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了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新气学”辨正(3)

《检讨》引冯友兰先生为《张岱年文集》所作的序：“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然后，《检讨》说：“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照冯氏理解，张氏未违宋明新儒学之旨”[22]。这真是对冯先生序的曲解。冯先生在此序中明引“《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然后作出解释“诚者无妄之谓也”。这能够说明“照冯氏理解”，张先生哲学属于“新儒学”吗？难道言“诚”（真实无妄）就是“新儒学”，而只有“修辞以其妄”才算是对新儒学的“超越与创新”吗？

“其二，形上学绝对与绝对形上学”。虽然《检讨》认为其四条根据或四个方面是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共同的缺陷和破绽”，但此条在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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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形上学与现代实践的脱离”。此条亦未论及“新气学”，恕不“质疑”。

“其四，形上学追求的终止与自我批判精神的丧失”。此条中有：“现代新儒学的理道德形上学、心道德形上学、气道德形上学都声称自己的哲学形上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为了维护四海皆准的真理，便趋向保守和缺少一种哲学思考的自由精神，任何哲学形上学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困境。”“那些偏爱放之四海皆准，甚至宣布一百年、一万年后也必然适用、必然以某种唯一模式运行，显然违背了经验可证实性，把形上学的玄想当成了严密推论，把有限当作无限性来理解。”“事实上哲学思考是‘无穷尽’的，万物本原和终极真理、绝对存在的追根究底也是‘无穷尽’的。”[23]这里对包括“气道德形上学”在内的“现代新儒学”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却没有举出根据来说明：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何以称为“气道德形上学”？又何以“趋向保守和缺少一种哲学思考的自由精神”？

我对此提出“质疑”，而质疑必举出何以“疑”的根据。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说：“吾人对任何学说皆应保持批评的态度，对于哲学，又奚独不然？盲信与盲诽，皆背乎批评者也。……吾人应使任何问题都成为被讨论之问题，应使任何主张都作为可诘难的主张。”[24]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的“附识二”中，张先生指出“今人对于新唯物论”有墨守、盲目反对和修正三种态度，他说：“对于这三种态度，我都不赞成。我的意思认为学术之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水，实非真学。”[25]这难道是“气道德形上学”、是“趋向保守和缺少一种哲学思考的自由精神”、是“哲学自我批判精神的丧失”吗？

在40年代所作《哲学思维论》中，张先生说：“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可谓比较接近于最真确的哲学。”[26]这是就物本论与心本论、理本论、生本论、实证论的比较而言，是就“物为根本，此乃真理”的“经验可证实性”而言，“比较接近”当然不是讲“绝对形上学”，不是“把形上学的玄想当成了严密逻辑推论，把有限当作无限性来理解”。张先生说：“因新的经验、新的事物将永远时时涌出而无有穷竭，哲学家所尝试建立之摹写客观实在之理论系统，亦将永是‘未济’，永须更新。”[27]这当然不是宣布哲学追求的“终止”，“宣布一百年、一万年后也必然适用”，而正是讲“哲学思考是‘无穷尽’的”。我在拙文《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的今日启示》[28]中引了以上张先生的话，然后说：“人类追求真理的长河是无穷无尽的，每一代哲学家都不免有其历史的局限，但他们所发现的真理的颗粒又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否认了前人的成果，也就降低了今人的历史起点。”愿后面的这句话，对于那些只讲“超越与创新”而盲目否认前人成果的人，能引以为诫。

张先生在《哲学思维论》的最后讲了“哲学之修养”问题：（一）存诚；（二）善疑；（三）能辟。所谓“能辟”，就是“能开辟新路，能启新观点，能立新范畴，亦即能思及前人所未尝思及，而逾越陈思旧套之范围。”[29]显然，所谓“能辟”也就是能“超越与创新”，或如《检讨》一文最后一段所说“使哲学理论形态日新而日日新”。在张先生看来，“有求真之诚”是哲学工夫之基础，“惟存诚然后能疑”，“惟善疑然后能辟”。“然而能疑前人之所执，而不能自疑其所喜，或以新奇炫耀而忘其求真之初志，则亦未足为得。”[30]愿张先生的这一看法，对于那些“能疑前人之所执”，甚至能疑前人之所未执，“而不能自疑其所喜，或以新奇炫耀而忘其求真之初志”的人，能引以为诫。

尽管《检讨》一文“对其根据做了详尽的探讨”，但《答》文仍然对其根据又做了说明和补充。其中，第一条无新意，所谓“道德经验的物本形上学”，即重复《检讨》所谓“活动经验的道德形上学”；另外就是把所谓“无社会影响”改成了社会影响“相对很少”。

第二条关于“核心范畴的变化”，《答》文说：“现代新的新、新心学、新气学，尽管吸纳中的某些主义或学说以求会通，但作为标志其理论形态的哲学核心范畴的理气心性没有变，即道没有变，只不过引进西学中的某些主义或学说，对理气心性作了一些新的解释而已。”此处《答》文没有讲明，“理气心性”范畴是否应该完全废止？或者说，对“理气心性”范畴所作的“新的解释”，“新”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超越”了宋明理学？就所谓“新气学”来说，张先生哲学的核心范畴已非中国古代的“无定形”之气，而是同于列宁所界定“物质”的唯物之“物”，这是否仍属宋明理学？至于张立文先生对传统“和合”范畴所作的“新的解释”，我确实不清楚，他的“新”与其他几位先生的“新”为什么会有“超越”与“未超越”之分？

第三条所谓“新三学”“并没有超越‘旧三学’对诠释经典文本的选择”。难道张先生的哲学只是诠释宋明理学所诠释的《四书》与《六经》吗？张先生自述其治学经历说：“我初习哲学，从研读入门，青年时期，特好《老》、《庄》，同时广泛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三十年代之初，受吾兄申府之引导，阅读英国新实在论者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等的著作，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甚感兴趣。不久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的中英译本，深佩其广大精湛。”[31]在此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张先生才肯定“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并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可以肯定，这绝不是诠释《四书》与《六经》所能范围的。

《答》文作者说：以上三条是他的“体认”，“至于这个体认是否‘主观随意’，我想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在此想说明的是，张立文先生的“体认”能否成立，已非仁智之别，而是正误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