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骚诗学(1)学毕业论文网(2)
2013-11-21 01:02
导读：“缘情”说正式诞生于魏晋六朝，明确提出此说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特别指出：“诗缘情而绮靡”，意即诗的产生乃“缘”之于“情”，而其文采风
“缘情”说正式诞生于魏晋六朝，明确提出此说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特别指出：“诗缘情而绮靡”，意即诗的产生乃“缘”之于“情”，而其文采风格上则呈“绮靡”的特征。但实际上，在陆机之前，“缘情”说即已萌芽，汉代的乐府诗，其创作缘起便已提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诸多诗篇本身的吐露真情，更证成了它显然是“缘情”的滥觞。与此同时，汉代辞赋，虽仍承“体物写志”，然其作者大段铺陈中的骋情呈才，实际上也体现了“缘情”的色彩。到六朝，“缘情”观念占了上风，虽说其时还未能完全摆脱“言志”成分，但独成气候的倾向已比较明显，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诗学的发展路途上，继“言志”之后的乃是“缘情”说。（这样说，并非指“言志”说的退出诗学舞台，而只是表明诗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而已，须知，“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史上沿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学说。）由此，我们再来看屈宋的诗学，就应该比较明确了，它实际上是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在“言志“和“缘情”之间，它起了桥梁的作用，成了由“言志”向“缘情”的过渡与中介，也即由具浓厚儒家政教色彩的“志”，开始转向具个人情感色彩的“情”，同时朝向切合关注个人命运而发抒个人才情方向的发展，这应该说是诗歌创作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诗学发展的一个进步。这当中，屈宋比较，显然屈原偏重于“志”，“志”中寄“情”，而宋玉则是“志”“情”并现，“情”略重于“志”。可见，“言志”和“缘情”不是绝对对立的，尤其在先秦两汉时期，屈原在他抒发内心情感的诗篇中，所言的“志”中，实际上包含了“情”（不过，这个“情”是与儒家政教相关联的“情”，与六朝所指之不与政教挂钩的个人情感之“情”，并不合一），因此，可以说，其时的“志”与“情”，两者还不严格区分，儒家的政教内涵和诗人的个人色彩往往还难以截然划分，只是到了六朝，“情”与“志”才被视作两事——前者不必拘于政教，后者必以政教为核心，“缘情”这才与“言志”拉开了距离，成为了它自成一说的诗学内容。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这里还有个问题。六朝的“缘情”说中有个重要成分——“绮靡”，即诗不仅是“缘情”，它还具有“绮靡”的特点，这“绮靡”乃是诗的文采的表现特色，与“言志”相比，它偏重于情感的审美，而“言志”则在于诗歌的实际致用。笔者以为，这点也非完全由陆机首创而由六朝开其端，实际上，屈原在他的诗篇中已初露端倪并略展风采，而后到汉代时发展为赋的“丽”，再后才是陆机的“绮靡”，从这点上说，屈原实在是开风气之先者，只是他未曾明言而已，也就是说，屈原的创作中虽较多的是吐露志向与理想，发抒其郁邑不得志，但诗中所展示的情感却无疑具有审美色彩，属于审美意识的早期表现。试比较《离骚》与《诗经》，很明显的，《离骚》下半部分展示主人公天国神游的文辞，虽不能说已达到了“绮靡”的程度，然其所具赋的铺陈和“丽”的特色已显然示现，其在文采上与《诗经》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招魂》《大招》二诗中东南西北的大段铺叙，其文辞之艳侈与堆砌，更毫无疑问达到了“诗赋欲丽”（曹丕说）的程度——作为汉赋的先声，“二招”实际上已具备了赋的早期特征，它离“绮靡”的距离已不太远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诗言志”与“诗缘情而绮靡”两说之间，屈原（包括宋玉）的楚骚诗学（包括创作本身），确实是起了中介过渡的桥梁作用，在整个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其价值地位与影响都不容忽视。
三
与楚骚诗学评述密切相关的，是紧接屈原时代之后的两汉对楚骚诗学的评介。虽然从形式上说，两汉的评介（包括争议）是针对楚辞而言，发表对屈原其人及其楚辞作品的看法，但因为这些评介与看法本身，或与儒家诗学密切相关，或以儒家诗学为评陟标准，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对楚骚诗学的态度及其评介，故我们这里必须予以述及。
两汉时代对楚骚诗学最早表态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载其曾撰《离骚传》，惜已失，仅存一段文字，被司马迁《史记》引用而流传至今，其中对《离骚》的评语，体现了对楚骚诗学的高度评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段话很显然说明，在刘安看来，《离骚》既有国风言情不过分之优，又有小雅讽刺得体之长，兼备了《诗经》的两大特色，这无疑是指出了楚骚诗学“情“志”互显的长处，肯定了楚骚诗学的特点，值得引起重视。不过，刘安完全站在传统儒家诗学立场，以《诗经》之所长作为评判标准，不免显得有些局限，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以儒家诗学作为评判的界河，我们今人不能苛求。
