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状况，在宗教学

中国上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状况，在宗教学界、史学界迄今未见全面系统的阐述，上古时期的国教状况更是鲜有专门讨论。任何形态的国家都需要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理论在后人看来往往与国教信仰密不可分，而国教信仰通常又与特定的国教结构有关。关于商周时期的国教信仰状况，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略有涉及①，兹专就商周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试作探讨。

一、国家结构：亲族与国家

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后人的构拟事出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实，商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②。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

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商邦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是相互并存关系，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先看并存关系。殷卜辞中有“比”字,林沄先生指出，这里的“比”均作动词用，是“亲密联合之义”③。殷卜辞中常见“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记录，如：“贞，王比兴方伐……”（《缀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编》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扑周甾？”（《前编》5·2·2）林沄先生认为，“卜辞确实反映出商代有许多方国和商王发生联盟关系，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犬、暴、攸、望……等方。 绝大多数这类卜辞都明确地涉及征伐，所以说，商代是存在方国间的军事联盟的”④。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去审读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当时方国联盟的情形。《诗·长发》述商汤伐夏桀的过程，“顾、韦既伐，昆吾、夏桀”。顾、韦、昆吾是夏王国的盟国。同样，《尚书·牧誓》述周武王伐纣，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诗·皇矣》叙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国，而“友邦”是周的盟国。另一方面，商邦与盟国间是不平等的。卜辞资料表明，商邦不仅“比”其他方国，而且有时也“令”其他方国。如：“癸卯卜，宾贞……令沚■■方？”（《前编》6·60·6）“庚辰，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这里的“令”，显然是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商王作为方国联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国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裁方国间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⑤。 王国维早就推测说：“自殷以前……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⑥顾颉刚也说：“夏商所谓王，实则春秋所谓霸。”⑦今天看来，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与商王国的国家结构和性质并无根本差异，其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为“共主”国，商由“共主”国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后，当即与既存的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立一种名分，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其所异者，周代文献中大多将这些方国称之为“诸侯”。与此同时，周人还“封建”了一批同姓诸侯国。周人为什么分封同姓诸侯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解释虽可说通，但也有问题。因为周人的分封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贰宗”。单纯用“藩屏”之说作解，显然缺乏说服力。诚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商周历史的宏观过程看，分封也与部族的不断衍生相关，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于氏族时代的氏族组织制度。

大体说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现为两个阶段：西周时代是“天子建国”；春秋时代是“诸侯立家”。从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诸侯立家”是“天子建国”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当时“王土”、“王臣”观念下，王国、侯国、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权特征。

天子王国，是以王族为核心构建的最高政治实体或国家。名义上，王统治天下；实际上，王主要统治“王邦”。这种“王邦”与“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们称为“内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内服”、“外服”秩序展现为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西周前期，王朝对外服诸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诰命中，周王对诸侯百般教诲，指示他们服从王的指挥，“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周康王在即位典礼时就训示道：“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尚书·顾命》）当时，许多诸侯国君都参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坚决服从周王的调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种盛世已不复存在，“周郑交质”乃一显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诸侯坐大；自其里言之，是宗族组织的成长壮大。宗族政治的基础是宗族组织。在氏族制度下，一个氏族的人口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从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来的母氏族则成为胞族⑧。宗族组织作为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这一特征。周初，王邦强大，新封的侯国力量微弱。后来，诸侯国力量不断壮大，而王邦却由于不断的分封发展较慢。当诸侯国与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时候，彼此间的冲突在所不免。“诸侯争霸”与王国代兴有相似的一面。从宗族政治的内部结构看，政权的主体是宗族贵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内部，又进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内部，对国家政权的厮夺直接体现为对“宗主”身分的争夺。春秋时期王室的内乱多导因于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对象是庶众，是贵族对庶族的统治，宗主对庶民的统治。《诗·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展现了庶民对贵族的怨忿情绪和依存关系。对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关系。在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异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周王国所谓“内服”，实质上就是王邦——以王族为核心的政权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