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以前，中国海运的技术和条件已十分(2)

仅1824年11月，由于黄水异涨，滞留在黄河北岸的漕船达2000艘，不但影响了来年的漕运，而且在被滞留的水手中间，孕育着巨大的不安和骚动，以至于道光帝深以为忧。[32]冰冻也加剧了运丁的艰辛。如天津、临清迤南一带，“从无不冻之河”，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河面皆被冰封。“若一遇冻阻，沿河敲冰，费尽官民之力。”[33]

再从经济成本来看，漕运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清人指出：“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聚胥吏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险阻艰难，仅而得达京仓，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或二十两，或十八两不等，而及归宿，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34]另外，由于河运费时往往达半年以上，新米运到北京一概成了老米，许多人根本不愿食用，以至获得漕米配给的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八旗子弟等大量以低价出售漕米。千辛万苦运到北京的漕米，其价格仅与北方小米的价格相当。[35]

显然，河运远较海运浪费财力、民力。总的说来，“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36]以每年运送漕粮400万石计，河运的直接运费即达800万石米，而海运的全部支出仅有160万石米。[37]以每石米值银2．2两计，百姓每年要为河运多花费1400多万两白银。加上维持运道，在清代经常需要数百万至千万两白银。而清代中期，中央政府每年直省所人仅为4千万两左右。[38]

这些费用被长期转嫁到百姓身上，造成了国穷民困的严重恶果。崇祯初年，桃源县(今泗阳县)生员韩应春、王用中等人赴北京上访。在他们上书前的40多年里，该县有14名县官因未能完成搜刮任务被累斥降。未能完成搜刮指标的吏胥里役，“血比淋漓，披枷带锁，毙于杖、毙于狱、投河自尽、削发披缁，百千万计”。[39]吏胥被责如此惨重，一般百姓被吏胥所责之惨显然无以复加了。由于不堪忍受敲逼，百姓被迫大量逃亡。

桃源的事例绝非个案。即使在清盛世之时，海州原额人丁46398人，逃亡41460丁，逃亡人丁几占总数的90％。该州沭阳县：“里甲科索。……有一里止存一二甲者，而全里之额派如故；有一甲存一二丁者，而全甲之额派如故。”[40]宿迁县在1512年人口即达154363人，1650年仅存8160丁。[41]安徽灵璧县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等，“元明间号称繁华，今[乾隆年间]所存者，颓垣破屋，居民逃亡殆尽，即生聚亦复难言也。”[42]泗州户口旧额34211丁，逃亡达12067丁。[43]虹县原有22860丁，经1648与1668年编审，故绝逃亡19521丁，仅存3339丁。[44]

综上所述，即使从经济成本和人道方面来考虑，河运既不属于节省、也不属于安全的运输方式，而是远较海运浪费和危险。明清两代长期专行河运，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些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后，形成国穷民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政略的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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