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种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的文化和精神的(5)
2013-05-20 01:19
导读：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汉代儒学与民间文化的隔阂：儒家既无有效的渠道（地方学校）、又无对民众精神的感召力（对私人、世俗生活的关怀），更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汉代儒学与民间文化的隔阂：儒家既无有效的渠道（地方学校）、又无对民众精神的感召力（对私人、世俗生活的关怀），更缺乏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行政），那么，它又凭什么来亲近民间？儒家文化，原本来自民间，它最初是以民间宗法－村社社会及其文化为基础的，然而，一旦它在汉代被抬举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只能作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私家秘器，而无法成为普天公享的公家法宝了。它被定于一尊，但却从此丧失了民间的亲近和尊重。
历来疏理中国文化源流者，总乐于或到社会的上层，或到中国社会之外，去追溯某种文化事象的源头，从而不知不觉地将文化史变成了文化影响史，这实际上是为文化传播论所误。
时至今日，随中华自信心的恢复，中国文化外来论或西来论自是无人信服了，然而，另一种外来论，即认为民间文化是受精英文化影响的结果，却依然盛行于学界。人们在探讨民间文化的发生发展史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归之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影响，在对诸如小说、戏剧、神话等重要的民间叙事艺术的研究中，此种倾向尤著。似乎除了王者的赐予和精英的哺育，亿万民众就不能自主地创造和拥有自己的文化。“儒学中心论”的深层底蕴正在此。
文化，真正的文化，活的文化，首先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它植根于民众生活，为人们身体力行、须叟不可或离，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料着人们的身心。一种文化，一旦丧失了与生活的血脉联系，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都不再是文化，而只能算得上是文明，或文物。中国古代的上层文化对于下层民众，往往就是这样一种中看不中用的文物。一种外来（包括域外的和阶级外的）文化，即使是高度发达的优秀文化，必须适应民众生活需要，并能为其本有的文化传统所吸收，才能称得上是文化，并发挥文化的效应。文化源于生活，而不是源于神明的启示，圣贤的独创，或帝王的教化。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化，哪里有生命，哪里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哪里就有文化。真正的生活在民间，文化的真正源头只能在民间，春种秋收，日月轮回，生老病死，沧海桑田，野唱夕烟，民间社会生生不息，民间世界森罗万象，民众们用身姿、歌喉、图画、等，演示自己的业绩，叙述的历史，记载自己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欢乐和哀伤，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梦幻，就形成了他们的文化的物化形态。文化无非是生命的符号。于是，就有了、神话、传说、小说、戏剧、讲唱、谣谚、
笑话等等文化存在形态，以及荟萃、展示、传播这些文化形态的节日、集会、宴欢、仪式、游戏等等文化事象。它们既芜杂琐屑，又博大深邃，及浅俗易懂，又神秘玄奥。这一切，就是民间文化，就是民间乃至民族精神的渊薮，是民众生命得以表现和铸造的熔炉，它们是一个民族文化所生发和植根于其中的沃土，正是它们，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首要对象。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四
儒学是中国本土原生的思想传统，历来被奉为主流文化，并因而被误解为文化主流，实在说来，儒家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还不如外来的佛教对民间文化的影响深入且恒久。
上文通过对儒学在中国民间的命运与基督教在欧洲民间的命运略作对比，意在说明为什么基督教作为欧洲中世纪的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同时成为民间的意识形态，并因而成为其文化主流，而儒学在中国却作不到这一点，并藉此从三方面揭示了一种思想文化的民间化机制。
下面，我们不妨在从这三方面入手，分析一下儒学所无法做到的民间化，却为什么能被佛教做到。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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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一种外来，入中土不久，就广播民间，成波澜壮阔之势，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并因此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但历来治中国佛教史者，多详于译经史、高僧传道史以及教派流别史，而疏于对佛教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史。如汤用彤先生的大作，于民间佛教情况，仅于其在汉代初来时稍加辩明，此后，则堙没无闻矣。佛教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它的传播普及，近靠几个高僧是无能为力的，广大的佛教信徒、遍布的佛教寺院、丰富多采的佛教、佛教集团的一系列、、文化手段等等，共同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普及。因此，佛教史首先应该是综合的佛教文化传播演生史，而不应被简缩为单纯的佛教思想史（即佛学史）。
