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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学四境——从郭象删

2013-11-10 01:02

弁言：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郭象(252～312)及其无数追随者曲解妄注《庄子》，究竟是“论之不及”？还是“智之弗若”？
    主因是“论之不及”，即世界观迥异。晋人郭象与其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陆德明，无不固持儒学“成心”且“师心”自用，因此即便在某些局部略窥庄学正解，也非得曲解妄注不可。若不曲解妄注，庄学义理就会沉重打击他们终生奉行的儒学价值观及其生命实践。
    郭象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为人行薄”，剽窃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庄子》注文，如此“天之戮民”，怎么可能理解“古之博大真人”？成玄英尽管是“道教学者”，但被专制庙堂御用，被唐太宗李世民钦封为“西华法师”。陆德明也被李世民招为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因此两者护孔拥儒、谄媚庙堂比郭象更甚。与其说他们是在研究庄子，不如说他们是齐心协力把轴心时代顶天立地的文化宗师庄子强行改造、轮番整容、竭力矮化成屈服于后轴心时代专制庙堂的儒生。
    其次才是“智之弗若”，即才学识远逊于庄子。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追随者即便是儒学“大知”，也顶多是庄学“小知”，因而“小知不及大知”，“大知”不及“至知”。
    此后的治庄者也多为儒生。他们全盘继承以儒学成心曲解妄注的治庄传统，因此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释》成了庄学三大权威。
    无数学者研究过《庄子》。民国异人刘文典(1889～1958)先生发大愿，继绝学，欲做庄子功臣，费时十五年(1923～1938)撰成巨著《庄子补正》，将历代尤其是乾嘉以降文字讹误考订集大成于一书，可惜未及阐发义理即已殁世。不过据其《自序》云：“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可见也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若不通义理，即便正确答案、错误答案一起摆在眼前，多半也会做错选择题。今之通行本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均未稍越郭象义理之樊篱。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晚近以来，极少数治庄者不持儒学成心，无意谄媚庙堂，也不师心自用，乃至认同庄学世界观，然而面对积非成是的三大权威，积重难返的郭注、成疏、陆释，也顶多在训诂个别字词时予以局部驳诘，时至今日尚无一人全盘推翻郭注义理，还庄学义理本来面目。我读过的《庄子》注本或庄学著作，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读妄断、义理妄解皆“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常常字词注释基本无误，译文竟然完全不通。这种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

    一、庄学公案：小大之辨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如此开头：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经我校订，与通行本小异。拙引皆然，不再另注。)
    插入若干“卮言”(即“支离其言”)后，又述“蜩鸠”寓言：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尽人皆知，“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有紧随其后的“小知不及大知”一节为证。然而奇怪的是，庄子在此节卮言后又重述了“大知(鲲鹏)”寓言：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郭象本“终北之北”作“穷发之北”，详下。)
    随后又重述了“小知(尺)”寓言： 中国大学排名
    尺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
    至此庄子以卮言点题——“此小大之辨也。”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以《内七篇》寥寥万余字遍说天地万物的庄子，为何不避重复地两述大知、小知寓言？《庄子》传世至今，无人窥破用意何在，因而难明点题卮言“小大之辨”奥义。
    奥义藏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节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这句卮言堪称“内七篇”最难索解的一句原文。
    郭象注此句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郭注像原文一样难以索解。
    郭象版《庄子》问世一千六百年内，公案毫无进展，因为未被视为公案。这句卮言尽管无人能解，然而治庄者要么视而不见，径直跳过；要么依附郭注，胡乱发挥。

    二、破案铁证，浮出水面

    一千六百年后，闻一多为解开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①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又与解开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实“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如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奇怪叙述法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则揭示了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的俗见囿于人间视点和门派成心，所以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只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目的。
    如果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如果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要认识到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就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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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囿于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仅有相对“大”；也不可能绝对“小”，只会相对“小”。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然则物无知耶？”(《齐物论》)“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真人”即“至人”，“真知”即“至知”。)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小”、“大”的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小”、“大”的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穿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却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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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直接借“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以郭象注本为祖本，异于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五十二篇，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究竟有没有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呢？
    必有！《北山录》原文及慧宝注文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中。
    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必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唐僧神清《北山录》的僧慧宝注“语在《庄子》”证明，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于郭象系统以外。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手上的《庄子》底本恰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参考《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下“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人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②。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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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假设《列子》八篇全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也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因此死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过《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然而今传郭象版《庄子》中，商汤未问，夏棘未答，“亦云”二字成了天外飞仙，“有极”二字则自露马脚。由于被删句“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注“物各有极”完全牴牾，无法兼容；而紧接被删句的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仍与郭注完全牴牾，无法兼容，因此郭象为了自圆曲解妄注，又改“终北之北”为“穷发之北”。
    “终北之北”译为今语即“北极的北面”，这种奇特表述，“支离其言”的庄子在《齐物论》中特地予以命名：“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三、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郭象囿于儒学成心，无法理解庄学奥义，为了自圆曲说，不惜删改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都是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曲解，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然而初唐人成玄英、陆德明以及无数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儒生拒不采纳，固持儒学成心，按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多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湮灭——只有寄望考古发掘创造奇迹。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遂通行于世，郭注义理成了难以撼动的庄学最大权威。郭象竟成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玄学大家”，这恰好应验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影响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对二十六篇“外杂篇”删句改字，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曲解妄注。
    然而残存且被郭象删改过的二十六篇“外杂篇”，还是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的郭注义理。如郭象删改过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玄学大家”郭象竟浑然未觉。即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四境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牴牾，义理境界更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大都符合庄学四境，但郭象同样不遗余力地曲解妄注，故意错误断句，让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妄注就更方便，不纠正其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妄注。而要纠正一处错误断句，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传统权威，也会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肤箧》、《天地》。然而主张“为我”的先秦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的《大宗师》，还是“外杂篇”的《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尽管未达至知，但都是正面慕道者形象。“杨、墨”仅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被剿灭，无须追剿。郭象竟固持儒学成心，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又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治庄诸家竟然从无异议。

    随着庙堂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政治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屈服专制庙堂也臻于极致的后儒，对已被郭象删改过的《庄子》越来越不满，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点断句读，甚至用骈文体裁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以致汪洋恣肆、不拘成套的先秦散文极品，竟被糟蹋成了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无数儒生的胡作非为，终于把郭象版《庄子》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后儒对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够彻底也越来越不满，又进而删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做伪证的伪《列子》中。《列子》张湛注文，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潘《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庄子集释》多于《列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没全引；二条《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④，由于郭象《庄子注》当时广布士林，伪造《列子》的张湛不可能再添加、伪造郭象注文来启人之疑，因此《列子集释》中多出来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后儒删去。这又进一步证明十二条小异者，也不完全是钞刻讹误，必有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曲解妄注的重点是《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曲解妄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抄《庄子》都是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张湛也没引用《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相关郭注，因此无法在《列子》中找到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但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删改必定不少——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中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先生的千古卓识“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删改《庄子》原文，曲解“小大之辨”，导致贯穿全部“内七篇”的“庄学四境”沉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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