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老子》考释札记(1)学毕业论文(3)

二    一个笔误的后果

竹简《老子》甲组：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此章见于今本第六十三章。这段文字中的“大小之多易必多难”一语甚为难解，实由错简所致。我认为，“之”字当在“易”之下，笔误在上耳。全句为“大小多易之，必多难”。此处的“易之”和下文的“难之”、此处的“多难”和下文的“无难”正相对应。“大小”，在此处指大事和小事。“易之”，以“之”为“易”也。

世传本的“大小多少”一句，早已引起人们的怀疑。姚鼐说：“‘大小多少’，下有脱字，不可强解。”奚侗说：“‘大小多少’句，谊不可说，疑上或有脱简。”马叙伦说：“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篇疏》引‘为无为，事无事’两句，‘大小’句姚说是，吴无‘大小’以下八字，伦谓疑是古文注。”但是，此句帛本与世传本完全相同，学者遂以为上述怀疑非是。简本出土后，这个疑案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原来此处不但有脱简、衍文，而且有错简、误字。

窃以为，正是简本的笔误，造成了今本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原文“大小之多易，必多难”实难解释，故今本删“之”字，并将“大小”、“多易”分读，增“多少”于“大小”之下以足句，且敷衍“报怨以德”云云于其后，又把“多易”属下句“必多难”读。如此等等，几至面目全非。

今本的“报怨以德”与上下文没有瓜葛。同简本对照，方知此乃飞来之物，本属乌有。马叙伦云：“‘报怨以德’一句，当在七十九章‘和大怨’上，错入此章。”严灵峰云：“此四字，应在‘安可以为善’句上，并在‘必有余怨’句下；文作：‘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验之简本，他们关于此句错简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报怨以德”同儒道两家的关系，是学术界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流行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这是道家的思想，主要根据就是《老子》载有此语。另一方面，孔子持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根据是《论语·宪问》的一段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我以为，仅依这段记载作出判断是片面的。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忽略了另一段相关的记载。《说苑·权谋》：“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那么，如何看待这两段看起来互相抵牾的记载呢？其实，孔子因材施教，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不同的对象常发出看起来很不一致的议论。这种现象《论语》可以为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因此，“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和“报怨以德”都是孔子的话，都是儒家的思想。

按照严灵峰先生的见解，“报怨以德”本来在今本七十九章。我认为，文中“安”字当解作“何”，全句读作“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依此，“报怨以德”不但不属道家思想，而且为今本作者所抨击。这就对了！今本《老子》六十七至八十一章皆不见于简本，悉太史儋所增。这个时候儒道的对立已经形成，太史儋“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之论，正是针对儒家思想而提出的。

今本此章中间多出一段：“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此段思想与本章完全不符，而与甲组“其安也，易持也”一章（相当于王本第六十四章上段）相当一致。所以此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本章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发挥，混入经文；二是本为对彼章的解释发挥，误置于此。

至于今本的“夫轻诺必寡信”一语，更与本章主旨不符，必为后人妄加。

三    一字之证

竹简《老子》乙组：

唯与呵，相去几何？美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此章见于今本第二十章上段。“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帛本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王本作“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在简本出土之前刘殿爵曾指出：“今本的意思是：别人所畏惧的，自己也不可不畏惧。而帛书本的意思是：为人所畏惧的－－就是人君－－亦应该畏惧怕他的人。两者意义很不同，前者是一般的道理，后者则是对君人者所说有关治术的道理。”[1]那么，此处本来应该是讲一般道理的，还是讲治术的？从上文看，显然是讲一般道理的。因此，帛本衍“人”字。

然而，帛本又是何以衍此“人”字呢？在简本出土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原来，在简本中，此章本来下接“人宠辱若惊”一章（今本第十三章）。太史儋在重新编纂老聃书时，将这两章分开。在这个过程中，此章把本属下章第一字的“人”字一同带走，造成帛本的样子。但此“人”字毕竟致使章义阻隔，故世传本又删“人”字。

我这样解释有两个重要的旁证。一是，从竹简图版看，此处正有句读，“人”字属下读。这就是说，一定是帛本将“人”字错抄到本章。二是，从用韵看，本章开始两句“呵”、“何”为韵，歌部；中间两句“恶”、“若”为韵，铎部；最后两句是“畏”、“畏”为韵，微部。如末字为“人”字，则失韵。

