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状况，在宗教学(5)

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商代的神职与政职相比，神职更重要，地位更显赫。《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在周公述及的这批商代重臣中，绝大多数“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因而至关重要。后世文献中把伊尹称为“相”，这不确切。后世的“相”与商代的辅政大臣很不相同。再看《尚书·酒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 、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侯、甸、男、卫是指殷人的许多邦国，太史友、内史友、百宗工是王国政府机构的官职僚属。“百宗工”位于“太史友”、“内史友”之后，足见“史”类职官更重要19。总之，商王国后期确已建立起一套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各方面事务。大略地说，可以分为神职系统和政职系统。但在高级辅政大臣身上，分职并不太明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周人推翻殷人的统治，由小邦一跃而为天下共主，百废待兴，亟需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统治机构。旧史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制度。随着周代的发展，官吏体制日益庞大和完善20。西周时期，与商代神职重于政职的情形不同，政职机构迅速发展起来。有学者提出，西周的中央政权机构有两大官署，一为卿事寮，一为大史寮21。毛公鼎铭文：“彶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n司公族n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n朕褺事。”这一段铭文资料明确地显示了“卿事”和“大史”两寮的存在。番生簋铭文也记录说：“王命：n司公族、卿事、大史寮。 ”这里虽说多了个“公族寮”，“卿事寮”和“大史寮”仍然是共存的。“寮”是僚属、机构的意思。

卿事机构的职能，是辖制王国的政务系统。令彝铭文：“惟八月，辰才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n告于周公宫。公令：出同卿事寮。惟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这段铭文记录了周公明的身分（保）、受命的日期（八月甲申）、辖理的机构（卿事寮）、权能（尹三事、四方）。周公明受命之后，不久就到成周赴任，向官署下达了指令。所谓“三事”，一般认为是司徒、司马、司空（或谓任人、准夫、牧），这里是泛指诸尹、里君、百工等朝内百官；所谓“四方”，铭文中明确提到侯、甸、男，实际上指邦外的诸侯国家。根据张亚初、刘雨的研究，卿事机构的僚属很多，层层辖制， 达几十种22。

大史机构的职能，是王国的神务系统，包括天文星历、祭祀占卜、图籍册命、记录等。关于大史机构的属员，铜器铭文中未见直接的交待和说明，但散见于铭文中的此类官职有大史、史、省史、作册尹、大祝、祝、五邑祝等23。在文献中，我们几乎任何时候都会感受到大史系统的存在：国家举行每一件大事都要占卜蓍筮，不断祈福禳灾，册封离不开史官，生产离不开史官（如籍田礼）。一句话，在神文政治下，一切政治活动都信赖神，一切涉及神的事务都有神职人员参加。所以，周初周人提到殷人的邦国机构中有“太史友”、“内史友”，显然周人自己的邦国内也应当有大史机构。大史机构可能比卿事机构更古老、更传统。

综观西周中央政府机构，最高统治者是天子，其下是辅政大臣。辅政大臣总理朝政，兼辖神职系统和政职系统以及其他部门。

诸侯政权同样具有王室政权的结构性特征。春秋上承西周，春秋旧制与西周有一致性，程度上有差异而已，大格局应相同。所以，透过春秋旧制，仍可窥见当时诸侯国官制概貌。

国君是诸侯国家的元首，既是首脑，也是宗教领袖，一身而二任。从外在形式看，国君的宗教身分比政治身分更重要，政治事务可委托给辅政大臣处理，主祭之权则不容他人染指。卫献公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正是这种实情的生动反映。政权未变，宗庙不改。田氏专齐，不改齐国姜姓；三桓弱鲁，不变周公之宗。

同西周中央政府一样，春秋早期诸侯国政府主要也由两套官署组成，一为政务系统，一为神务系统。见于历史文献者，政务系统职官有令尹（右尹、左尹）、相（左相、右相）24、师（右师、左师）、帅、司徒（大司徒）、司马（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司空（司城）、司寇（司败）、司士、司宫、司铎、工尹、连尹、武尹、寝尹、宫尹、乐尹、门尹、鍼尹、厩尹、箴尹、隧正、乡正、工正等，不下二三十种；神务系统职官有史（大史、内史、左史）、祝、宗、卜（卜尹）、占梦等数种。虽然这两大系统的人员规模不平衡，但无论如何，神务系统是中国上古时代诸侯政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机构。究其原因，正与政府的特性有关。《左传》定公四年述周初分封诸侯，分给鲁公“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 官司彝器”，并说“祝，社稷之常隶也”。“常隶”，是说它是常设机构，非可有可无。这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权的神授性质25。比如，在鲁国的政务职官中，司徒、司马、司空较为重要。司徒掌握民事，司马掌军务，司空掌工程建设（参见《左传》昭公四年杜泄语）。“三司”中以司徒位尊，称为“冢卿”或“上卿”，司马、司空次之，称“介卿”或“亚卿”（ 参见《左传》昭公四年南遗语）。具体说，季孙氏为冢卿，叔孙氏为介卿。“三司”之外还有司寇掌刑罚，秩次“三司”之后（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鲁国的神务官职有祝、宗、卜、史（参见《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语）。祝掌祈祷祭祀，宗（宗人、宗司）掌宗庙礼仪，卜掌占筮，史掌册命、档案、祭祀等。《左传》记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发生日食，“祝、史请所用币”，以便醮神禳灾。《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记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说：“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鲁桓公时，卜官是楚丘的父亲，他曾为桓公占卜季孙氏的未来；文公时期，卜官是楚丘，曾灼龟占卜齐侯的死期。

此外，大夫政权也具有政职和神职两重特征。大夫统治的方域是封邑。在封邑内，大夫设置宰（或曰室老）为政务官，祝、史、卜为神务官。在鲁国，邑宰权势很大，有时甚至反叛其主。邑内有卜官。施孝叔为鲁国大夫，“施氏卜宰，匡句须吉。……与匡句须邑，使为宰”（《左传》成公十七年）。这段资料表明，施氏既有邑宰，也有卜官。在郑国，“公子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尽归其余邑”（《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杨伯峻先生说：“室老即宰，家臣群吏之长； ……宗人亦称宗老……盖掌宗室礼仪者。”其说正是。室老之下若无属员，“黜官”无从缘起；宗人若不是祭司，也不会令其“薄祭”。在晋国，赵武议论范会家政道：“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左传》昭公二十年）从这一通议论看，应该是有普遍意义的，即是说大夫政权机构中一般都设祝、史一类的神职官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夫政权机构虽小，但其两大机构俱存。大夫政权的这一特征，恰可反映出诸侯国乃至王国政府机构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