终年坐庄乍浦，糖船进口之时．各照包头斤两，经过糖行家报关输税”，福建糖商则“多系水客．陆续贩来，投过糖行家发卖”[9][10]。闽广糖的销路主要在江南，按清中期江南2000多万人口，每年输入上亿斤糖是必需的。

江南人口庞大，烟叶烟丝耗费可观，主要要靠福建输入。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浦城烟在江南颇负盛名。乾隆中期徐扬绘录的<盛世滋生图)中，烟草业市招有7家，有3家标为“浦城”字样。记录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苏州店铺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共有25家店铺，其中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人经营。前述光绪年间苏州重建的汀州会馆，就是由永定烟帮和上杭纸帮共建的。馆中维持开销，也由两帮分任。后来会馆大修，烟帮出资甚至多于纸商。

广东冶铁业发达，铁锅生产最负盛名，江南是重要销场。福建福州与延平府产铁也著名。广东是铁冶中心，正统、景泰时已有铁器大量输出。所谓“工擅炉冶巧，四方商贩辐辏焉”[11]。明人所谓经过大庾岭的“轻细之物”。即江南丝绸，“粗重之类”即广东铁器铁货。万历时，霍与瑕更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2]人清后，广东铁器运销江南仍盛。屈大均说，广州铁器等货，“北走豫章、吴浙”[13]。乾隆时，佛山所出铁线，全国各地所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铁锅则专销吴越、荆楚之地[14]。清代通过浒墅关的纳税商品，除了各种铜铁器，明载有广锅[15]。

广州所产粤缎、广纱，号称“甲于天下”，可以媲美江南绸缎，泉州之绢．漳州之纱，号称“衣被天下”，然而所需生丝均需由江南提供。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引嘉靖《广州府志》云：“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现有成果表明，广州的丝织技术也是在江浙人的指导下提高的。雍正年间广州才有丝织机行，聘请江浙师傅前往传授丝织技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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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严重缺米，江南食粮也不丰裕，但向福建转输部分食粮。康熙末年，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告示称，苏州奸牙等冒为浙客、徽商，零星货买粮食，“或四五六十，或一二百石不等，用小艇运送上海、乍浦二处，装人大船，扬帆出海，盈千累万，殆无虚日”，以致影响苏州市场上的米价[17]。这些偷运出洋的米，就是销往浙东、福建地区的。

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江南由华北等地输入棉花的同时，又向福建输出优质棉花，这种棉花出自太仓。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所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18],就是闽商大量收购太仓棉的形象写照。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19]。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市，毋虑数十万金”[20]。清中期上海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21]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据说仅1845—1846年间，就有值价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装运回境。

福建广东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万历年间,洞庭商人席端樊、端攀兄弟将江南棉布南贩闽广，闽商大量收棉，当也经营棉布。清前期，昭文县支塘镇，“居民善织作，闽贾至江南贩布，以赤沙所出为第一，远近牙行兢以布面钤‘赤沙’字样焉”[22]。这种赤沙布，“纫而密”，因而为闽商所抢购。太仓州的沙头镇，出产沙头布,“闽人到镇收买，寒暑无间……牙行获利者恒累数万”[23]。据《北关葛夏布商人报税成案碑》，康熙后期，福建商人与江西商人一起，收买土产葛夏布匹，前往杭州北新关报税人城，报牙发卖，北新关给发小票，明确税率，商人称便[24]。宝山县江湾镇出产刷线布，雍正间销路畅达，“粤商争购，务求细密，不计阔长，需棉少而布价昂”[25]。嘉定黄渡镇，直到道光之季，“里中所产土布，衣被七闽者，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当地布商为打破闽商垄断，自收自运由海道销布福建[26]。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专门提到“置办出口之装载布匹者闽广船”，说明广东福建一直依赖输入江南布，并且几乎全是由闽商、粤商经营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上述江南与华南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体现出互补性和双向交流的特点。无论是江南还是华南，都需要对方的生产原料和副业手工业产品。华南需要江南的生产原料如生丝、棉花，同时需要江南的制造品如丝绸、棉布等，而江南不但需要华南的纸、木材、蓝靛等作为生产原料，而且需要华南的铁货等制成品，还需要华南的糖、烟、水果、海货等生活必需品(糖也是工业品)。而当时江南与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基本上是前者以副业手工业品交换后者的生产资料，形成单一流通格局，江南居于更为有利的一方。较之江南与其它经济区的商品流通,江南对华南的商品流通量,其优势就不甚明显。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之间的商道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江南经浙东至福建：由杭州南渡钱塘江，经浙江严州府、衢州府，在西安县上杭埠往南到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由此分两路，由南浦溪(或称建溪)抵建宁府城；往西到江西广信府玉山县、铅山县，由桐木水经分水关到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由崇溪经建阳县抵建宁府城，然后经延平府至福州府。

