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种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的文化和精神的(6)
2013-05-20 01:19
导读：艺术必由艺人所担当。不要以为以寺庙为家的僧尼沙门们只会击鼓念经、托钵游方，他们往往还是身怀绝技的艺人。寺庙艺术固然有民间世俗团体所表演者
艺术必由艺人所担当。不要以为以寺庙为家的僧尼沙门们只会击鼓念经、托钵游方，他们往往还是身怀绝技的艺人。寺庙艺术固然有民间世俗团体所表演者，但也不乏僧人登台献技者，演说佛理佛迹的唱啭、俗讲、唱导等，自然更非僧人莫为。这就要求僧人不仅应熟谙佛理，而且更要有灵巧的口才、出色的伎艺、优美的风度、高超的道术，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僧人，为寺庙招来香客、看客和施主，从而成为寺庙的摇钱树。佛典及野史中就记载了不少能说会唱、能拉会弹、能歌善舞、色艺俱全、深怀绝技的高僧妙尼，正是他们，为寺庙，也为佛教，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魅力。要号召俗众，感人以情的艺术远较谕人以理的佛理更胜一酬。
因此，不要天真地相信到佛寺献香拜佛的都是有慧根佛性的善男信女。佛教教义，对普通百姓来说，过于玄奥，即使那些通俗化了的教条、信仰，如西天静土、阿鼻地狱、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等，恐怕也不能让讲究实际的中国百姓真地信服。人们游寺观庙，主要并非出于对佛教教义的信仰或对佛祖菩萨的敬仰，大概除了求签问卜图个吉利之外，就是为寺庙中的遍地风流和满目繁华所吸引。对此，佛家自然也不较，只要络绎的香民游客能为寺庙带来源源的香火和财源。全面开放，兼容并蓄，正是东方寺庙与封闭内隐的西方教堂的重要区别之一，其各自物的格局就明白地肇示了此义。
在大开庙门、广延众生之同时，富于敬业心和弘道心的僧人们，还云游四方，冲州撞府、走家串户，或讲唱卖艺作道场，或接生送死行善事，则更将佛家文化和精神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每一幽僻的角落。而儒家知识分子却全无此类作为。
总之，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实在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佛教在利用民间文化是为止灌注了佛教精神，而佛教也同时为民间文化所陶冶，变得更适于民间趣味更具民间风情了。佛教，本以禁欲和苦修为要义，然而，在中国，则发展出一系列享乐狂欢的文化事象，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在民间化过程中的奇遇。民间文化本质上是欢乐的、喜剧的、粗野的、诙谐的、感性的，佛教在其民间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民间文化所熏染，佛教
美术由初期的疏淡清峻到后期的富贵绚烂，就是此一变化的真实写照。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一特点，又进一步影响了佛教教义，即佛学，宣扬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学取代狭隘的小乘佛学而盛行于世，并最终演生中国化的佛学，即禅宗，平易近人、滑稽有趣的禅宗洋溢着浓重的民间气氛，其机锋、棒呵之类，就是典型的平民式狡狯。禅宗是民间佛学，其南宗创始人慧能原本就文化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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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史亦不乏关于循吏藉民间庆典、土俗巫仪及人生仪式之机力行教化、移风易俗的记载，但在专制下，能有此种见识和责任心的官吏实在是风毛麟角，大多数还是应付公务的平庸之辈，甚至鱼肉百姓的苛深之徒。此情由今可以证古！
其次，佛学与作为官方政治的儒学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精神哲学。如前所述，儒学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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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官方而不是平民哲学。仁学尚具有悲天悯人的平民情怀，孟子的人格理想已经有了浓重的精英色彩，至荀子专重礼学，发展了儒学中的专制主义因素，已去法家不远，而至汉武时代独尊儒学，儒学已成为彻头彻尾的官方哲学，它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而所谓修身齐家，则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而已。汉代儒学只关心国家生活，也只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王公大臣及知识分子才有意义，而对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平凡琐碎的民间生活却无话可说，它离民众生活很远，因此也必然遭到民众的弃绝。离开了生活这一源头活水的汉代儒学，最终干涸枯竭为生硬无聊的经院哲学，即经学。
