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9—1920)曾经指出，从总(2)

胡适治史，把“经学”与“哲学”(玄学)二分，认为“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12]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而反玄学，这鲜明地表露了胡适以实用主义诠释中国哲学的意向及其思想中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胡适把上如王充、范填、李觏、王安石、顾炎武、颜元、李恭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统称为实用主义，如说“李觏是实用主义家”，[13]“颜元主张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14]“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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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既是方法论，也是认识论和世界观。而胡适却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这样，他不但割裂了其师的思想体系，而且用二分法舍弃了杜威学说中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价值，抹杀了它的意识形态意义，最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实验主义”的方法。“实验主义”在胡适那里又被化约为一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大胆的假设”也叫“大胆的怀疑”，此为胡适生平治学最推崇的“科学方法”。从上文所引美者格里德的话中已知，除儒学之外，胡适的另一思想来源是进化论，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青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然而，胡适又一再声称，“存疑论”是儒学的传统，是“存疑论”的鼻祖，孔子后，王充、范填、张载、朱熹、欧阳修直至马端临等人在不同时代都发扬了怀疑精神，这表明儒学确有一个“存疑论”的传统。作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开山人物，胡适的“大胆的怀疑”显然来源中西两支存疑论的交融。

“小心地求”的过程就是实证过程，杜威把它叫做“实验一一探索”。而胡适认为这正是清代朴学的考据学方法。胡适十分推崇清代.的朴学（又称汉学或经学），他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16]胡适继续使用他的二分法：割裂演泽和归纳法。他虽然也讲到演绎同样重要，但实际上重蹈了严复重“实测内籀之学”的旧辙，走的是一条归纳至上主义者的路。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认为归纳法在儒学中“固已有之”，如说：“归纳的研究是清儒治经的根本方法，凡是较同类的事实，推求出他们共同的涵义来，都可以说是归纳法。”[17]“阮元最长于归纳比较法”，[18]戴震“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得来的‘理’，比较归纳出来的‘则’，只是一种假设（hypothesis）”[19]他甚至把归纳法与进化论相提并论，“一曰归纳法，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认为此三者是治学的起死回生的“神丹”，[20]足见胡适抬举归纳法之高。

在儒学中，尤其在清儒朴学中，确实使用了归纳和演绎两方法。所谓“参伍”“取证”，所谓“析”和“合”，就是指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儒学的缺撼是没有把这种方法抽绎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逻辑科学。胡适继严复之后抬高归纳法是有其真实用意的：欧洲近代科技的发达与实验科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归纳法是实验科学的基本方法，而演绎法往往与“不可验证性”的形而上的命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拒斥形而上学到蔑视演绎推理适应了思想启蒙的需要。由此可见、胡适取来的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实证主义成分，并在其与儒家实学和清代朴学之间寻找结合点，以此来反对空谈心性的玄学，走的是一条用西法发扬传统的曲折道路。尽管胡适一再宜称他的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但在中国新旧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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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继胡适后，冯友兰于30年代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一反严复、胡适重视归纳逻辑的做法，突出演绎逻辑和分析命题的作用，用形式逻辑方法构造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友兰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新实在论的影响，因此，他的哲学体系受益于新实在论的逻辑方法。就新实在论的致思趋向来说，其与第一代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一脉相承，立足于唯实论的经验论，并且强调用逻辑推论和逻辑分析建构哲学体系。但是，新实在论不仅不否认“共相”，同时又承认外部世界和认识对象的实在性，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特点为冯友兰避开严复和胡适的经验主义、重建形而上学开辟了“新的路子”。冯友兰批评说，发展到维也纳学派，哲学仅仅成了澄明概念意义的运动，与人生疏远了，只“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结果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21]哲学不在于提供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生的境界，所以他要重建形而上学，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讲。冯友兰所建构的“新理学”之“理”，与柏拉图的“共相”并无本质的不同，是一个先于和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概念实体，这与新实在论的经验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却与近代玄学派异旨同趣，其所提出的“理”、“气”、“.道体”、“大全”皆是对程朱理学的创造性发展。然而，冯友兰把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史研究.独辟“西法”研究“中学”的蹊径，成为用西方逻辑实证主义拯救、续写和阐发宋明理学的第一人。因此，现代学术界把冯友兰归于新儒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思想引领时代，时代产生思想，同样产生思想的思想者。几乎与冯友兰同时，金岳霖以他的《逻辑》、《论道》、《知识化》三部力著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被冯友兰称为哲学史上的“中国第一人”，即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第一个把现代逻辑学引进中国的人、第一个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人。可见金岳霖在中国逻辑学界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巨。金岳霖深受早期还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影响，相信新实在论，但他同冯友兰一样，并没有消除对形而上学的兴趣，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论道》一书重在构造他的“元学”即本体论，其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道、式、能等，渗透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元素，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旧瓶装新酒”，[22]也就是说借用实证主义哲学原理和逻辑分析方法诠释中国哲学，表明了他对中国哲学的深情厚意。《知识论》渗透着新实在主义的立场，把经验作为其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为只有经验才能获得对象的实在性，客观的真、假只有通过经验才能鉴别。金岳霖是一位立志将中西哲学揉合建构大体系的哲学家，他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