二、江南经浙东、江西到广东：由杭州到铅山县后，西向由弋阳江经贵溪，接上经江西各地到广东的通道。

三、江南经安徽、江西到广东：由南京经安徽太平府芜湖县、池州府池口驿、安庆府同安驿、雷港驿，到江西九江府彭泽县龙城驿、湖口县彭蠡驿，南昌府新建县吴城驿、南浦驿，丰城县樟树镇，临江府清江县，吉安府庐陵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府赣县水西驿，一路南向经南安府南康县南野驿，在同府大庾县横浦驿翻越大庾岭，到广东南雄府、韶州府、广州府；另一路东向经汀州府到广东潮州府、惠州府。

四、江南经浙东海道到福建、广东：

在明代，江南与闽粤的商品流通主要经由内地的三条水陆兼运通道。

明清时期，取道江南经江西度越大庾岭到广东的两条商道十分忙碌。正德时张弼说：“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27]前述万历时霍与瑕所谓，每年翻越大庾岭销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东铁货等商品值银数十万两。明后期至清前期，屈大均描述广州与江南等地之间前后不同的商品流通隋形道：“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今也关税繁多，诸货之至吴、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资本，商贾多运银而出，所留于东粤者，银无几也。”[28]是说明末时内地商人基本上出售商品后仍然购回商品，从广州输出的银并不多，可在清初，广州已无多少商品输向内地．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内地向广州输出货物，而换回银钱。屈大均又称：“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13]清中期，南京绸缎盛销全国，其中一路，“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走的也是这一条商道。整个明清时期，徽商将家乡的茶叶及其它特产输向华南。走的就是这一条商道。

明后期，江南由浙东到福建的水陆通道也颇为繁忙。嘉、万时人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30]很显然，福建的所有商品是以江南为总汇，然后输向北方的。分水关在福建崇安县附近，浦城县为浙江衢州府与福建建宁府之间的通道，都是江南与福建商道的必经之地。王世懋说的福建商品正是取道上述江南经浙东到福建的通道的。直到清后期，清代福建武夷山区的名产仍是由此商道输向上海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江南所产高档生丝和精美丝绸，明中后期起畅销海内外，而销往海外的这些丝绸是经由海道的。嘉靖时人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载：“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而巧立名目，曰‘走广’。”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夷情》载：“东洋贸易，多用丝……回易鹤顶等物；西洋贸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万历时人霍与瑕称：“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民专驾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31]同时人周玄贍称：“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32]所谓重货，大多是江浙丝绸。

华南商品通过上述几条通道抵达江南后，换回江南甚至华北、东北的商品，江南又成为沟通南北方物资交流的转输地区。嘉、隆时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33]地处运河南端的杭州就成为著名的中转地。

