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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朱的理、气，太虚也做了分辨。大程言“气即理”，故曰：“祇此一阴一阳是道”；又曰：“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小程言“气非理”，故曰：“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彼以“理”不是阴阳“气”，而是所以阴阳“气”者，故理、气二。朱熹继承小程之说，极力主张理气为二；而陆、王承大程气即理说以说“唯心”。大致来说，执理气二分说者，每与佛辨，以坚持其道德理性与佛教的不同；持气即理说者，如象山、慈湖、阳明、龙溪等人则不与辨，因为从本质上与佛无大异。
太虚说，的“气”、“道心”、“本心”等，大多指“一切种子如瀑流”之习气种子识而言。所谓“性”、“理”，则指各物各人之报体“真异熟识”而言，亦即我爱执藏的内在自我之体。各类众生的共同性为“同分性”，即所谓天命之性；天命为人则人，天命为兽则兽。每类众生若能保持其“同分性”，依照同分性的要求而行动，即是“性”。以人而论，如果具有人类共同的伦理性，则为“人”，低于或超过人类共同的伦理性，则纵有人之形而非复是人，或堕而为禽兽，或超而为天佛。儒者努力保持人之异于禽兽的伦理性，所以孟子曰：“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又努力完成此人的伦理性以成就贤圣，所以曰：“人伦之至，谓之圣人。”这正如佛之教人勤守五戒一样，当然是好的。但以此而排斥对“天同分性”、“出世圣性”和“佛性之上乘法”的超越性追求，则是不能成立的。程朱等人只因为坚执人类的道德理性，恐怕人类堕落为禽兽，就只准人为人，而不准人为超人的“天”、“出世圣”、“佛”，这是很可笑的。
那么，为什么宋、明儒者既然同有见于“本心”，而又以人伦理性而排佛呢？太虚列举了五条原因。一、先入为主，守门庭故。二、虽窥本心，未深明故，因为非大菩提不能圆明本心。三、不知佛有人乘法故。四、中国佛徒偏出世故。五、经、律、论藏少研究故。六、方便教化先成人故。其中第六条，方便教化先成人一条，其实是佛教的“人乘法”。佛法教化大众，首先注重使之完成人格，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不堕恶趣；而中国的儒学最合乎此，所以在中国即可用之以教化世人。中国历来的佛教徒，皆偏于出世，而不知以此教化普通人众，致为儒者所排。但儒者据此以为自己的专利，不知是佛之人乘法，佛徒若弘扬人乘以夺其业，更易起诤，所以宁愿超然方外，而少数由儒入佛，真明于佛者，也为了方便随顺以引导儒者的缘故，专说儒理，示异于佛，这种阳儒阴佛是菩萨的一种权巧。这就是宋明排佛的原因。
太虚说，宋明，作为中国学术中一种有特殊意义的学术，看起来，是儒佛或儒佛道思想的结晶品，但也有把中国向来的文化削弱了的地方；自宋明理学昌盛后，中国的文化就渐渐地失却了生气了。其实，宋明理学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加上佛道的片段思想而形成的。所以宋明理学，不过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不足以代表中国整个文化的全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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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王阳明
总的来说，太虚对宋明理学不甚有好感，但是对阳明学却情有独钟，有极高的评价。太虚关于阳明学的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阳明的境界。太虚认为，阳明在成己之学上已臻其极，实无遗憾。但阳明在应帝王以成人成物的内圣外王之道上，尚有所欠缺。阳明“致良知”时之门弟、建立功业，皆是为了扩充其良知之用以成就自我，而不是为了成就天下、国家、人民和万物，因而未能尽融其高明卓绝之见而底于实地。这就是黄梨洲讥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的原因。阳明门弟纯驳歧出，流于浅薄轻嚣者多，不及孔门之文质彬彬。阳明之所以功业灿然当世，学风靡然身后，只是由于其才气超人，际遇得时，并非尽出其道学之所成。换言之，阳明只是做到了藉“成他”而“成己”的圣功，尚未做到既“成己”又“成他”的王业。
