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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了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新气学”辨正(2)

2013-05-11 01:01

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认为：“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词之工作。辩证法与解析法，必结为一，方能两益。”[11]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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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既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再度的发展”，又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他说：“在今日，我们实应顺着新唯物论的创造者们之趋向，而更有所扩充”[12]。这种引申、扩充、发展了的新唯物论，当然仍可称作“新唯物论”，它是在中国发展的一种形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并且吸取了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即“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的最后，张先生列出了“新的综合哲学”在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论四个方面的“大体纲领”。在此文的“附识三”中，他说：“新哲学之纲领，只是极其简略的粗枝大叶而已，未予论证，实则论证是很重要的。”[13]他当时拟把研思札记《人与世界》发表，以作为对新哲学之纲领的“稍详的阐述”，但因抗日战火迫在眉睫而未能实现。1937年后，张先生又写了较大数量的研思札记（后经整理，题名为《认识、实在、理想》）。在这两部分研思札记的基础上，张先生于1942年开始撰写其哲学专著《天人新论》。其中，《哲学思维论》即方法论，《知实论》即知识论的上篇（下篇《真知论》未完成），《事理论》即宇宙论的上篇（下篇《心物论》未完成），《品德论》即人生论的主要内容，《天人简论》则是前四论的归纳、简括。40年代所写《天人新论》在内容上是与30年代提出的“新哲学之纲领”完全相应的，是对此纲领的充实、论证。因而，张先生的在30和40年代是一个整体，都属于“新唯物论”。

在《事理论》的“自序”中，张先生说：“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也，不欲自违其所信耳。”[14]这里所说“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即是“接着讲”的意思；“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即是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里的“唯物论”当然还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

《答》文说：“如何定位张岱年哲学？这是颇费脑筋的事”。之所以“颇费脑筋”，实是由于《答》文作者对张先生30、40年代的许多重要论述置若罔闻。至于他所“体认”的三条依据，除了第二条错误地把“新唯物论”独归在叶青名下之外，另两条并无实际意义。第一条，“‘接着讲’就意蕴有发展、有创新”，可谓“新气学”。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发展、创新属于“新儒学”而不是“新唯物论”？第三条，“郭（沫若）、侯（外庐）等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派，他们所倡导的气的唯物主义，与张岱年有其同，也有其异”。这并没有说明：其“同”在何处、“异”在何方？其“异”为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派”与“新儒学”之异？

应该指出，张立文先生把张岱年哲学“定位”于“新儒学”中的“新气学”，这首先不是“贬损”和“褒扬”的问题，而是正误问题。我在《辨》文中所作的“辨正”，主要就是辩明正误。《答》文说：“至于这个定位是否合适，可以允许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存在。”我所希望者，张立文先生能就其“理解和解释”拿出新的“体认”的依据。;

二;

我在《辨》文中指出，张先生在阐发新唯物论思想时，首先强调：“新唯物论已舍弃旧唯物元学所谓本体之观念。……新唯物论之谓唯物者，谓自然先于心知也。自然者何谓？心所对之外境，离心而固存之世界。”并且指出，“张先生提出的‘一本多级’之论最为明确地否认了以或人伦之理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张文于此不察，误称所谓‘新气学’‘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旧三学’，不知其根据何在？”遗憾的是，《答》文对于我所举出的根据仍然“不察”，亦不作辩驳，而却让我对他以前所作的《检讨》一文“提出质疑”，然后他“再考虑答复”。我认为，无论“质疑”还是“答复”，都应就双方举出的根据进行辩驳为好；如果无视对方的根据，而只让对方“质疑”自己的根据，那么难免自以为是，最终未能对“质疑”作出真正的“答复”。

张立文先生说，他的《检讨》长文“已对其根据做了详尽的探讨”。此探讨是统“旧三学”和“新三学”而论；为简明起见，我的“质疑”只限于所谓“新三学”中的“新气学”。

“其一，形上学的道德化和道德的形上化”。此条首先讲明：“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即中的“形而上学”，中国现代哲学家“在接受西方哲学时，便以西方哲学形上学的本体论来解释……”[15]关于“新气学”，文中说：“张氏想把其形上学物本论落脚到人生价值观上，拟建立一种兼重生与义，既强调生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的人生观，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16]此处对张先生哲学中“人生价值观”的概括，是正确的；但把张先生哲学的唯物论归于“形上学物本论”，则是错误的。

张先生说：“新唯物论已舍弃旧唯物元学所谓本体之观念。”所谓“元学”即形而上学。“新唯物论之谓唯物者，谓自然先于心知也。自然者何谓？心所对之外境，离心而固存之世界。”此处“自然”即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在此句之后，张先生说：“列宁之释物，有云：‘物质是人类感官作用于其上而生感觉者。’即以物质为独立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之质量。”[17]显然，张先生的唯物之“物”，即列宁所界定的“物质”之意。张先生还说：“唯物论所谓唯物，乃谓物质是宇宙本体，而新唯物论的宇宙论已废去本体观念。新唯物论根本不主张所谓‘自然之两分’，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现象背后之实在。”[18]在40年代所作《哲学思维论》中，张先生说：“往昔物本论取机械论形式”，“物本论而能免于机械论之偏失，予理、生、心以适当的说明，即足以解释生活经验而无憾”[19]。显然，张先生所主张的“物本论”，乃是超越了机械唯物论之偏失的新唯物论。在《知实论》中，张先生说：“此所谓实在，乃对知而言。……凡无待于知，即不随知而起灭者，则谓之实在。”[20]显然，张先生是从认识论的与“知”（意识）的关系来界定“实在”，此非“形上学物本论”，而是新唯物论的物质观。在《事理论》的最后结论中，张先生说：“往昔中国哲学中，程朱以为理方为形上……张横渠与戴东原则以为气无定形，亦为形上。王船山亦以理为形上，而以为形上以形为本，而非形之本。”“自今言之，形上形下之分已无重要意谓。宇宙为事理浑然俱在之永恒历程，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之固定历程谓之物。事、理、物，俱为离心而独立的实在。”[21]可见，张先生在《事理论》自序中所说“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并非“所谈”就是横渠、船山意义上的“形上学物本论”，而是“自今言之”已不再作“形上形下之分”的新唯物论。在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之后，张先生讲人生论，即《品德论》，既强调生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提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这当然既不是“形上学的道德化”也不是“道德的形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