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世”是否具有“近世性”或“现代(2)

另一方面，宋明儒家所讲的理气心性之学，虽说早在孔、孟思想中已露端倪，但事实上，理学与心学之争实则是受了释老之学的刺激并在深入其室之后才操戈相对的。例如，宋学的核心理论心性本体论和修养工夫论等，从理论方法到理论内容，都曾受到体用论、修道论和佛性论、修持论的广泛影响。但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宋明儒者们却一致拒斥释老之学，无论理学家还是心学家，都总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相互指责对方陷于释老。那么，究竟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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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程朱、陆王之间的门户之争，已形同冰炭，在这种森严壁垒的对峙中，抽象的理论争辩已愈来愈缺乏说服力。如家罗钦顺服膺于“性即理”之说，但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张目，他征引了《易经》和《孟子》等经典，并得出结论说：“故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13]其后东林顾宪成亦明确提出“质诸先觉，考诸古训”的口号。儒学内部发生的这种转变是极富深意的，它显示出宋学理念确实已经日薄西山了，而向儒家原典的回归则是宋学义理之争走向衰微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等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宋明理学以理气心性之辨为中心的学术话语和以“六经注我”为特点的学术范式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和解构，尤其是顾亭林提出的“经学即理学”的新的学术范式，把明中叶以来兴起的回归元典运动推向了高潮，促进了宋学向清学的转变。

三、清学话语的形成与儒学的转折

就在宋明儒学的主流话语理气心性之学走向衰微的时候，儒学内部的经史考证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则因势勃兴，逐渐代替理学话语而成为学术讨论的中心话题。

经史考证之学本来是与儒家经学和经典整理工作相伴随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儒家学术史上原本一直有其重要性。在汉代和唐代，章句训诂都是儒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到了宋明时期，儒学的主流话语虽转向理气心性之学，经学在理学话语的淹没之下呈衰落之势。但是，由于理学家们阐发和辩论义理的依据，仍是汉唐经学家们作过传注的经籍，因此，在理学话语的统治之下，经典注疏、考证和整理的工作仍有其重要地位，并且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论宋学鼻祖，当首称“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和石介。孙、胡二人在当时皆以经学有名。孙复之学直承唐代经学家陆淳，而胡瑗讲学则分经义、治事二斋，由此可见经学在宋初儒学中所占的比重。后来之理学诸大家，除心学一派学者以外，皆曾潜心注疏，于经学各有造诣。程颐、朱熹等人更是兼治诸经，博综旁通，不惟以义理之学自限。如程颐撰《伊川易传》、《春秋传》、《伊川书说》、《诗说》；朱熹有《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释》、《四书章句集注》等。更有刘敞作《七经小传》，叶梦得撰《春秋谳》，郑樵作《诗辨妄》，吴棫作《书稗传》，王柏作《诗疑》、《书疑》等，掀起疑经之风，开启了后世经史考证之学的门径。俞廷椿撰《周礼复古编》，程大昌撰《考古篇》，则开宋明辑佚考古之学之先河。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称明清两代目录版本之学之先导。吴棫撰《诗补音》、《韵补》，直接影响到顾炎武等人的文字音韵之学。

明中叶以后的王学末流，尤以拒斥读书出名。一些学者不满于王学末流之狂诞，开始起而扭转空疏不学之风。如杨慎、王世贞、胡应麟、焦竑、陈第、梅鷟诸人，皆醉心于考据博文，以博洽多识著称一时。他们在考据博文方面的业迹，对明清易代之际学风的转变及后来清学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晚明博学诸君流风余韵的影响下，入清以后，方以智、黄宗羲、钱谦益、姚际恒、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顾亭林等人沿波而起，竞相从事经史考证之学。方以智提出“藏理学于经学”[14]的主张。钱谦益曾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15]顾亭林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16]，“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17]。他以其精识博学之才，对九经诸史，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一扫宋明理学悬揣空谈之风，开创了清代经史考证之学的规模和次第。

经世致用亦自始即是儒者的一贯理想。自起，“经世”理想和德性修养就是儒家学说中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轮。宋初儒学复兴时，亦是内外兼重。所以胡瑗讲学立“经义”与“治事”二斋，一方面讲明六经，另一方面亦不废治民、御寇、等实事。王安石本儒家经世理想，推行声势浩大的熙宁新政，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以致他不得不发出“经世才难就”的慨叹。

南宋以后，理学逐步转向内倾。但是，当理学家们无可奈何地“藏其心于内”的时候，经世之学在一部分理学之外的儒家学者们那里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发展。陈亮年轻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持论与朱子相左。他针对当时性命之说盛行，理学家们放言高论，而倡导注重“实事实功”的“功利之学”，开永康事功之学的先河。同时的永嘉学者叶适，亦为浙东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理学家们专尚空谈，不切实际的恶劣学风痛心疾首，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8]他提倡事功务实，注重研究与国计民生、国家危难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学自成一家，在当时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

明代心学独盛，王廷相起而倡导实学。他说：“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19]他主张“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20]并提出“文武兼资”、“仁义并用”[21]的经世之略。至晚明时期，“经世”观念逐渐受到知识界的重视，甚至一些心学家也常提及经世之学，如阳明弟子王畿说：“儒者之学务于经世。”[22]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应京编《皇明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东林诸儒更是明末倡导经世之学的重镇。如顾宪成论学“与世为体”，高攀龙讲学以“纪纲世界”为宗。[23]继之而起的复社领袖陈子龙则编成卷帙多达五百余卷的《皇明经世文编》。可见经世之风在明末已开始汇成潮流。

清初知识阶层激忿于亡国之恨和忧患，愈益讲求经世致用。如孙奇逢“生平之学，主于实用”[24]；朱之瑜一生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25]为治学宗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26]；方以智认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27]；黄宗羲说“受业者必先通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28]；王夫之为学注重“经世之大略” [29]，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30]；傅山主张“学必实用”[31]；顾亭林之学以匡时救世为己任，认为“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32]，又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33]”由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无事袖手谈心性”的亡国之音被扫下殿堂，经世之风遂成清初知识界的共同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