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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性者，唯荀子最为随顺法性矣。盖人性者，人类生定之分；若言善恶以人异，善恶混无善无恶，则人类于善恶无生定之分，虽论人性，犹之未尝论人性耳。若夫泛爱之善，既属意识逆转意根我爱而推广，起必有待乎外缘习种，亦非人类生定之分。人类之生由于染意，染意必与四烦恼俱，意识必依意根而发，意根染故，意识亦染。顺之而偕前五根识，交待外缘，起为行业，必有营私凌人之恶，则人类生定之分也。近世天演学者，谓人皆有贪生营私之欲，义亦符契。故荀子性恶，于义为诚；孟子性善，特举人类可能性之一端当之耳，是济世之说，非穷理之谈也。（16）
就佛法而言，所谓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之说，是指的众生“无生之本心”。后世沙门受儒家影响，据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之说以谓人性是善，“此既乱于善恶正义，亦未能辨乎心性也。”
最后论解蔽。荀子在《解蔽》篇中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并列举了“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十蔽，指出：“凡万物异，则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的意思本在祛除人类由于视角的偏狭而造成的对真理的遮蔽。太虚的思想则是从体证“真性无性”与“幻性有性”的统一关系入手而“解人心之弊”：
解蔽者何？解人心之蔽也。蔽之者何？如是心生，即有如是法生，万法皆心之蔽也。解之者何？道也。道者何？人心以一行万、以类行杂之通途也。而能解之者还在人心，非证乎心，无见乎性；非见真性无性，则不能以一行万；非见幻性有性，则不能以类行杂；故曰：道者治之经理，心者道之工宰也。唯管子亦曰：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今荀子解蔽一篇，可谓举之无上，接之无下，保傅人天，而度越人天矣。（17）
差别而无差别，故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无差别而差别，故体常而尽变。不昧无差别心而遍观有差别法，故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随顺差别之理而曲成差别之事，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是谓大清明，于是乎心术之患法，蔽塞之惑解矣！（18）
显然，从“真性无性”与“幻性有性”的辩证关系，是可以合乎地得出上述结论的。
（三）论宋明儒学
太虚对宋明儒学的论述重点在于揭示宋明儒学与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太虚认为，自晚唐、五代以入于宋，禅宗实际上是中国学者的思想核心，不但佛教的天台、贤首和净土等宗是以禅宗为根底而各开其应化门户，道家和儒家也在禅宗的基础上发展出道教仙学与宋明。道教的本业，是以长生为目的的炼丹出神；儒家的本业，则是治世的人事。这二家所取于禅宗的，道家方面是“先守窍、令心静定”的类似于习禅的活动，儒家方面则是如周敦颐教人寻“孔颜乐处”等的类似于参禅的活动。但儒、道两家均因为挂怀其本业的缘故，不能放下世俗的生活，由大死而为大活；稍有所得，即回复其延生经世之业，力图成为飞升的神仙或人间的圣贤。太虚说：“今以唯识学之术语喻之，则从上所传教外之禅，譬第八识所变实境。立为禅宗门庭者，则如前六现量，亲托彼为本质而变为自所缘之相，能符彼本质之自相者也。立为台、贤等门庭者，则如第六正比量，疏托彼为本质，变似名相，不谬彼实境之共相者也。彼道与儒，则如第六非量，亦或亲或疏托彼以为本质，由无始我法分别熏习力故，变似所执实我实法之名相，于所托之自相、共相均有迷误者也。”（19）所以儒、道两家虽同托于禅，但其内在精神实际上与禅相去甚远。
太虚又说，儒、道两家在宋以前也有类似于禅修的活动，如庄子的“心斋”、“朝彻”，荀子《解蔽》篇所言“空石中人”等皆是。禅定之学原不限于佛法，是古代追求内心修养者共同的修习活动。但汉唐之间，道家务长生以修命，儒家务治世以修文，很少有修习增上心学的禅定的。宋明以来道家的“修性”，儒家的“究心”，其实是由于感受了禅宗的佛化。宋明以来，因为以禅宗为共通的根底，国民的普遍上，每易有三教同源的思想。一般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上，守儒家之态度；而一般没有知识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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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三教同源的思想上，持之态度；真正彻里彻表为禅宗之宗、佛教之教者，只有极少数人。所以宋明儒学，虽渊源于禅宗，但因其肤浅自封，终不能达到禅宗的高度。太虚说，一般人多以为宋明儒学渊源于道家，理由是朱熹、陆象山及王阳明，皆出自二程，二程则师茂叔而友尧夫，茂叔之“太极图”与尧夫之“先天图”，皆出于道家陈抟所传。但实际上，周茂叔与陈抟皆与禅门有关联。陈抟以禅附道以道其所道，周、邵又以禅附儒，从而开辟了三教混合之局，贯穿其中的则为禅宗。
太虚认为，周茂叔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仿自禅宗的参话头。《太极图说》中所谓的“无极而太极”，乃是指“心”。周之“太极”，即邵雍之“先天”。邵曰：“先天学，心法也；万化万事生于心。”（20）又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太虚解释说：“先天谓心能造业，业即天命，后天谓业招而果酬，通心业果曰道。”邵雍又曰：“心为太极，道为太极。”又以心谓之“中”，故曰：“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变而不离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宋明儒学大致以“太极”、“一气”或“元气”为天地人物变易的本体，以“中”、“天理”或“天性”为理性的标准，而这些皆是以“心”来诠释的，证明了禅宗或“佛心宗”是宋明儒学的大原。谢上蔡以心说仁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上蔡出自大程门下，大程说仁，谓“天地生生之大德”。太虚释曰：“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若活人有藏识，死人无藏识，此仁即指藏识”（21）。大程亦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这是以《易》之言说心。杨慈湖印本心于象山，即指其所悟本心为己耳。至象山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语尤显然，又言“理亦即心”，故曰：“塞宇宙一理耳！此心此理，不容有二。”又曰：“仁，即此心此理，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阳明继承了象山的理路，乃曰：“析心与理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不知吾心即；佛老之空虚，不知物理即吾心。”又曰：“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临终谓其门人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说！”（22）这都是与禅宗一样，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宋、明儒学之特色，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