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摘  要]20世纪50年代，我国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低；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我国确立了优先重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对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项目结构、主体结构的，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许可的范围，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

    [关键词]基本建设投资  投资管理体制  区域布局  项目结构  主体结构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一般从劳动力、资金以及技术进步的角度入手分析。对于一口众多并且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发展家来说，劳动力的供给丰富，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就突出了。而技术进步与资金投入息息相关，如何筹集资金、通过基本建设投资使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有效增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分析中国大陆工业化起步的路径。

一、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

    1．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尤其低

    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大国。直至16、17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国外有人测算，鸦片战争以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中国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不过如果按人平均，早在1820年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左右。[1]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压抑和外国入侵，近代工业举步维艰，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1949年，中国农业基本上仍是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全国平均亩产量粮食为63．5公斤，棉花为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3公斤，生猪0．11头，水产品0．85公斤。[2]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政府的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办一些新式工业。据1872～1911年统计，历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以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3]可见中国近代工业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100余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100年中，中国战乱不断。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零星的工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即使以此前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衡量也是如此。1933年工业总产值中，工厂生产占27．98％，手工业生产占72．02％。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2．3％，[4]工厂的规模也很小。在工业内部，纺织、饮食和烟草业的产值占了58．4％；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这一比重仅占23％左右。加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5]能源、机械、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尤其薄弱。

    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支出法为692．2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人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按支出法为人均121元，约合不到40美元)[6]。在人均GDP如此低的条件下，要建设平均投资约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依靠私人投资是很难实现的。

    2．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据统计，1950年，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3004户工业企业的全部流动资产仅为3．214亿元，户均10．7万元；10627户商业企业的自有资金仅为2．526亿元，户均2．38万元[7]。与工业化建设动辄数千万元建设一个企业相比，私人财力无异于杯水车薪。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集中财力、物力从事工业化建设，与40年代末民国的资本构成分不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官营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至1949年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是它的崛起和初步发展时期；1937～1945年是快速发展时期；战后至1947年因接收日本和汉奸的产业而急剧膨胀、达到高峰。国民党官营资本首先在领域形成，至全国解放前夕垄断活动已遍及贸易、工矿、运输、金融等领域。以战前法币计算，战后国民党官营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产额508118万元，[8]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3．85％。[9]1949年以后，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并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3．遭受封锁禁运

    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如果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多种途径，广泛运用世界的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改善经济环境。但是，当时我国没有这种条件。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10]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11]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管制交通运输、出口货物、冻结资金和不开美元信用状等各种，全面升级经济封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外贸方向发生变化，由与西方国家为主迅速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在通过外贸方式大规模引进其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集中财力、物力从事工业化建设。

    4．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能源、机械、原材料等基础工业薄弱，经过1950～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1952年工农业生产虽然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工业总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1／3左右，特别是重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5．6％。重工业的薄弱和落后反映在能源、钢铁、机械、化学等大批基础工业欠缺，缺乏制造机械的能力，能源、原材料严重不足，已有的轻工企业设备不能充分运转等方面。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为了不再重演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和民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中国借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决定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只有千方百计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人力，才能使这一方针得以实施。①

二、20世纪50年代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构

    在以上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    1．产业结构

1950～1952年，国民经济处于长期战乱后的恢复时期，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财力极其有限，三年总计仅78亿元。当时领导经济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定：恢复与调整、新建的重点应当是铁道、水利与重工业。在这个时期，投入铁路、交通和邮电业的资金占全部基建投资的22．69％②。交通运输业中主要投资于铁路，至1950年5月，全国原有铁路全部恢复运行。至1952年底，三年铁路铺轨3062公里，其中新建铁路132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比1950年增长26．7％；初步建成了塘沽新港；邮电通讯里程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9％，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有线通讯。投资的第二个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当时恢复农业的关键措施是土改和水利建设。这三年农林水利投资总额为10．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3．14％。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比较，这个时期的水利投资比重是最高的。1951年以后，工业投资显著增加，重点投资于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这种投资结构固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更主要的渊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紧张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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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近日有人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道路所引用的基本上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说，就是从列宁的第一部类优先增长一直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李慧莲：《中国要不要“重型化”争论再起》，《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21日)。这种看法，就历史情况来看并不完全，因为中国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的原因并非全部来自理论。