在汉末传入中土的佛教，天生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佛教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哲学或精神哲学，国家政治生活及现世功名利禄在它看来只是幻相，毫无意义，佛家因此对治国平天下不置一辞，而唯关心个人精神的安宁和生命的真实。因其关心个体的私人生活，因此必然亲近民间的世俗生活，盖对平民大众来说，国家大事不如个人的生老病死更让人操心。
佛学因此填补了民间的精神真空，且佛学的平民精神正不仅停留于说教，而是具体贯穿于其一系列社会和活动中，佛学因此首先盛行于民间。表面看来最出世的佛教，在民间从事的实在是最世俗最实际的事情。民间佛教与名士高僧心目中佛教绝非一般天地。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哲学的公共性与佛教哲学的私人性，也可从其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看出。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而孔子则用一句话就将之轻轻地打发了，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儒家虽最重丧礼和祭礼，但其丧礼的目的与其说是让人体会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及生命的有限性，还毋庸说是致力于回避死亡事实并强调生命的永恒性，丧礼的一系列繁文缛节都是为了使因死者退位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得以填补，是使其权力顺利地让渡给他的继承人，从而使死者的生命在后继者身上得以永生，家族的血统及依存于此血统的爵位、封邑等，实际上就是生命永恒性的寄托，故儒家丧礼竭力消弭因死亡导致的无序、淡化对死亡的哀伤，所谓“顺变节哀”是也。但此义只对有着明确的家族谱系和稳定的家产的贵族才有效，《仪礼》中因此只有贵族丧礼的记述，所谓“礼不下庶民”是也，平头百姓无家无业，他们有的只是生命，即使这生命也是朝不保夕的，时刻都可能被天灾人祸所剥夺，平民没有庞大的家族和产业作为其生命寄托和延续，因此，对草民百姓来说，生命虽低贱，却也因此而更珍贵，死亡因此而更无可回避更可怕。因此，他们就需要一种“死亡哲学”，能让他们对死亡泰然处之，佛教关于尘缘空无的学说和西天福地的畅想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这也就难怪，民间丧礼从儒
家教化的课堂变成了寺院僧众的道场。
另外，佛教未象儒教那样被统治者奉为国教，这实在是佛教之幸，正足以促使佛教极力开发民间。实际上，统治者奉儒学为国教，非但不能利之，反倒足以害之。盖儒学既为“”，也就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则功成名就者自有官方的俸禄赖为供养，因此自然就懒于进取和教化，而后进学者一心钻研仕途，更无心于教化了。这实在是儒学的悲剧，也是一切官方学说的悲剧：一种思想一旦列为官方哲学，则必然没落、僵化，对此，亦不妨借今证古。一切官方哲学，无论其如何鼓吹，最终都免不了被人民唾弃的命运。
大学排名 而佛教既非“国营”，则必须自力更生。在上，佛教虽在北朝被几度奉为国教（其每次受崇总继之以毁教之灾），但它在大多数时间里，仍是以民间宗教的面目而存在，虽常有朝廷的接济，但其主要的赞助者仍是民众，民众才是佛教僧侣们的衣食父母。佛教徒深明此义，故积极参与民间生活，以聚材谋利，佛家参与组织的民间互助、慈善机构实在是寺庙香火钱的重要来源，佛家普渡众生的慈悲之怀说穿了实出利己之心。自我生存的需要，自然转化为自我扩张的动力，佛教因此当仁不让地填补由国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儒学）在民间留下的权力和文化真空。寺院组织义社、义邑，兴办商业，主办庆典，操持礼仪，乃至施舍捐助、诊病行医、抽签占卦、祈雨祀神等等，无所不为，无孔不入，以至于许多原本属于儒家势力范围的活动为佛家所夺，如祭龙祈雨即为典型一例，许多原本为儒教性质的节日为佛教所染，许多本土古神为佛教菩萨所僭越，如观音菩萨取女娲的生殖神的地位而代之。而佛教（以及道教）文化及其信仰也就随着寺庙的、社会活动渗透到民间并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