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卒年诸说平议(1)学毕业论文网(2)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18]，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19]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24]。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25]   。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样一来，林文虽肯定了人之所否的李华《墓志》，却又否定了人之所肯的李白《自荐表》，不仅步上述诸说后尘也擅疑古人，而且因疑及李白诗文而较之走得更远。我们上文已根据新史料对《自荐表》创作年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上元二年作），该表不仅不伪，而且可作为确定李白生年的佐证。林文囿于“至德二年”作表的年代误说而对表文本身加以否定，犹之乎人正影斜，遂因影而疑其人，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故其结论虽然较前稍有进步，但立论仍然乏力，不可能成为定论。

    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      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卷十六著录李白《李翰林集》三十卷，自注：“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第12——13页)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亦于“《李翰林文集》三十卷”自注：“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卷五下，第4页)   所载俱与后世所传李白集格局相同。可见李集之有“四碑”、“四序”自宋已然(赵希弁所藏唯缺曾巩序)。

[②]   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癸卯郭氏济美堂刊本   。

[③] 范传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第17—18页。

[④] 李华《故翰林學士李公墓志并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本   。

[⑤]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刻本。按，《四库》本无卷七。

[⑥] 韩愈《科斗书后记》，《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朱文公校本，商务印书馆。

[⑦] 按，吴筠《宗玄集别录》引“唐元和戊戌（十三，818年）吳筠”所作《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806—820）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李白生活下限直至元和时期。然而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文集序和传文，吴筠已于大历十三（778）年去世，何得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李白元和中尚在世之说与白诗文无一映证。可见，此《原序》显为道士制造的吴筠、李白成仙传道的仙话，不可视为信史。

[⑧]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一第4页、卷二十二第18页、卷二十六第2页、第4页、卷三十第20页，《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⑨]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⑩]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0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63页。

[11]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2] 李白集有《狱中上崔相涣》(《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一，第4页，《四部丛刊》印晴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系寻阳上崔相涣》(卷十一，第28页)、《狱中上崔相百忧章》(卷二十四，第17—18页)，将两次系狱亦分别甚明。其单题“狱中”者两篇，乃前次在彭泽狱中；题“系寻阳”者篇，则后次在寻阳狱中。

[13]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7106页胡注。

[14] 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5]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6] 往时文学通史类著作(若通行诸本《中国文学史》)、百科类辞典(若《辞海》《辞源》等)因非专题研究，其取此说者姑不深论，而新出之唐代文学系年以及李白研究之专著亦复如是，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页、《中唐卷》第111页；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等，仍都取“卒于宝应元年”说，则深为憾事。

[17] 按，“疾亟”一词又作“疾革”，《礼记·檀弓下》称卫太史柳庄“疾革”，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本又作亟，急也。”疾革、疾亟通用，皆指病重危急状态，本身并无死亡之义。

[18] 范祖禹《唐鉴》(四库全书本)卷七：“(睿宗)十四年(即万岁通天二年——引者)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圣历。”(第14页)

[19] 曾巩《李白集后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20]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21] 同上注卷一八。

[22] 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第80－85页。

[23]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页。

[24] 陈钧《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第52－54页。

[25]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第64－71页。

[26]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

共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