    ②  1953～1985年铁路交通邮电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平均为14．3％，其中“四五”时期为18％，比较起来，这个时期的比重是相当高的。

    尽管如此，这三年用于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仍超过了以后的几个计划时期。这是由于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持相当谨慎、客观的态度，充分认识到恢复轻工业也是恢复重工业的必要条件，重工业不可能脱离轻工业的恢复而孤立地发展。正如周恩来总理当时所说：“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12]因此，当时对纺织、造纸等轻纺工业给予了相当比例的投资。1952年纺织工业的投资达到工业总投资的11．65％，甚至超过了钢铁工业。总的来看，这个时期投资结构大体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实施效果也比较好。在1949～1952年间，轻工业年均增长29％，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9．4％，二者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为1：1．7。[13]这一比例既发挥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相互促进的作用，又有效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重、轻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的状态。

    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从1953年起，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五”计划期间，五年累计实际完成的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其中，能源、冶金、机械、国防工业等部门实际完成的投资占重工业投资的90％多。冶金工业等原材料工业是重工业建设的重点，冶金工业主要包括钢铁和有色金属两大行业。五年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投资达15．5亿元，占同期钢铁工业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武汉青山和内蒙古包头建设的武钢和包钢两个大型综合性钢铁基地先后于1955年8月、1957年7月动工。此外，对马鞍山、重庆、太原等地的钢铁企业进行了调整和扩建。为满足工业对特殊钢材的需要，在黑龙江新建了齐齐哈尔特殊钢厂，改建了本溪钢铁公司、抚顺钢厂、大连钢厂、大冶钢厂等中小企业。经过五年建设，1957年生铁产量达594万吨、钢535万吨、成品钢材415万吨，钢产量平均年递增32％。1949年以前中国只能生产100多种碳素钢，到1957年生产的钢材品种已达4000余种。过去不能生产的钢轨、无缝钢管、各种大型钢材、薄板和合金钢等均开始生产。机械工业是重工业建设的另一个重点。五年累计机械工业完成投资38．47亿元，在同期各工业部门的投资完成额中仅次于冶金工业，占第二位。其中以制造冶金矿山设备、运输设备和大型铸锻件的重型和通用机械部门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部机械工业投资的1／3强。“一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11个，同期建成投产的53个。随着这批项目的建设，到1957年底，中国有了载重汽车、高炉、平炉、焦炉设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信设备等几十个过去没有的、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使机械设备的自给能力从解放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能源工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一五”计划期间，煤炭工业的建设重点是恢复改建和扩建原有矿区(包括在原有矿区新建矿井)，同时积极开发了一些新矿区，如海州露天煤矿，再如东山和中央竖井等大型矿井。电力工业的建设以火电为主，建设的安排采取加强原有基地和建设新基地同时进行的方针，建设了如兰州、武汉、西安(三厂)、太原(二厂)、包头(二厂)、佳木斯(纸厂扩建)等热电站。轻工业重点加强了纺织、制糖、造纸工业的建设，新建了石家庄、西安、郑州等棉纺厂，佳木斯与牙克石两个综合造纸厂，广州麻纺织厂等。