康熙二十三四年先后开设粤闽江浙四海关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迅速。沿海贸易以上海为中心，分为南洋和北洋航线。由上海向南行驶南洋航线的大多是鸟船，称南船。按定制，鸟船收泊江海关上海大关。蓝鼎元说广东商人春夏之交扬帆北上，秋冬之际顺流南下。地方记载，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药材、海蛰、杉方、尺版”等货[34]。乾隆四十年前后浙江巡抚三宝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从江南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35]。广东商人装运糖、薯粉等物到苏州发卖[36]。可知沿海道北上的南船，向江南输出木材、糖、烟、薯粉、靛青、纸张、胡椒、苏木、药材、笋干、及各种鲜果、海货、洋货等，向闽广地区运回丝绸、粮食、棉花、棉布、酒及各种工艺品等。福建、广东商人以上海、乍浦为终点，或以上海为中转，大规模从事华南与江南、华北、东北的商品流通。由松浦章依据《历代宝案》中记载的失事船只的统计，可知自康熙四年到咸丰四年，由福建各地到江南的船只有5只，装载红白糖、苏木、杂货等；从江南到广东澄海和潮州的船2只，装载棉花、布匹、豆饼、米、豆等货[37]。乾隆十四年，福建兴化府船商吴永盛等在装糖到上海，又装茶后往关东买瓜子等货物。同年泉州府船户陈得昌等20人前往转至辽东贸易[38]。黄蟾桂《晏海渺论》记，嘉庆十四年六月，“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仅此一行，价值即达百万两。嘉、道年间，潮州糖商前往江南途中遇风出事者就有好几例[39]。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浙海关的分关乍浦，不仅是从事沿海贸易的闽粤船舶的停泊地，也是对日贸易的始发港。直到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前，不但福建广东的蔗糖，福建的木材、纸张等商品，经此输向江南，而且江南的丝绸、棉布、书籍等大宗手品也是由此销往海外的。康熙中后期，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40]鸦片战争前，双林镇的辑里湖丝由广州输向国外，每年“端午前后，闽广客商聚贸于镇”[41]。镇中专设有“广行”，一过小满，“闽广大贾投牙收买，招接客商"[42]。濮院镇所产濮绸，“粤人之所尚，每岁收买抵金阊”[43]。清后期的盛泽盛绸，“行销地著者，川陕、汉口等处，而以广东为大宗”[44]。南浔镇同样设有交易的“广行”，“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45]。广东等地商人云集其地，人称“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粤商在将江南丝绸输向广东乃至海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乍浦两处海关，集中了来自沿海各地的货物。成书于日本明和年间(相当于清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公元1764—1771年)的《长崎实录大全》称，在上海、乍浦二地，各地唐船集于其地，互成交易，无论哪里出产的织物、药材、粗货、各种器物等形成数百行，江南、浙江、福建等商民携银购物由此输出，尤以从宁波、普陀山、福州、厦门、广东来的船为多[46]。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上海)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47]。与明后期和清初不同的是，康熙开海后上海替代杭州成为华南与华北、东北之间商品交流的枢纽。

需要指出的是，明隆庆起福建漳州府海澄开港，“准贩东西二洋”，清康熙开海后，所需对外贸易商品特别是丝绸、棉布、工艺品等，一直主要靠江南提供，而经由广州的海外进口商品在江南有着广阔的市场；禁海时期闽粤民间违禁通番不稍间断，经营的商品大多来自于江南，换言之，江南的不少商品藉由闽粤之人贩销到海外。江南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基本上是藉由江南与华南的联系完成的。据，“丝为当时贸易之主要品，据称，十六世纪末，墨西哥有一万四千多人，从事于丝货之制造，而其原料，则来自漳州及广州。华商经营此业，获利极厚，大宗银元，因贸易而流人，足供中国皇帝造一皇宮之用，更有人谓中国与西班牙人与吕宋居民，对于华人之重洋贸易，欲罢不能，故黄金外流，彼辈可谓主因”[48]。而来自漳州及广州的生丝，原产地是江南。如叶显恩所言，“这些采购于广州市场的丝货．主要来自江南产丝区”[49]。乾隆早期，人称“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人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50]。云集在广州的这些内地船，装载着来自江南的货物。乾隆二十年，福建巡抚缉获吕宋商人夹板船一只．船上除了所带米粮货物以外，“尚有番银一十五万圆，欲在内地置买绸缎等物”。官员询问何以不赴广东采办，回称，“夷船赴广的多，货难釆买，是以来至厦门交易”。官府察其情节不虚，便“择殷实铺户林广和、郑得林二人先领番银五万圆，带往苏、广购办货物”[51]。可见当时外商为了能够采购到所需的江南绸缎等物，也为了降低购买成本，往往前往离商品产地较近的厦门等地交易。说明其时广州市场上江南出产的绸缎等名产供不应求，外商为了如数购买，直接到内地购买。看来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情形。乾隆二十二年海关由四口收缩为粤海一关，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清廷试图杜绝外商这种径赴产地购物而利源外溢的商业行为。