过去我曾指出，太史儋书“唯与呵，其相去几何”（依帛书乙本）章将本为简本其上一章末句的“绝学无忧”一同带走，造成千古疑案。现在看来，不仅如此，它还将本为简本其下一章第一个字的“人”字也一同带走，成为其末字。也就是说，在太史儋书中，此章增头又加尾，另外两章反而或少头，或缺尾。

因此，这个“人”字，又为简本早出说增添了一个铁证。

四    经文辨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流传过程中，经典原文常常发生讹变，后代注文混入经文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通过校读竹简《老子》，笔者对此体会尤深，兹略举数例。

其一，竹简《老子》甲组：

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 事好〔还〕。

该章见于今本第三十章上段和中段。各本的最大不同，首先表现在语句的增减上。王本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四句，帛本只有前两句，且有异文，而简本一句也没有。七十多年前，梁任公就对这四句话深表怀疑：“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2]这是梁氏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的一条重要论据。验之简本，可以说他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只可以说这四句是后人增入的，不能据此推断《老子》全书晚出。将帛本和王本比较可以知道，这四句话还不是同时增入的。我想，帛本的“〔师之〕所居，楚棘生之”两句，本来是对经文“不欲以兵强于天下”一语的注释发挥，混入正文；而王本的“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两句本来又是对“〔师之〕所居，楚棘生之”两句的注释发挥，后来也混入正文。

各本的不同，还表现在语序上。“其事好还”一句，今本居“不以兵强天下”和“师之所处”之间。蒋锡昌说：“此谓用兵之事，必有不良之还报，下文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也。”注家多持此说。顾名思义，所谓“好还”，犹今言“好报”，怎么可理解为“不良之还报”呢？以简本观之，方知此句错简。此句本来在“是谓果而不强”之下，义为“果而不强”，必有好报。       

其二，竹简《老子》甲组：“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此章丙组重出，作“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这段文字见于今本第六十四章下段。甲本作“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1111”，乙本作“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王本作“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可以看出，甲组同丙组以及各今本差异较大，而丙组同各今本大同小异。

除“此”字丙组和各今本作“则”、“慎终如始”前无“故”或“故曰”等字样外，甲组同丙组、各今本的主要差异是，“临事之纪”一句，丙组和诸今本皆无；相当于丙组的“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两句，各今本皆有，唯甲组无。

丙组和各今本之间也有一些差异。一是句序不同。丙组“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两句在前，各今本后置。二是文字不同。丙组的“人之败也”一句各今本作“民之从事也”（王本无“也”字）。丙组的“其且成”甲本作“其成事”，乙本作“其成”，王本作“几成”。三是文字增减不同。“慎终若始”前甲本有“故”字，乙本有“故曰”二字，丙组和王本皆无。

细心揣摩这些情况，依稀可见各本的演变过程。“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二句本来是“临事之纪，慎终如始”二句的注文，一变而为丙组的正文。在此过程中，夺“临事之纪”句。因其本为注文，固然要在本来的正文之后。然它毕竟是前一句的注文，难避重复之嫌，故再变而为帛本的样子，即于“慎终若始”之前增“故”或“故曰”字样，并颠倒句序。在此过程中，改“人之败也”为“民之从事”，“其”下夺“且”字，甲本“成”下更涉上衍“事”字。这样看起来“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由“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推导出来的结论，好象天衣无缝了。不过，如再进一步推敲，“且”字脱漏，遂使“恒于其成而败之”一语本身就蕴含抵牾，既已“成”矣，何言“败之”？作者之意，显然是事情将成时而“败之”。故王本改“其”为“几”，并删“故”或“故曰”等字。历此三变，经文已大不一样了。

其三，竹简《老子》甲组：“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此段见于今本第三十七章。帛本重“镇之以无名之朴”七字，王本只重“无名之朴”四字，简本此处无重文。易顺鼎云：“《释文》大书‘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十四字，则今本重‘无名之朴’四字，乃涉上文而衍。”高亨早年亦主此说，云：“‘无名之朴’四字，则文义隔阂，今据删。”高氏晚年，改变初衷，谓：“易说固有征矣，但余疑此文当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转写脱去‘镇之’二字耳。”帛书出土后，其经文正与此说相符合，学者遂以为定论。但简本的出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愚以为简本“夫亦将知足”的“夫”字，正指“镇之以无名之朴”，也就是说，此处不必重“镇之以无名之朴”七字，而重“无名之朴”四字，文义就更差了。简本“亦”字使“夫”字所指更为明确，帛本夺之，或为重“镇之以无名之朴”的缘由。依此，易氏和高氏早年之论确为卓见。