    从1958年开始，我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一方面继续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尚未完成的项目，同时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盲目追求高速度，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建设方针，开展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巨大浪费，同时导致交通运输异常紧张。为了缓解矛盾，1958～1960年，交通运输的建设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铁路方面，除“一五”计划期间开始建设的续建工程兰新线、川黔线、包兰线、内昆线(内江—昆明北站)以及天兰线部分路线的改建等10项工程外，1958年又新开工了贵昆(贵阳—昆明北站)、成昆(成都东站—昆明西站)、湘黔(田心—贵定)、昆浪(昆明—一平浪)、川豫(青白江—信阳)、兰青(河口南—西宁)、侯西(侯马—阎良)、三茂(西南—茂名)、皖赣(芜湖火龙岗—贵溪)、沙大(沙河街—大冶)、平襄(平顶山—襄樊)、玉福(玉山—福州马尾)、金温(金华—温州)、张华(郭磊庄—集宁南)、大保(保定南站—上北泉)、新泰(新喻—泰和)、甘武(宁夏甘塘—甘肃武威)及海南岛环线等18项铁路建设，1959、1960年又相继新开工了8条干线，三年新建干线建设项目多达36项。同时加快了公路建设。1958年提出了“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为主”的建设方针。1958～1960年依靠国家投资建设的公路累计新增33572公里，而依靠“全民大办”建设的简易公路达几万公里。这些公路标准低、质量差，但是其中大部分经过以后的整修改造，基本上保留了下来。水运建设中，内河航运里程虽然增长不多，但驳船大为增加。沿海港口，如秦皇岛、塘沽、上海、黄埔、湛江等都进行了扩建，动工兴建了十几个万吨深水泊位，1958～1960年累计新增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409万吨，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五年累计新增能力835万吨的168．7％。同时南宁、昆明、成都、贵阳等机场先后开始建设，民航通航里程新增1万多公里。1958～1960年累计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事业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5．82亿元，相当于“一五”计划时期五年累计完成投资26．21亿元的174．8％。水利建设规模空前。1958～1960年3年中有270余座水库同时动工，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85年，大型水库工程(包括已建成的和未完工程)中有2／3都是在此期间开工建设的。1958～1960年水利建设三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5．95亿元，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5年累计完成额的297．7％，增加近2倍，其中还没有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在“全民大办”中投入水利建设的大量劳动力投入。如海河流域兴建的库容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就有19座，其中超过10亿立方米的有8座，它们是：密云、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横山岭、岳城、于桥。除密云水库为直属中央的建设项目外，其余均为地方项目，这些水库都是规划中根治海河和海河五大支流的水库。轻工业、城市基础设施和通讯服务业为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薄弱环节。这个时期非生产性建设中比较突出的建设项目是：1958年4月到1959年9月在北京建设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新火车站、迎宾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馆、华侨大厦和民族饭店十大建筑。它们由中国设计人员自行设计，并在广大建筑工人的努力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高质量地建成，其造型新颖、美观、各具特色，并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民族风格，成为中国50年代建筑设计中的杰出代表。

    1958、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猛增，分别比上年度增长88．11％和30％。与此相应的是，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度增长140％和20．7％，水利分别比上年度增长168％和24．3％，明显超出了平均值。而城市建设分别增长51％和49．56％，低于平均值。建筑安装和勘察设计方面则是1958年比1957年分别下降42％，1959年仅比1957年上升15．8％。这些数字反映出“大跃进”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结构比例失衡，城市建设明显滞后；为了追求“高速度”，部分项目实施采取了“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错误程序，从而严重了建设质量，这一问题在中小型建设项目中尤为突出。

    2．区域布局

    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最多的是东北地区。1951年，东北占了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总量的40．3％，1952年占了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4．8％。对于这样做的原因，陈云曾经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东北跟关内有很大不同。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生产就恢复了。关内就不是这样，开一个工厂需要相当时间，一般说，从开始订机器到安装好机器，没有三年五年的时间是不行的。”[14]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生铁产量占87％左右，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农业也比较发达，1938年大豆产量占全国的51％；加之解放得早，受战争破坏的时间较短。而当时山海关内投资环境差，大部分地区资源尚未勘察清楚，电力不足，京汉铁路沿线缺少较有规模的钢铁工业。直至1952年，中部、西部电力合计仅占全国的10．6％。因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主要安排在东北，其次为华东和华北，西北、西南的比重很小；沿海高于内地，前者占37．4％，后者占34．1％。

    与此同时，关内集中力量修筑铁路、建立电站，同时进行勘察，以便有条件设计若干工厂。至1952年，西北的石油、湖北大冶的钢铁和一批火力、水力电站已经可以进行工业设计了。