从事江南与华南之间的商品交流活动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在华南的都会之地也多江南等地商人。明后期，从事“走广”的商人，就是江浙商人。崇祯初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称，在广州蠔畔街经营的商人，“两京十三省无一无之”。杭州府钱塘人陈弘谟、沈明伦就分别在蠔畔街开设绸缎铺和酒店[52]。乾隆四年，佛山各行店捐款修建豆豉巷码头，中有“江宁行”[53]，可能是专门经营南京货的商号。嘉庆年间，苏州大商人唐景泰曾在广州经营[54]。清中后期，佛山有京布行，“所沽之布，以来自南京、苏、松者为最佳”。有布业乐和会会馆，在汾水铺汾流街，光绪十六年重建[55]。清末，广州有七十二行，姑苏行公益堂，贩卖食品等物，因原来以江南产者尤为优秀，所以得名“姑苏”[56]。尽管如此．较之福建、广东商人在江南的活动，江浙商人在华南地区的活动则要逊色得多。

江南是商品生产和转输中心，全国各地商人在那里展开角逐，但是直到清中期，江南当地商人除了洞庭商人、杭州商人、湖州商人等稍有一定实力外，基本默默无闻，最有实力和最有的均是外地商人。从事江南与福建广东之间经济联系活动的基本上就是福建广东商人。

万历时，张瀚说，福州、建宁和福宁等地“民多仰机利而食”[57]。同时人何乔远则说，泉州安平一镇．其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58]。雍正元年，署江苏巡抚何天培论到苏州治安时说：“福建客商出疆贸易者，各省码头皆有，而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历来如是。查系俱有行业之商。”[59]苏州织造胡凤翬也惊奇地发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60]。从闽商在苏州的经营情况看，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清前期，据说汀州一府“贸迁有无遨游斯地者不下数千百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在阊门外上津桥始建汀州会馆，即鄞江天后宫，落成于雍正七年，共耗银3万余两[61](P345—346)。这一会馆，由《汀州会馆碑记》所载，“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也”[62]（P358），一向也由六串纸帮主持馆政。一县中的部分纸商就可独立建造会馆，福建纸商实力非同一般。广东商帮在江南活动者则主要是广州与肇庆、潮州和嘉应府三帮商人。广州商人在江南尤其众多。雍正七年大事修葺苏州的岭南会馆，捐款者除了两个官员，多达226号、人[63](P337—340)。怪不得光绪初年广州人自诩：“苏阊为江左一大都会，自岭海以南，仕商辐辏。咸、同而后，海航益利捷，吾乡人比至日益伙。”[62]。在上海，广州肇庆商帮自称：“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63](P877—880)光绪初年．据《申报》称，“粤人之寓居沪上者，实繁有徒。即以木作而论，其专做外国小木器具者，已有二百余人，特设立公所，名公胜堂。定议每日六角，例扣二分，以为同行中酬神、省墓、建醮等费”[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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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福建、广东商帮的活动的，就是这些商人在江南建立的会馆。为清晰起见，列成下表。