比起刘安，司马迁对楚骚诗学的评介更高更切中肯綮，他不仅在《屈原列传》中直接引用了刘安的评语——这本身即说明了司马迁对屈原与楚辞的高度肯定，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点明了屈原创作《离骚》等作品乃因“忧愁幽思”而下笔——“盖自怨生也”，这也即屈原在《惜诵》中所谓的“发愤抒情”，它是楚骚诗学的核心内容，司马迁正是承此而生了“发愤著书”，从而诞生了名垂千古的伟大著作《史记》，其动因与屈原之《离骚》可谓完全一脉相承。司马迁的这一“发愤著书”说后又沿袭发展成了后世的“不平则鸣”说，在中国诗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成了很重要的文学（诗歌）产生动因说，它既符合文学（诗歌）的本质，又点明了作者创作的原因，影响很大。
不过，西汉时代对屈原与楚骚诗学也有持亦褒亦贬态度的——扬雄是个代表。《法言 吾子》中，扬雄将赋家分为两类：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他认为前者“丽以则”，后者“丽以淫”，而屈原属于诗人之列，可见扬雄对屈原的推崇，同时，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屈原作品在文体形式过渡过程中的承启意义——它具有“丽以则”的特征。同文中，扬雄又称道屈原“或问屈原智否？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说明他是褒扬屈原的，但《汉书 扬雄传》记载，扬雄一方面认为屈原文过司马相如，“因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尚不流涕也。”另一方面又觉得“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对屈原颇有微词，遂反《离骚》意而作《反离骚》（及《广骚》《畔牢愁》等），同时对楚骚的浪漫特色非议，以为“过以浮”，“过浮者蹈云天”。当然，对《反离骚》等作品，我们应作具体分析，扬雄的模拟作品所模拟之对象，在当时均为儒家经典之作——由《易》而作《太玄》，由《论语》而作《法言》，等等，因而《反离骚》的问世，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说反映了他对《离骚》的推崇——将其置于儒家经典之列，只是他不愿接受屈原的行事方式和处世态度，故而有意要“反”之，这表明了扬雄对楚骚诗学——“发愤抒情”说的不同看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到东汉时，发生了诗学史上较少见的争锋相对的争议现象，这就是王逸与班固由对屈原及其楚骚诗学的不同看法而生的争辩。问题是由班固的偏激之论引起的，他在《离骚序》中虽肯定了楚骚，谓：“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可谓妙才也。”却又同时否定了刘安对楚骚诗学的褒论，认为“斯论似过其真”，“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楚骚并未达到《诗经》风雅的水准，刘安之论拔高了。同时，班固还认为屈原违背了儒家“明哲保身”的准则：“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而对屈原作品中的浪漫表现，他则斥之以“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以儒家的诗学标准作了全方位的贬抑。正因此，王逸对班固之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楚辞章句序》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夸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殆失厥中矣”。这是高度肯定屈原其人。他又对楚骚作了评介：“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虽然王逸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所论中有“依经立论”倾向（见《楚辞章句》），站在儒家立场上看问题——这是时代使然，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所讲的实事求是的话语，尤其对楚骚诗学所发表的中肯之论，无疑突出强调了楚骚在继承《诗经》传统基础上的大胆突破和创新。
东汉的这场争论，虽表现于班固与王逸两人身上，然实际反映的问题则是说明了诗歌（文学）创作和理论在两汉时代的标准与走向，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取向。从诗学发展角度来说，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在突破儒家政教诗学的框架时，显然遇到了不和谐音，因为在传统儒家诗学看来，诗歌创作，不能发抒违离儒家准则的纯属个人情感的东西，也即不能发不属儒家政教内容的自我之“愤”和个人之“情”，倘违背此点，则显然是大逆不道，必将受到斥责和非议。可见，楚骚诗学在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褒有贬，有承有违，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楚骚诗学的客观价值与实际影响作用，中国的诗学发展史不能缺少这一章节——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史记》，中华书局本
《汉书》，中华书局本
《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顾易生 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诗学史》第一卷，陈伯海 蒋哲伦主编，翁其斌著，福建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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