首先，遍布天下的佛教寺院是促成佛教普及的首要因素，寺院为佛教开辟了通向民间世界的四通八达的传播渠道。
佛教寺院与基督教教堂的文化功能虽不必全同，但在聚集民众、灌输教义、推广宗教这一方面，两者却并无二致。佛教寺院，实际上就是佛教的学校。西方近代学校源出教会，而中国的佛教寺院也引发了世俗书院，直到现代，我国西南地区（主要是傣足聚居区）的南部小乘佛教寺院仍兼为学校，学童必入寺为僧，既修习教义教规，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佛教寺院，不仅是佛教徒切磋修炼之处，更是向广大俗众广谕佛音之所，它是民间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合，是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是宗教与社会、教徒与民众、神明与尘世交接之处。因此，佛寺就成了佛教向民间传播的主要渠道。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佛寺以其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和平易近人的佛教文化活动吸引民众，启发俗谛之心，佛教的宣教活动绝非单纯的说教、生硬的训斥、的灌输，绝非如人们想象的如老僧念经般的枯燥无味，绝非如正统的学校那样，仅仅靠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经典训诂，而是针对广大民众的理解能力和趣味，广泛吸收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和表达手段，锤炼出一系列独特的宣教手段，并进而演变为别具一格的佛教文化和艺术，然后又反哺中国民间文化和艺术。可以说，佛寺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化的重要“集散地”，正是通过寺院文化，佛教给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以及民众的生活和精神，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流行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如、歌舞、戏剧、讲唱、曲艺、杂技、小说等，都为寺院所笼络，以至于清静禅院俨然成了热闹戏场，成了民众娱乐游冶之地。如唐代“长安戏场都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皆寺也）。”（钱易《南部新书》）。寺院更藉节日之机，大开庙会，广设百戏，盛呈伎艺，寓佛理佛迹于其中。《洛阳伽蓝记》及敦煌壁画等，就无异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欢天喜地的寺院狂欢行乐图，历代笔记野史中，此类记载更是比比皆是。
寺院艺术于是成了中国民间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枢纽。一直为缙绅先生们所不屑的各民间艺术形式，第一次在佛寺中会合了，获得了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机会，其思想趣味因得到佛教的滋养而变得隽永深长，其表现形式因得到艺僧的锤炼而更精巧完美了，艺术的活动也因寺庙文化的日益繁荣而趋于专业化，总之，原本在民间土生土长的粗陋的民间艺术形式，实现了其产生以来的第一次精进和提高：传统文人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志怪因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经变文而演变为唐代传奇，使中国史上终于有了真正的虚构性叙事文体；原本流散民间委巷市井的口述传说，经寺院俗讲而发展为专业性的讲唱艺术，不仅遥启后来的话本小说，而且也为中国戏剧的成熟做好了文学上的铺垫；中土固有的百戏伎艺在寺院中与西来的幻术杂技相融合，从而使后世的中国杂技更加绚丽多彩；佛寺法会融本土民间歌舞与西域
音乐于一炉，不仅为后世的音乐歌舞提供了丰富的曲调和舞姿，而且提高了歌舞的叙事性和表现性，从而为戏剧的成熟奠定了表演基础；佛寺壁画、洞窟造像，则更在中国史上描绘了最华彩的一笔，总之，在中国各门类艺术的上，佛教艺术都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原本不登大雅、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正是经由佛教文化的洗礼，才发展壮大、蔚为奇观，并因而引起了上流知识分子的注意而被载于简册，如果不凭藉佛教之势，我们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化艺术将所知更少。可以说，佛教结束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史前史”阶段，而开始了它的有史阶段。正因此故，后世述中国民间艺术或通俗艺术史者，常误认各种艺术渊源于印度或西域，这固因在佛教入华之前关于民间艺术“文献不足之故”，但也是治史者为“尽信书”的文人之癖所误。实际上，佛教对中国艺术史的作用，主要并不再于引西域艺术入中土，而是援民间艺术于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