名称 地址 建置者 始建年代
三山会馆 苏州万年桥大街 福州商人 万历年间
漳州会馆(霞章会馆) 苏州阊门外南濠街 漳州商人 康熙三十六年
邵武会馆 ． 苏州阊门外南濠街 邵武商人 康熙五十六年
汀州会馆 苏州阊门外上塘街 汀州纸商 康熙五十七年
兴安会馆 苏州阊门外南濠街 兴化商人 康熙年间
泉州会馆 苏州阊门外张家花园南 泉州商人 康熙年间
延建会馆(延宁会馆) 苏州曹家巷 延平建宁二府商人 雍正十一年
岭南会馆 苏州阊门外山塘桥 广州商人 万历年间
潮州会馆 苏州阊门外上塘街 潮州商人 明代建于南京，清初移建于北濠，康熙四十七年迁此
东官会馆(后改宝安会馆) 苏州岭南会馆东 广州东莞商人 天启五年始建，康熙十六年改建
冈州会馆(扇子会馆) 苏州宝安会馆东 广州新会商人 康熙十七年
嘉应会馆 苏州胥门外枣市街 嘉应商人 嘉庆十七年
仙城会馆 苏州阊门外山塘桥 广州商人
泉漳会馆 上海咸瓜街 泉州漳州三县商人 乾隆二十二年
建汀会馆 原在上海董家渡，后移翠微庵 建州汀州二府商人 道光五年
三山会馆 上海福州路 福州建宁二府商人 光绪二十三年
沪南果桔三山会馆 上海火车站旁 福州果桔商人 光绪末年
花糖洋货公所 上海豫园 汀泉漳三府花糖洋行商 道光初年
潮州会馆 上海洋行街 潮州府三县商人 乾隆四十八年
潮惠会馆 上海大关南 潮州府二县商人 道光十九年
揭普丰会馆 上海里马路 潮州府三县商人 光绪十二年
广肇公所 上海二十五保三图 广州肇庆二府人 同治十一年
全闽会馆(福建会馆) 南京水西门大街天后宫
两广会馆 南京邀贵井
福建会馆 杭州羊市街 ’
两广会馆 杭州十五奎巷
三山会馆 嘉兴乍浦镇 福州商人 康熙四十五年
莆阳会馆 嘉兴乍浦镇 兴化商人 乾隆十三年
鄞江会馆(俗称靛青会馆，又称乍川会馆) 嘉兴乍浦镇 汀州商人 乾隆十四年
炭会馆(咸宁公所) 嘉兴乍浦镇 浙闽炭商 乾隆五十年
福建会馆 嘉兴府嘉兴县城 福建商人 崇祯年间
两广会馆 镇江
福建会馆(古闽会馆) 镇江城外马路 福建商人 光绪年间
沈溪会馆 太仓州嘉定县城回春桥 福建商人 嘉定八年
福建会馆 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 福建商人 光绪年间

资料来源：乾隆《昊县志》卷一0六《艺文》；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道光《乍浦备志》卷二o《祠祀》；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光墙《嘉定县志》卷二《营建志》；光绪《嘉兴县志》卷一0《坛庙》；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七《建置》；民国《南浔镇志》卷二《公暑》；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41、3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编》第233—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7、340、350、35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六《会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甘熙《白下琐言》卷二；陆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卷四《祠祀》，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八《查核上海会馆井无囤贮私盐暨舟山地方产盐应归浙江经理折》。

上表表明，自明至清，福建广东二省商人在江南至少建立了35所会馆，其中福建商人建立者24所，广东商人建立者11所。在苏州，广潮嘉三府商帮还在城外莲花兜专门建有“海珠山馆”，作为贮货上下河岸之用[65]。这些会馆，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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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年代早。凡已知具体建立年代的会馆，清前期大多已经存在。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表表明，早在明代万历时，福州商人已在苏州建立了三山会馆，广州商人在苏州建立了岭南会馆，广州府的东莞商人更于天启年间在苏州单独建立了东官会馆，潮州商人则在南京建立了潮州会馆，福建商人于崇祯年间在嘉兴县城建立会馆。明代地域商人在江南建立的会馆仅此5所，而全部是由福建或广东商人建立的，这不仅说明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都是较早在江南活动的外籍地域商人，而且充分说明了福建广东商人在明代江南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学界探讨商帮成立的和标志，还殊少说明。实际上这些会馆正是重要的例证。