    这一时期，各大区在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投资因地制宜，形成各自的恢复建设的特点。东北区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以及为保证重工业发展的燃料动力工业，同时努力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准备为全国建设输送人才。华北区的特点是地方国营工业比重和市政建设投资比重大于其他地区。华东水利事业投资比重较高，其中治淮工程占据突出位置；工业也是一个重点，但投资比较分散，大部分用于原来已有基础的机电工业。中南区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水利，其中棉纺织业占工业投资的第一位，水利建设的最大项目是荆江分洪工程。西北和西南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各大区中总量较小，主要投资于铁路和公路建设。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因为顾及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并且为了改变西部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国家实施了“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一般不扩建、新建”的方针。这一时期沿海新建企业少，投资比重下降，增长速度缓慢；内地新建企业多，投资比重上升，增长速度较快。“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包头、西安、洛阳、太原、兰州、成都、武汉、株洲等城市。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有50个设在东北，32个设在中部；44个国防企业有35个设在中、西部地区，其中21个安排在川陕两省。当时的布局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就近资源。冶金化工企业安排在矿产资源和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工业安排在能源、原材料产地附近。(2)有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经济面貌。(3)国防安全。①这些情况表明，这一时期区域投资部署的特点为均衡发展战略。通过逐年加大内地的投资比重，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内地建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如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郑州、西安、兰州、武汉、包头、太原、石家庄、株洲、武汉、成都，等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沿海与内地投资比例为46．7：53．5的基础上，1958、1959年内地投资比重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内地投资平均超过了60％，其中1958年内地投资的比重为50．76％，1959年投资的比重为63．81％。沿海和内地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及其变化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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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譬如当时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南朝鲜、日本等地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3．项目结构

    以1957年之前和1958年之后划界，20世纪50年代前后两期由于建设方针的变化，基本建设的项目结构发生变化。

    按大中小项目的投资额衡量，1953～1957年对大中型项目的投资有逐渐升高的走势，1955年达到最高峰，为59．8％，接近60％。1955～1957年平均在55％以上。1958～1959年在大搞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中小并举”，大中型项目占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小型项目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接近50％。

    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比重衡量：新建项目的比重逐年升高，改建、扩建项目的投资总额虽然大幅度上升，但投资比重呈下降走势。这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后，大量新的工业项目上马所致。

    4．主体结构

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公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低，一般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1。这些情况决定了私人投资额不大，增长率也比较低。但是由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特别是1950、1952年两次工商业调整以后，投资增长较多。下面是1949～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中私股及私营工业资本额的变动情况：

    私营工业投资集中在纺织和食品工业，占了总额的50％以上，其他行业虽然户数较多，但规模小，资金和产值所占的比重也较小。如据对华北全区2873个较大型的私营工业企业1952年的统计：纺织企业为522个，占私营工业企业总数18．17％，占私营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的34．72％；食品工业企业203个，占私营工业企业的7．06％，占其产值的21．O2％；金属加工企业662个，占私营工业企业总数的23．04％，占产值的11．74％；燃料采掘方面的企业467个，占企业总数的16．25％，占产值的2．56％；化学加工企业116个，占私营企业总数的4．04％，占产值的0．07％。与工业投资相比较，私人投资于商业的户数和资金更多。以广州市1950～1952年国内私人投资(华侨投资除外)为例，投资于工业的为408户、401万元，投资于商业的为847户、766万元，后者为前者户数的一倍多、资金近一倍。其他行业投资额比重由大至小顺序为运输业、服务业、饮食业、金融业、建筑业，对农业的投资为零。私人投资的地域主要在大中城市。据195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2个城市中公私合营工业及私营工业的资产占了全国这方面资产总额的67％，其中上海一市即占了41．5％。[15]

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指导下，政府投资成为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除了的房屋修建由农民私人进行之外，城镇基本建设投资基本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其中，中央政府各部所占比重在1953～1957年呈上升趋势。1958、1959年地方政府投资的绝对额和在总额中的比重均明显提高，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比重。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1958年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地方所致，另一方面与上述这两年小型项目大幅度上升是一致的，详见表4。

三、基本建设投资的波动及启示

    1．投资与波动情况

    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发展经历了9次周期性波动，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波动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两次波动与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建设投资具有密切关联。第一次经济波动是1953～1957年，经济增长率由14．0％降到4．5％；第二次经济波动是1958～1962年，经济增长率从22．0％跌至—6．5％。[16]

    中国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有体制、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在经济体制方面，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的快速膨胀与急剧收缩又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建设中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类似于匈牙利的“投资饥渴”、“投资扩张冲动”，导致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一次次快速膨胀与急剧收缩，造成大的波动。①

    1953～1957年发生了第一次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波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52年为43．56亿元，1953年大幅提高到91．59亿元，1954、1955、1956年又持续升到102．68亿元、105．24亿元及160．84亿元。为保证经济稳定发展，1957年政府实施“反冒进”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下降为151．23亿元。1953～1957年第一个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投资增长率波幅高达116％。

