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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已收集到的，对二十世纪陆王心学研究作一(2)

2013-06-03 02:28

关于陆九渊研究。

第一，陆九渊的心即理说。侯外庐等认为，构成陆九渊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观点是“心即理”，其中理有宇宙本原和存在秩序两重涵义。心即是性的实体，又是万物根源性的实体（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559-562页）。李之鉴认为，心即理命题的提出，说明“陆九渊已以创世主之心代换创世主之理，完成由程朱理学到心学的过渡”。“心即理的哲学宗旨，在于正人心，故其时代作用特别明显。概括讲，其一，学术思想上反对程朱，争夺道统正宗；其二，社会政治上提倡顺理顺心，稳定专制统治。其效果虽然均不佳，其态度却是积极的，尤其‘以民为心’的主张，尚有颇多的民主精华”（《论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349-354页）。

第二，陆九渊的哲学方法论。王茂认为，陆九渊的认识论路线是精神内向，由心到心。他的修养方法、学习方法实际是悟，是“入了禅学一路”（《论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341页）。侯外庐等认为，陆九渊的认识“本心”，并不是指锻炼、增强思维智慧能力，而是通过内心进行体认、省察。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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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心学的方法论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注意修养个人，而不是认识外界事物；二是整体明了，不是逐一理解。（侯外庐等：《宋明史》，543-544页）冯契认为，陆九渊的方法是教人解蔽去惑，是“减”，而不是“添”。陆九渊培养人的方法“最根本是两条：一是解除‘利欲’、‘意见’之蔽，使心地净洁；二是自做主宰，奋发自立”（《冯契文集》第六卷，133-134）。

关于王阳明研究。

第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有没有合理因素？张立文认为“知行合一”虽然不同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由此而否认其中的合理因素也是不恰当的。“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是：“突破了程朱‘先知后行’说的教条，从‘知行合一’方面作了探讨，在一些问题上触及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行问题”，如提出了知行不是对立矛盾的，而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张立文：《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张绍良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接触到真知发源于直接经验，知依赖于行，猜测到知行的某种辨证关系，既反对不知而行的盲动主义，又反对只知不行的空谈主义；认为王阳明也承认行而后知的情况，如他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种承认认识来源于实际活动，只有通过实际活动才能获得某一事物的具体知识，显然脱出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张绍良：《王守仁》，《中国古代著名家评传》第三卷）。

第二，王阳明的“良知”说。这一时期的我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对“良知”有无可肯定的因素则有较大分歧。侯外庐认为，“有人曾力图去发现王阳明的合理成分，认为‘致良知’说具有‘平等精神’与‘个性解放’的要求，这是一种未作科学分析的武断说法。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并非中世纪末期启蒙思想家所说的‘理性’，而是地主阶级手中的精神的鞭子——封建主义道德律。启蒙思想家宣布‘理性’为人人皆有，那是具有反封建特权而解放个性的斗争的作用的；相反，王阳明要人们在‘良知’上用功，以消解矛盾而统一于心灵的‘无对’，则起着一种反个性斗争的麻痹人民头脑而甘于妥协的奴婢作用”；王阳明之批评朱熹，“那只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争取正宗的问题，从而企图用‘至愚下品’所易于接受的简单教条，来代替朱熹的比较暧昧的教条”，“并不比朱熹有多少进步作用，反而是阶级斗争趋向激烈时期对于封建主义的歌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四卷下册，905-907页）。张绍良认为，“良知”说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在当时却充满了反对崇拜旧权威、旧教条，反对迷信盲从，主张独立思考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用“吾心之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公开向及朱熹挑战，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权威，反偶像崇拜的积极意义。王阳明在弥漫着迷信、盲从的浊雾中，敢于说可以不以孔子、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这就冲淡了圣贤的灵光，不能不诱发着对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叛逆；王阳明的“良知”说，宣扬“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无疑是一种欺骗，把它说成是具有平等精神是错误的；但是，光这样说还不够，王阳明的说法，至少在抽象的形式上，打破了圣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性三品”的严格等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儒家圣贤的权威性（张绍良：《王阳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

第三，王阳明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张显清认为，王阳明的哲学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王阳明所宣扬的蒙昧主义，主张愚昧，反对知识；主张迷信，反对科学；主张黑暗，反对光明；主张倒退，反对前进。它是思想解放的牢笼，科学发展的桎梏，社会前进的羁绊。在中国封建社会，蒙昧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阶级对蒙昧主义的宣扬推行，给我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张显清：《论王阳明鼓吹蒙昧主义的反动性》，《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沈善洪认为，虽然王阳明的思想本身是反动的，但当它发展到极端时，却产生了违背它的意愿的结果，王阳明晚年，就出现了“王学左派”，把王阳明的一些原则推向极端，得出了王阳明本人所不愿意得出的结论（沈善洪：《史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285-286页）。任继愈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加以批判地吸收改造后，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卷，312页）。张绍良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王阳明的思想为行将衰败、没落的阶级提供了一付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另一方面，王阳明及其门徒或多或少地有着偏离甚至破坏儒家传统思想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启迪他们怀疑乃至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张绍良：《王阳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