二是会馆建立普遍化。仅在苏州一地，到清代雍正年间，福建八府商帮基本上以府为地域范围，先后建立了7所会馆。全省商人以府为范围在一个城市均建有会馆，这在江南乃至全国都是惟一的。

三是就建立者的地域来源而言，会馆建立相对集中。如广东广州商帮在苏州，除了全府范围的岭南会馆和东莞县的东官会馆，该府的新会县商人又于康熙年间建立了冈州会馆。区区一府商人差不多在同时建立3所会馆，这在苏州是独一无二的。如广东潮州商帮在上海，于乾隆二十四年置买小东门外姚家弄口市房．创为会馆。该帮内部又分成潮阳、惠来一帮，海阳、澄海、饶平一帮，揭阳、普宁、丰顺一帮。道光初，揭普丰帮首先以该帮之厘自抽自用，而向会馆继续捐款的以潮惠帮中的糖、烟厘为最多。道光十九年，清廷严禁鸦片，潮阳人因贩买鸦片遭他帮遣责，乃另立潮惠公所于振武台城濠之北。同治五年，潮阳帮中糖、烟、洋药业各按货抽厘，在十六铺南独创潮惠会馆，建馆费用多达60500两。一府商人内部以县为范围分为三帮建立3所会馆在一个城市活动，这在江南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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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单个会馆的实力也相当雄厚。如苏州的三山会馆。三山会馆于万历四十一年建立后，经康熙和乾隆时重修，“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66]。后经道光时再修，规模不断扩充。道光十年，捐款者多达110余号、人，其中洋帮32号，干果帮14号，青果帮16号，花帮20号，紫竹帮3号[62](P355—359)。再如苏州的潮州会馆，清初迁建于北濠后，因“潮人之仕宦商贾往来吴阊者踵相接”[67]，康熙四十七年开始在阊门外山塘五图义慈巷西兴建新馆，五十六年建成。雍正十一年在天后阁前后增建关帝祠、观音阁，乾隆八年在观音阁后建成昌黎祠，总名为潮州会馆。自后，如潮商所说，“凡我潮之懋迁于吴下者，日新月盛”。会馆也经修葺，规制焕然一新。自康熙四十七年到乾隆四十一年，会馆先后购置房产18处，费银30665两，其中一处在北京[62](P340—344)。这么多房产，在苏州的外地商帮中是少见的，显示出清前期潮州商在苏州的兴盛程度。如上海的广肇公所。广州肇庆商帮据说鸦片战争前就设有会馆在城内，毁于兵燹。同治十一年，该帮费银3万余两在城北二摆渡购屋建立广肇公所。又置办广肇山庄，设广肇义学2所，并设广肇等。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五年，会馆经费收多于支，运营正常[63](P877—880)[68]。再如上海的泉漳会馆。乾隆年间，泉州、漳州两府的龙溪、同安、海澄三县客帮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滨浦房屋土地，建造泉漳会馆，同时置买北门外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不久又置买会馆临近房屋田地，收取租息，作为会馆维持经费。据说该会馆，“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会馆周围，上下通衢多是该帮商人。以后随着到上海贸易人数众多，陆续添置公产，到道光十一年，该帮在官府登记的房产多达226间，田地26亩，仅司月就有金协盛等51家商号。次年会馆重修，捐款者除了司月和公估产局，还有商号4家，船号4l艘，洋船7艘，共捐银元1633元。咸丰七年捐款者更多达商号或32，号船及租船68艘，共捐银7110两，银元204元。光绪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房产有50余号，房屋650余间[2](P233—249,277)。这在上海各帮中也较为少见。房产如此之多，可以想见该帮实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调查后编成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支那经济全书》第二辑，记载了其时在上海的22支商帮。其中称潮州帮，专门是汕头商人，在当地居住的商民数有一万内外。在当地的营业以鸦片为主，其次是烟草铺。此帮贸易的鸦片从淮安等其它中国内地采购。