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古代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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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礼仪或国教典礼无足轻重，甚至荒唐无稽。从国家宗教研究的立场看，实际情形刚好相反，政治典礼对国教信仰的维护至关紧要，有形的信仰与无形的信仰互为表里，不可或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表达方式，在抛弃旧的信仰表达方式之后，有必要建立新的信仰表达方式。国教典礼仪式的真空或缺失同国家信仰的缺失一样，后果是严重的和灾难性的，它会造成政治价值的流失，并有可能导致特定政治秩序的衰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主张与所谓“政教分离”的时代精神相悖，但已然表明，“政教分离”的根本要求在于，在一个民间宗教多元化的国度中，政府应该与某一种民间宗教或某一个宗教教派分离，而不是政治与政治信仰分离，也不是政治与为国家信仰服务的典礼仪式分离。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国家宗教十分重要。

4.政治 政治信仰的意义是为政治伦理或政治确立一个理论支点，为政治道德找到最终的依据。因而从实际上说，国家宗教追求的目标不是终极价值本身，而是植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体系和政治秩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中，政治道德千差万别，并且往往相互冲突，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特点，即与现实的政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道德或政治道德是一定政治状况的反映，它表明了一种需要，一种维持秩序的需要。如果说反映了这一需要的行为强制，那么，国家道德反映了这一需要的精神专制。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而道德束缚人们的心灵，心灵束缚比法律限制更彻底、更深刻。政治道德反映了政治关系，并为政治关系服务。随着人类政治结构的变迁，政治道德或政治伦理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中国上古时代，它反映为维系部族之间关系的“天命”和维系部族内部等级关系的“礼”。秦汉以后，血缘国家解体，地缘国家形成，政治伦理也就演变成以三纲、六纪、五常为内容的新体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教不仅可恶，而且可笑。然而，董仲舒把三纲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朱熹更把这说成是天理。在尊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训条下，现实政治秩序变得神圣不可触犯，违背国家道德就是邪恶，甚至是大逆不道。

在传统中国，国教道德与民间宗教道德既相联系，也各有侧重。这种联系与区别在儒教道德观与佛教、道教道德观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作为中国中世纪的国家宗教，儒教强调的是政治纲常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有道伐无道”等等，总之一句话，正像韦伯(Max Weber)反复强调的那样，儒教是“入世”的宗教。与儒教大相异趣，道教关注祛病健身和修炼成仙，佛教追求精神不死和涅槃境界。然而在基本的道德诫条方面，儒教与佛、道二教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儒教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被注入到道教和佛教道德准则中去，不杀生、不淫欲成了道教和佛教对儒教道德的进一步运用。民间宗教道德是国教道德的深层基础，国教道德是民间宗教道德向政治领域的延伸。用这一观点透视近代美国社会，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相似性。哈切森（R. G. Hutcheson）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宗教与道德关系上，“一方面人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具有多种宗教的社会中如何为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良知自由和同等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关心如何形成一种的。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社会道德的支柱所在是宗教。正是这种关心导致这么多的人坚持要确立某种官方宗教”。他认为，这种官方宗教可能是“一种多信仰的国教”，因为在这里“显然没有一种单独的宗教能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国教的必要条件”。与中国传统的儒教类似，美国的官方宗教也是隐性的，但却是存在的。它所具有的“公共道德”的基础，正是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干的民间宗教道德体系。

5.政治学术 政治道德既是政治传统的延伸，也是政治现实的产物。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统一与对立，促成了“经”与“经学”的矛盾统一关系。经是文化的原典和历史的陈迹，是传统道德的渊薮。可是社会在不断变化，经却一成不变。因而在经与现实所需要的教义之间需要架起一座桥梁，以便将传统信仰和道德与现实需要联结起来，这座桥梁就是经学。经学是对经的现实化诠释。仔细考察中国传统国教的“经”就会发现，一方面后人对经义的抉择完全以现实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经的容量也在不断变迁，从五经、七经、九经直到十三经，还有精致的四书五经。经仅仅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权威，而不是现成的答案；经学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可用的理论或思想工具，即现成的答案。因而，经与经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在通常情况下，经被认为是教主的言论和行迹，它被视为神启或神圣的产物。国教的经通常反映传统的、保守的政治观和政治道德，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来看，是高尚的、善美的，它能引导人们进入理想境界。儒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正是此种情景的反映。经学则是经师们阐释并以教皇名义钦定的教义。儒教经典的杂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既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而成，内部的龃龉矛盾颇多。正是这种经内的矛盾引发了经师之间的争论和经学的发达。对经的阐述不是随意的，有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在汉代被称为“师法”或“家法”，在朴学家那里被称为“考据”。经学本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繁荣、调整磨合、衰落危机的过程。西汉时期今文经学主唱，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虽经宋学的更新，但到清朝的朴学，正反映出经学本身“攻”和“守”使命在总体上的转换。近代中国今文经学的复兴，正是传统国家宗教危机的反映。

经学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神学权威，一重是理论思辩。前者要求盲从，后者要求思考，这两重属性既矛盾，又统一。它意味着，作为政治学术的经学需要理性的思考，以便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与不变的经之间经常协调；另一方面，人们的思考必须以不危害经的权威为前提。这就好像是画圆，经学家是站在圆内画圆，而决不允许圈外的人画成方。经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经注解现实，但在表面上却是以现实的活动注经，现实政治是在不断地实践经的内容。这似乎是一种有着双重规则的政治游戏和学术游戏。经学正是政治与学术的合二而一，是不变的权威与多变的现实的协调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