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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材料都是来自于文人的著作,都有文人出于某种考虑删削的可能,那么下面这两条材料则可能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其实就是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这两条材料分别来源于清雍正十一年编就印行的《朔平府志》和雍正十三年刻印的《朔州志》。朔平府为清雍正三年所置,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辖境相当今山西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及内蒙古凉城等地,正在当年北齐所辖范围之内。《朔平府志》卷十二“艺文诗”辑录的《敕勒歌》,全诗写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不仅没了“笼盖”之“笼”,“草低”也成了“草地”。这两处变动,于诗歌之意义与韵律,均有较大影响。有“笼”无“笼”,属于启功先生所说的符不符合民歌的习惯句式,而“草低”还是“草地”,则是先生在读此诗时所感觉到的“低”字处该仄而平(按:“低”为平声而“地”为仄声)。假如原本果真就是“草地”,或者曾有“草地”之说,那先生的疑虑大概就可以被消除了。我们不知辑录者当时所据别有他本,还是手下的一时之误,抑或是根据当地民间的流传重新辑录。但似乎至少可以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和“风吹草地见牛羊”更易为人所接受。《朔州志》所引《敕勒歌》的最后一句恢复为“风吹草低见牛羊”,但第二句同样作“天似穹庐盖四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山西的方志中,还曾看到万历年间的《平阳府志》于“艺文门”里也辑录了这首《敕勒歌》,但文字却与现今一般所
见的相同,依然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 又表明,《敕勒歌》在地区流传中,也并不只是以一种形式进行。那种试图用一种文本来掩蔽或代替其他文本的做法,有时并不一定很科学。所以,这两则来自于最具有地域特点和民间性质的方志材料,对于我们解决本文中的问题未必很有用,但对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献的校勘和整理工作则十分重要。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 (《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敕勒歌》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启功先生对《敕勒歌》异文的认识,基本上是从诗歌创作的韵律角度入手的。而学界普遍忽略这一问题的根源也正在于这一点。因为,《敕勒歌》产生于律诗尚未成熟的北齐,而且原产于民间,它会不会遵守声律准则?我们有必要用声律标准去裁量它吗?众所周知,所谓韵律是早就存在于人类的一个自然现象,而诗歌中的韵律则不过是人们的某些自然发声特征的集中性和书面化表现。我们现在一般称声韵学说出现于永明时期和唐代律诗最具有韵律效果,只是说这两个时期产生了总结并揭示声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声律到此时才出现,律诗也只有此时方有条件存在。启功先生所总结的关于律诗句式结构的“平仄竹竿图”,就直接得益于人的自然呼吸规律的某些启发 (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诗歌既然是人的自然发声的集中反映,当然就应该遵守并符合人的自然发声规律。人们说话需要调谐音畅,吟诗赋词随之便有抑扬顿挫的要求。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音律所始,本于人声。”钟嵘《诗品序》也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所以,那些在乡野市井顺口传唱的民歌,虽然创作者及传播者并不一定知晓声律概念,但民歌本身则已经具备了声律的特点,这就是钟嵘所说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诗品序》) 。而且民歌是出于口诵和传唱,从表达效果上说还有可能更加注意韵律协调的问题。在笔者的家乡甘肃东部地区至今还流行一种完全出自民间的道情演唱艺术,而它的音乐结构却居然保留了比较明显的启、承、转、合规律,说明民间音乐追求韵律效果乃是非常自然的表现。从而,从韵律角度提出《敕勒歌》的异文问题,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敕勒歌》的异文除了“天似穹庐盖四野”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形。比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笼盖四野”就变成了“笼罩四野”,《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引洪迈语,也作“笼罩”;而王灼《碧鸡漫志·汉之歌》所引《敕勒歌》,其中两句则为“山苍苍,天茫茫”。《乐府诗集》编集者郭茂倩的生平湮没难考,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府诗集》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述高宗朝三十六年(按:指1127—1162)事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可见郭茂倩也主要活动于这三十六年间。《宋史》卷二百九十七《郭劝传》(按:郭劝字仲褒,即郭褒),称郭褒之子郭源明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为太常博士,依据常情推理,假如郭茂倩是其父的第一个儿子,那么治平年间他就应该已经降生,如此,则他与洪迈(1123—1202)、胡仔(约宋高宗绍兴前后在世)、王灼(约公元1162年前后在世)基本为同时代人或稍早。同一时代的人,所引用的《敕勒歌》原文却有差异,这说明《敕勒歌》在那时就已有了不同的文本,并且至少应该有四种以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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