称作潮烟的烟草在中国有名。此外潮州帮商人又是外货及南货的输入者，其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在上海这一类货物的输入商的巨商也多潮州帮。建汀帮，是福建省的建宁府、汀州府等闽江上游地方的商人。贩运的货物主要是木材。福建省出产的木材在全中国最为有名。上海及附近由美国人、日本人修建的洋馆、铺筑铁路或者中国人造房子所需木材皆仰此帮商人从福建供给。此等福建的木材商皆集中在城东到城南，沿黄浦江两岸木厂木行营业颇盛。属于此帮的大木材商有30多家。此外此帮中主要经营烟草、药材，以及利用民船从事沿海航行的也较多。广东帮，居住在上海的广东商人有五万左右。在当地从事的商业种类，经营洋广货铺，所贩卖的货物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此外，外国商馆雇佣的“买办”以及下等劳动者如船坞及机械工场的职工也多为广东人。在上海商市上，广东帮颇有势力，仅次于宁波商。他们很早就与外国人交易，通晓外国事情，在贸易上发挥出天性的进取精神，在中国各地和外国商人之间异常活跃。在中国无论何地只要需要外国货的地方，都能见到广东的输入商。而外国人在中国的贸易，只能雇佣那些信任的中国人，不熟悉当地的情形就束手无策，于是那些精通中国各地情形且懂得外国语的广东人就被雇聘为“买办”。而外国商人的势力近来渐次归于“买办”手中。在中国无论何地，凡与外国贸易，广东商实居其主要势力。在上海，地方商人的势力，宁波商居其主位，广东商坐其次席[69](P74—85)。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综上所述，在江南，福建商人主要从事食糖、木材、烟草、纸张、靛青、花木、洋货南货等商品的经营，其中福州商人主要从事木材、花木、洋货南货、果桔等，是清代向江南输入木材特别是福建木材的主力；泉漳商人在上海与家乡之间主要从事生丝丝绸、棉花棉布、蔗糖等船运贸易，是向家乡输入棉花、绸布而向江南输出蔗糖的主力；建汀商人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汀州府商人在苏州乃至江南主要是上杭帮和永定帮，主要经营纸张书籍、烟业等，是向江南输入纸张特别是闽纸的主力，该帮商人在上海和乍浦海口以经营靛青为主，是向江南输入“福靛”的主力；兴化商入主要经营烟草、烟丝等业。广东商人在江南从事的行业较为广泛．主要有买办、丝绸、棉布、蔗糖、烟草、鸦片、花木、铁货、葵扇、木器制造、洋广杂货等业，其中买办主要由广州肇庆人充当，蔗糖、鸦片、烟草主要由潮州商人经营；广州商人特别是新会商人以贩卖葵扇出名。在近代最大的通商都会上海，广东商人的实力仅次于上海附近的宁波商人，其中的买办最初独居鳌头，后来才稍逊于宁波商人．木器制造也仅次于苏州、上海当地商人及宁波绍兴商人的实力。福建广东商人在沟通江南与华南的经济联系，导致上海商市的日益兴盛，乃至促使近代江南的转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都是经济较为发达和商品流通频繁的地区。但是自明中期起直到清中期，江南一直是引领全国生活新潮流的地区。万历时，杭州人张瀚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57]清中期，纳兰常安称，苏州制造百物，“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凡其所制，亦概之曰‘广作’。然苏人善开生面．以逞新奇，粤人为其所役使，设令舍旧式而创一格，不能也。故苏之巧甲于天下”[70]。纳兰常安所言，反映了其时广州和苏州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广州较之苏州，还是有距离，通常只能循苏州之规矩，按苏州之新样生产，却还没有自己的创意。江南与华南的商品交流，其经济功能是双向互补的，而生活习尚方面，则江南对华南的影响甚于华南对江南的影响。试举一例，清代苏杭妇女装饰在广州非常时髦，有人以诗描写道：“苏杭髻样细盘鸦，对对梅钗压鬓斜。茉莉素馨都进却，巧装玫瑰剪袈裟。”广州城中是一派苏杭服饰。苏杭人的行为方式对广州人有着深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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