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种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的文化和精神的(2)
2013-05-20 01:19
导读：然而，庠序却正是汉代学校制度的薄弱环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
然而，庠序却正是汉代学校制度的薄弱环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云：”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备，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与此见解相副也。“
正鉴于无法求隆儒化民之任于庠序，近来才有学者另辟他途，在学校之外，寻求其他的儒学传播渠道，如私学和循吏，就颇得文化史家看重。然而，汉代（主要是东汉）兴盛一时的私人讲学，其聚徒不谓不众，循吏儒关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的传弘道之心不谓不切，其对儒学的确功不可没，但无论私人讲学或循吏的教化活动，都只是个人性、暂时性和区域性的行为，而未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因而其效果肯定是十分短暂和有限的。仅凭他们，儒学是无法广播广袤深邃的民间的。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有《汉代循吏与传播》一文，力申汉代循吏的传播儒学之功，其说辩矣，然而，余氏自始至终都未想到，仅靠那几个循吏，能够担当其文化传播的重任吗？何况，这些循吏自身的能力与诚意还是值得怀疑的，《汉书》所极力推崇的循吏们，不也有弄虚作假的时候吗？实际上，纵观余文理路，是由于先有了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尤其活泼畅通”的先入之见，然后才上下求索保证这种“活泼畅通”的交流渠道，在这一先入之见之下则是更根本的思想情结，即“儒家主流论”。
既然缺乏一套稳定可靠并畅通无阻的传播渠道，儒学向民间的普及，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由此，就决定了，儒学虽得到官方的推崇，但它最终却只能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功业，仅是他们在内部切磋讲习的学问，或等而下之，流落为一种谋取俸禄的进身之阶。一种思想，也许只有发展成为宗教，才能藉宗教集团的力量播与民间，而对于儒学，由思想到宗教的演变以及儒学的广泛传播，要迟至宋代。儒学宗教化的产物，就是宋明，宋明理学已发展为一种有着自己的神明偶象（孔圣人）、广为分布的传教机构（书院）、通俗化的经书、传教仪典和戒律以及广大信众的宗教，而已非本来意义上的作为一种流派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儒学发展为宋明理学，正是儒家宋明理学家效法佛教尤其是其禅宗的结果，而其效法禅宗的最初动机正是为了回应禅宗的挑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不仅接纳了为儒学所无而为佛学所发明的问题，如心性问题，而且更借用了佛教寺院的宣教手段，建立了面向公众、并以白话讲学的书院讲习制度。儒学发展为理学，已与佛、禅搀杂而面目全非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这既是儒学内在发展的必然，也是事势所迫。
二
汉代儒学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二是，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
，除外，都是“之学”，即都是以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其说话的对象，都无一例外是统治者（君子），其目的，或是治国平天下，或是富民称霸王，因此，可以说，先秦诸子主要是哲学，只是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各有不同而已，、孟子也概莫能外。
虽然孔、孟算得上是先秦诸子中除庄子之外最关注个人的了，然而，其关心个人的目的却不在个人，而是强调通过个人的人格修养，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只是实现公共目的的手段。儒家也关心亲子之情、手足之情、朋友之情和人神之情等私人生活事项，但是，孝、悌、友、敬等情感最终仍落实于君臣之情，即忠，私人生活仍从属于公共政治生活。可以说，儒家从其诞生之日其起，就有忽视个人存在和私人生活本身的独立价值的倾向，这一倾向后来被荀子、董仲舒愈演愈烈。在儒家哲学中，个人与私己，总是被消解于集团之中，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公家而活，公共生活是个人存在的归宿和依据。于是，博爱众生的“仁”者人格和和睦共处的和谐就成了儒家的最高人生和社会理想。这一思想倾向，既是儒家所长，也是儒家所短：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具有恢弘的气度与庄严的使命感，是其长也，但天下太平毕竟是以一个个升斗小民的幸福安宁为基础和目的，忽视乐个人存在，则天下太平安所依托？甚至会以牺牲民众的幸福为代价。此又其所短也。
正因其本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以及墨家、法家、阴阳家、黄老家和兵家等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都是王公贵族、诸侯君子所关心的，小人们对这些问题既无权也无力过问，他们所想和所能关心的只是那些琐屑平凡却又性命攸关的问题，如妻子儿女、柴米油盐、送往迎来、生老病死、人情冷暖等等，这是一些非常个人化和私人性的问题，自是为君子们所不屑一顾，但却是小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牵挂着的，草民小人固然也偶尔关切一下天下太平、官府清廉之类的大事，但也主要是从自身幸福考虑的。民众并非不需要哲学，既然他们也面临人生的困惑。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而是那种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回答各种人生问题的精神哲学，为他们树立人生的意义，以解除他们的困惑，安抚他们的痛苦，照料他们的灵魂，在他们面临死亡是能够泰然处之。总之，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平易近人、小处着眼的学问，而儒学却远非这种学问，儒家缺乏一种真正的精神哲学。于是，平民哲学的任务就只有由民间时代相传的口传叙事（如神话、传说、民歌、谣谚等）来承担了。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源于民间并贴近民间，反映着民间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为其生活赋于意义，组织、疏通、支持着民间社会，陶冶、慰籍、充实着民间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讲，那些历来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民间口传文本，固然浅薄、俗俚、荒诞和支离，却正是真正的民众哲学，是一个的精神史的本真呈现，又自有其深邃和伟大之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到董仲舒尊儒学为官方哲学，孔孟儒学中原有的一点点对个人存在的垂顾也被剔除了，儒学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汉代儒家所继承的正是强调“外王”之道的荀子一路，并更与黄老阴谋术、法家权势术融合，从而完全将儒学变成了一种统治术。既然它仅仅关心大人们的事业，而小人们则全不在话下，小人们不把它放在眼中也就合情合理了。至此，儒学彻底从精神上断绝了与民间的联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庙堂之学。这种联系要直到宋明理学的时代才能重新恢复。因此，可以说，汉武帝的独尊儒学，实际上正导致儒学衰落，他在使儒家获得空前的尊荣的同时，却也使儒家离开它赖以生存的民间土壤，使之萎缩为一种仅供太学生们咬文嚼字的烦琐的经院哲学。这种经院哲学最终随汉帝国的崩溃而陷入危机，在外来的佛教冲击下土崩瓦解，以至于从魏晋到隋唐的上千年中，儒学仅仅成了一种专制权术的美丽点缀而已，它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何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正由于儒学在道、佛双方的夹攻下一败涂地，才需要韩愈来收拾残局，重光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