    1958～1962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发生第二次大的波动。1958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升到279．06亿元，较1957年增长了84．53％，1959、1960年又持续上升到368．02亿元、416．58亿元。但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1961年起政府实施经济调整，1961、1962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降到156．06亿元、87．28亿元，降幅为62．54％和44．07％。1958～1962年第二个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中，投资增长率波幅为128％。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上升阶段都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扩张，然后带动宏观经济全面高涨，而在周期的低谷阶段又以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锐减，导致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下跌。在1953～1957年的经济波动周期中，1953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以110．26％的增长速度扩张，中央政府实施“反冒进”政策后，1957年收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也跟着下降；在1958～1962年的经济波动周期中，先是195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84．53％的幅度上升，经济发展也以22％的速度上升，1961、1962年政府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投资规模分别比上年下降62．54％和44．07％，经济发展速度也下降为29．7％和6．5％。

2．几点启示

第一，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管理推行过两种不同的体制。一种是中央集权制，实行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种体制下，绝大部分投资活动，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分配、投资的战略决策和项目决策等统由中央做出，以便于国家统筹规划，调整和改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另一种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制，实行于“大跃进”时期。这种体制是针对中央集权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投资管理趋于僵化的状况而实行的改进措施，中心是扩大地方投资分配权限，调动地方管理投资的积极性。前一种体制在中国经济建设的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特别是50年代初期，在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基础比较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条件下，中央集中管理，保证了国家财力、物力的集中使用，有效地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布局，奠定了国民经济物质技术的初步基础。50年代后期，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一度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体制，试图解决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产生的某些弊病，中央与地方的投资分配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这种放权体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以上两种体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行政办法管理投资，资金无偿使用，偏重于指令性控制，只是听命使用资金。这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经济关系不甚复杂的条件下，尚能够较好地贯彻国家的投资政策，使投资决策与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有适合于用行政办法管理投资的经济条件必然束缚企业的积极性，经济体制必将相应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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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尔内在匈牙利经济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盈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投资不存在饱和，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存在投资扩张冲动。参见[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97～201页。

    第二，建设规模不能超越国力许可，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1957年改进投资管理体制开始不久，受急于求成的情绪，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迅速地波及投资管理领域，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改进的目的，反而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下放权力演变成了计划的放任自流。生产的高指标和各个大区都要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刺激了各地区、各部门盲目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使“块块为主”的计划体制难以保证中央的统一计划和综合平衡。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检查监督制度，把项目决策权大部分给地方、部门和单位以后，致使一些地方和企业只顾局部利益，损害国家整体利益，自行挪用流动资金和其他资金、材料搞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导致投资总规模的急剧膨胀。1958年全国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1589个，1959年1361个，1960年达1815个。三年中，每年的施工项目都相当或超过“一五”计划时期五年的施工项目数。基本建设投资由1957～1960年增长1．71倍。l958～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递增43％，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却逐年下降。投资规模大大超过国力的承受能力，导致财政连续三年赤字169．4亿元。由于投资规模失控，投资效果下降，1958～1960年基本建设平均建设周期长达9年，比“一五”计划时期拉长了4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比“一五”计划时期下降了12％，限额以上项目建成投产率比“一五”计划时期下降了4．8％。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结果导致银行信贷严重失衡，商品可供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形成巨大差额，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原材料和能源短缺，库存空虚，物价上涨。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国家被迫进行全局性的经济调整。[17]

    第三，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既要照顾眼前又要照顾长远。财力物力主要指资金、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只有统筹各方面比例协调，发展才能持续。因此，在资金的安排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陈云曾指出，这些意见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愿望：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关于如何搞综合平衡，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桶”，即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是历史经验的。

总之，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是要适应国情，适应它所处的，走出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征程既要从国情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及时和汲取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也是21世纪初重新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意义所在。

    [参引]

[1]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2]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54页；《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3]  严叶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5]  郭瑞楚：《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60页。

    [6]  GDP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局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9)》，东北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3年版，第708页。

    [8]  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10]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1辑，第75、100、114页。

[11]  详见董志凯著《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1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13]  《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15]  参见董志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私人投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6]  参见刘树成《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大事典》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