另外，简本“知足”，帛本作“不欲”，王本作“无欲”。今按，“知足”义长。以“不欲”或“无欲”来对付“欲”，匹夫之见也，大思想家老聃何以至此！

其四，简本甲组“〔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此段见于今本第四十一章，其前有“以身观身”一语。“观”的主体是个人。对于某个主体来说，“家”、“乡”、“邦”、“天下”都是客体、对象。所以某个人站在“家”、“乡”、“邦”、“天下”的角度分别“观”之，完全讲得通。但站在自身的角度“观”自身，站在主体的角度“观”主体，就难讲通了。故简本没有这句话乃《老子》之旧。

今本增出的这句糊涂话，真让注家大伤脑筋。无奈，只好曲解了。如林希逸注：“即吾一身而可以观他人之身”；陈鼓应注：“以自身察照别人”。“身”只谓自身，安可指他人？在古汉语中，是用“人”字来表示与自己相对的他人的。因此，老子如果想表达上述注家所说的意思，他老人家一定会说“以身观人”，而绝不会说“以身观身”。或受此语的误导，注家对以下各句也多误解。如林逸希注：“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观他人之家，即吾之一乡而可以观他人之乡”；陈鼓应注：“以自家观照他家，以我乡观照他乡”等等。

其五，简本丙组：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本章相当于今本第十七、十八两章。“正臣”，帛本作“贞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贞，……假借为正。”子夏《易传》：“贞，正也。”因而，帛本的所谓“贞臣”，也就是简本的“正臣”，正直之臣也。王本改为“忠臣”，另有隐情，参见下文。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一段，“安”字可作二解。一，“何”也；二，犹“于是”也。从语言上看，二解均通，但经义完全相反。欲求真解，不可不略加辨析。

以后人之见，“仁义”、“孝慈”为儒家所倡导，它们是否亦为老子所认同，学者心存疑虑，所以不妨暂且搁置。但是，“正臣”却是个中立概念，任何一个学派也不会否定它的。既然老子肯定“正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子一定同样肯定相同句式中的“仁义”、“孝慈”。如果我们再参之以甲组“绝伪弃作，民复孝慈”一语对恢复“孝慈”的追求，就更加确信这种推论了。看来，这三个句子中后半句“安有”之下的概念悉为老子所肯定，而其上半句“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显然为老子所深恶痛绝，所以上半句与下半句之间只能是转折的关系。换言之，“安”字只能解释为“何”。

另外，本章的主要意图是讨论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所谓“信不足”，是就君主对臣民而言的。因此，“信不足”与下文的“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云云应该是一回事。如果说君主不信任臣民，以至“邦家昏乱”，便不会有正直之臣，那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一个正直之臣是不会和一个昏君合作的。昏君身边多佞人，这已被无数次历史事实所证实，深察宫廷内幕的史官老聃怎么会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知道呢？他怎么会说出“邦家昏乱”，“于是”“有正臣”这样的糊涂话呢？这又一次说明，“安”字只能解释为“何”。

此段帛本同简本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多出“智慧出，安有大伪”一句。此语之舛迕，令人惊诧！诚然，其上半句“智慧出”同其他三句的上半句“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一样，亦为老子所病痛，但是，其下半句“安有”之后的“大伪”，却与相同句式中的“仁义”、“孝慈”、“正臣”相违千里！可见是语必为浅人妄增。

除此语之外，帛本与简本基本相同。甲本“安”写作“案”，二字音同义亦通。学者多将帛本的“案”和“安”释为“于是”，以上文辨析观之，大谬。

帛本的粗陋抵牾，足以让研读《老子》者深感不安。于是王本干脆把“安”字统统删掉，将“仁义”、“大伪”、“孝慈”等等一律打倒。如此可起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大大消解了帛本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对儒家放了一支冷箭。就这一点看，此举一定是后世道家为了反对儒家所为。在他们看来，象“大伪”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孝慈”固然可以弃之而后快，但如果连同“正臣”（“贞臣”）一起抛掉，岂不有害天理！故不得不偷梁换柱，以“忠臣”代之，反正“忠”字也是儒家的重要范畴。

其六，简本丙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曰兵者……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弗美也。”此段见于今本第三十一章。

“故曰兵者”以下缺文可容六字。王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甲本作“非君子之器也，11不祥之器也，不”，乙本作“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1器也，不”。所以，简文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是“非君子之器，不”，二是“不祥之器也，不”。李零先生补作前者。

[1]刘殿爵：《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初探》，《明报月刊》1982年9月。

[2] 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见《古史辨》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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