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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了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新气学”辨正(4)

2013-05-11 01:01

以上是我对《检讨》一文中的“根据”并及《答》文所作说明和补充的辩驳或“质疑”。我希望张立文先生在“答复”时，亦能正视并且辩驳我在“质疑”中所举出的根据。但愿不要让我再对其他文章“提出质疑”，然后他“再考虑作答复”。

三;

以下限于篇幅，我想就《答》文第三部分所涉及的几个次要问题作几点简单说明。

关于“死亡与转生”，我在《辨》文中用了“生死轮回”的表述，这与张立文先生所说的“轮回转生”是一个意思，即都是指佛教的“轮回”说。这里并没有“对死亡与转生理解的差分”。但关于等人所说的生死聚散变化，我认为这与佛教的“轮回”说有“形尽神灭”和“形尽神不灭”的区别，我在拙文《庄子的薪火之喻与“悬解”》[32]中主要讲了此区别。不过，无论对此区别的理解是否有“差分”，并不影响我们对所谓中国“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的体认。我在《辨》文中认为这一表述“欠严谨”，因为既然轮回转生是“相续相继”的，那么紧接着死亡的就是转生，而不是“从死亡到转生”要经多少年。严谨的表述似应是：从一次转生（或死亡）到另一次转生（或死亡）要经多少年。

我在《辨》文中还指出，按照“300多年到500年”的周期，在张载、二程之后，到明代中期（其间相距500年），也就是阳明心学刚刚产生，而船山气学尚未出世的时候，宋明理学就“应该”死亡了。这显然是主观随意的一种“应该”。可惜，《答》文对此也认为是“体认有差异”。

关于“东亚意识”，我确实“误解”了张立文先生的思想。他在《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一文中说：“所谓‘东亚意识’，是指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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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为核心的意识……”这一表述是与通行的见解相一致的。我在《辨》文中认为，张文对“东亚意识”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对上儒学的贬损相矛盾的。但《答》文说：“关于‘东亚意识’，是我与几位同志共同研究东亚思想后提出的。……这是东亚精神的体现，它既是对东亚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批判，亦是对这种文化意识的发扬。”这样看来，“东亚意识”就不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而是“对东亚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进行了批判与发扬的一种新的意识。高度评价这一新的意识与对历史上儒学的批判（或“贬损”）并无矛盾。然而，我认为《答》文的意思与《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中的表述是存在着矛盾的。

张立文先生在《“东亚意识”何以可能》一文中说：“‘东亚意识’……其实质是融突的和合意识。‘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便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33]这样我就明白了，所谓“东亚意识”，其实质就是张立文先生等提出的“和合意识”（或“和合学”）。然而，我还有所不明白，为什么张立文先生又以《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为文题呢？如果此题目改为《东亚意识的实质是和合精神》，文中的表述再改为“东亚意识是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进行了批判与发扬的意识”，那么我就不会陷入“误解”的误区了。

我无意研读张立文先生的分为上下卷、数十万字的《和合学概论》，我只是希望张立文先生在简述其“和合学”思想的论文中能使人易于理解。比如，“人法地”的生存法则，为什么“生存世界”就是“地界”而非“人界”？“共生”为什么有必要区别于“共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什么有必要分为两个原理？对此能作简单的说明，则能扩大“和合学”的影响；若此非数十万字才能说明，则我也就不再奢望。

《答》文最后期望各方人士对“和合学”提出批评，“以使和合学获得完善的机会”。而我在《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的最后看到的是：“和合学的提出……已经完成了从迷途忘返的支离化疏远……到健顺和乐的融突化创造的历史性转换。”在《检讨》一文的最后，我看到的是：“的批判必须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而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这便是笔者近五年来所研究的和合学。和合学既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生命最完善的体现形式，也是当前时代精神的呼唤。”[34]我认为，一种学说的自我评价与其谦虚的表示还是尽量一致起来为好；否则，它既已是“生命最完善的体现形式”，又何须再“获得完善的机会”？

[1] 该文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2] 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评论》第一辑，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5 页。

[3] 见郭湛波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3页。

[4] 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5] 见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一辑，第6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7]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190页。

[8] 同上书，第354-370页，此评原载1936年6月29日《国闻周报》。

[9] 见郭湛波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400页。

[10] 同上书，第402、403页。

[11]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3页。

[12] 同上书，第222页。

[13] 同上书，第226页。

[14]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15] 见《新儒家评论》第一辑，第57-58页。

[16] 同上书，第64页。

[17]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87页。

[18] 同上书，第211页。

[19]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8页。

[20] 同上书，第101页。

[21]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22] 《新儒家评论》第一辑，第65页。

[23] 同上书，第89、91页。

[24]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3页。

[25] 同上书，第225页。

[26]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9页。

[27]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7页。

[28] 该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9]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67页。

[30] 同上。

[31] 《真与善的探索》自序，齐鲁书社1988年版。

[32] 该文载《》第六辑。

[33] 《亚文》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4] 《新儒家评论》第一辑，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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