第二，关于阳明学与宋明儒学。阳明学在宋学上有其来源，可说是继承了从大程到陆象山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心气即性理系”的道统。但阳明在宋明儒中之所以尤为特出，是因为孔门之道，原本重于内圣外王的实践工夫，而不重于析名辨物的理论思辨。宋儒力矫汉唐溺于词章训诂的弊病，提倡“道学”，重视的是证心践形，所以周茂叔最初教二程，即令寻“孔颜乐处”，而明道见人静坐，即叹为“好学”。但主张“性理异于心气”的程朱一系，则认为“物性”、“天理”在于天、在于外物，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理”为天地万物所共有，只有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才与之浑合而无间。这是一种为外物所缚的思想路线。阳明则以“圣人之学”为“心学”，从“心”、“良知”上把握天理，因而能摆落一切，空诸依傍，知行合一。这是阳明的实践工夫所以高迈古今的根本原因！
第三，关于阳明道学之宗纲。
纵贯阳明一生的，只是“良知”二字。阳明为学，三变而始得其门，这是由未得良知而悟得良知；其默坐澄心，则是持守良知而养良知之体；其致良知，则是笃行良知而充良知之用。其“赤日当空”，则是持守笃行之后，所获粹然良知之果也。“良知”一名，本于孟子；但在孟子那里“良知”、“良能”并称，阳明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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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为枢纽，把“良能”摄于“良知”之内，所以能做到即知即行，彻里彻表。而且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是指吾人生来所有的知能，虽然没有受到习惯的染污，却被气质所拘，所以同在人类，智、愚、仁、暴，在襁褓中即有巨大的差别。阳明所云“良知”，则是长久的困窘积闷之后，在居夷处困之际，上观古人，近察当己，炯然独露而得（“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是吾人独能作圣作佛的一点灵心，自由活泼，绝待无依，不为气质、习惯所拘染。孔门谓之“仁体”，王氏谓之“良知”，都是指此。阳明曰：“良知即是独知事”。所谓“独知”，即指不拘气禀（先业所引、所定之身心器界），不染习尚（现身所修功业、所成之学识经验），超然于气禀习尚之上，卓然于气禀习尚之中，而自由活泼绝待无依，独能知善知恶之正知。“良知”，是与前六识相应的本来凈善信心，此心不但自性清净，而且能清净其余的心、心所，如水清珠能清浊水者一样。所以良知之“良”字，应训为“诚”，有本性凈善、正信之义；如果能发见此良知而保养之，身、语、意之动皆不欺此良知以行，自能为善去恶、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为善去恶，即是致知格物、即是致良知，所以致良知则意自诚、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齐、国自治、天下自平也。其实此良知实际上是一切众生共同具有的佛性，之所以以人类为独能，乃是比较之辞，是为了突显人道的可贵。人类的优势在于，习尚之染虽重，气禀之拘独轻，业报既不甚乐，亦不甚苦，绰然有回翔自审的余地；只要能披洗其习尚之染，则能发现“良知”而长养之。世人之所以少有能发现此良知而长养之、施展之、圆成之者，一是因为世人常陷于习尚的追逐之中，所以良知虽卓然尚在而莫由发见。二是因为世人缺少多闻深思的善慧，当良知偶然流露时不能持养。而阳明则不但能发见之（“龙场大悟”），而且能持养之（“静默澄心”）；不但能持养之，而且能施行之（“以致良知修己化人，致君泽民，知行合一”）；不但能施行之，而且能充实之（“赤日当空，万象毕照”）。“所以为仲尼以来之一人也！所以为华梵两化所育生之唯一良果也！第阳明所以能发见良知而持养之者，以渊源于宋学及禅宗也。而其施行充实之者，卒为儒家贤圣，而不入佛之大小乘者，既因设身处地之所宜，复由佛之教律未深知及，而儒家之熟处难忘，故向禅宗悟得，却向儒中行取也。悟得良知，存省良知，应用良知──致吾心良心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完成良知，从悟得良知之一贯工夫终不外即知即行，知行合一。阳明道宗之在是，不了然可知欤？”（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