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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

2014-03-04 01:05

   现代“龙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本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一下近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龙学”研究不无裨益。

                                              一

    1914-1949年为现代“龙学”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处于文本清理和资料积累的阶段，虽然产生了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两部不朽的著作，但总体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当然，这种情况也是草创时期所难免的。
    “龙学”界一般认为：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标志着现代意义“龙学”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则成为现代“龙学”研究的奠基作。《札记》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视野，“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全书重点落在三十一篇主旨的阐释上，因为黄氏学殖深厚，又颇具创作经验，故其主旨探求多有创获，对《文心雕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启迪尤甚，至今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紧随黄侃《札记》而出的又一部“龙学”研究力作，被认为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梁启超曾为之序云：“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范注”是《文心雕龙》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它继承黄侃的三结合研究方法，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此外，“范注”之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划时代之作，还得力于以下三点：一是“范注”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二是“范注”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对刘勰所论作品“悉为抄入”，这不仅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而且便于读者翻检；三是“范注”在《文心雕龙》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刻见解，如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影响的问题，关于《文心雕龙》结构体系的问题等，都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范注”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中外学者为之增补驳正者代不乏人，但是“范注”至今仍是最通行的《文心雕龙》读本，仍是“龙学”入门的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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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记》和“范注”的相继问世不仅揭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而且为现代“龙学”研究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起点，致使本期其它一些《文心雕龙》注释和研究著作显得黯然失色。例如：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1933)、庄适选注的《文心雕龙》(1934)、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1944)、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1947)等，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虽小有贡献，然均未产生什么影响。其中只有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48)颇具特色，解放后修订重版产生较大影响。
在现代“龙学”开创期的三十多年中，发表了《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章近百篇，其中有关校注的二十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三十篇，涉及理论研究的约四十篇。“总的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概述泛论。虽有论通变、论史学、论隐秀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文章值得重视，如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吴熙的《刘勰研究》、刘节的《刘勰评传》、梁绳祎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李仰南的《〈文心雕龙〉研究》杨明照的《梁书·刘传笺注》等。这些文章在高度赞扬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同时，还涉及到刘勰身世的考证，《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刘勰的批评观等一系列问题，为后来深入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1950-1964年为现代“龙学”的发展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本期的“龙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校、注、释方面的力作相继出现，为普及而进行的今译工作初见成效，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视野都较前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期《文心雕龙》校注、释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62)。《新书》为作者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所谓“新书”，取法刘向，谓如先秦古籍一经刘向校勘，遂称之为“新书”。该书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国内很少流传，后经作者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方在“龙学”界广为流传。《校注》是在清人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拾遗”，全书先印《文心》原文，次附黄注和李氏补注，末以作者的校注拾遗殿后。该书贡献有三：一是首次完全地征录了李详补注全文，使广大读者在补注很难见到的情况下得以窥其全貌；二是补“范注”之罅漏，校字征典更精更细且多发前人所未发；三是附录“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五个部分，以见《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并给研究者提供相当多的便利。《校释》初版时为适应教学需要，对《文心》篇次有所调整；新版则恢复原书篇次顺序，校字释义也有较大的增补。该书主要价值在释义方面，作者已不满足对本文的字句校勘和典故引证，而是在黄侃《札记》的基础上，沿着释义的路子向前拓进，力求阐明刘勰论文之大旨，发挥本文幽深之意蕴，使《文心》义理阐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牟世金说：“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和关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艰难地起步了。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率先开始了语体翻译的尝试，接着周振甫在《新闻业务》、赵仲邑在《作品》、刘禹昌在《长春》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文心雕龙》部分篇目的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侃如、牟世金合译的《文心雕龙选择》（上下）和郭晋稀翻译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于1962-1963年相继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的《文心雕龙》译本。这两部普及性的译本，都采用直译方式，译文深入浅出，对当时读者学习《文心雕龙》有较大帮助。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期理论研究的专著只有陆侃如、牟世金《刘勰论创作》(1963)一部，而且其中译注还占了一半。但是单篇论文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共发表论文一百八十多篇，其中前十年约有三十篇，而后五年多达一百五十篇。这些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分析和研究，虽有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痕迹，但在理论上确有不少新的突破。在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综合论述的文章中，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和郭绍虞的《试论〈文心雕龙〉》值得重视。两文作者都试图在新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立足于现代文论，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尽管两文的行文特点和论证方法各有不同，但还是得出了不少相似的结论。例如，两文作者都认为刘勰是根据儒家进步的文艺思想来建立“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反对齐梁“内容上的颓废主义和形式上的唯美主义”，通过宗经复古以求通变革新，追求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的辩证统一。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文涉及到《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其中刘勰的思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骨和艺术构思等几个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刘勰的思想是本期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刘勰的思想是儒家还是佛家、唯物还是唯心，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吉谷《〈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一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张启成《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一文认为：“佛教思想是刘勰的主导思想。因此贯穿在《文心雕龙》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必然会受这主导思想所支配。”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核心却是唯心主义的”。除张启成主佛家思想外，大部分学者，如刘绶松、陆侃如、杨明照、王元化等，都主儒家思想；认为唯心的还有炳章、曹道衡等，但主唯物的仍属多数，如陆侃如，祖保泉、翁达藻等。其实，思想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宗教派别与思想属性、世界观与文学观之间都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所以，论者一般都不绝对地认为刘勰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就是完全的儒家或佛家。然而，受时代的影响，论者一般都有“唯物”倾向伟大、“唯心”接近渺小的思想意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为配合当时文艺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本期“龙学”研究中很多论者也对《文心雕龙》中涉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前面提到的刘绶松和郭绍虞两文都肯定《文心雕龙》接近于现实主义，后来陆侃如、牟世金又发表《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一些论者也注意到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葆福和广华的《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陈鸣树的《刘勰论浪漫主义》、陆侃如和牟世金的《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点》、张碧波的《刘勰的浪漫主义创作论初探》等文，都对《文心雕龙》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以《辨骚》、《夸饰》为依据，认为刘勰已经接触到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在有关刘勰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刘勰是否已明确认识到浪漫主义的特征以及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是排斥还是赞同等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
    有关“风骨”内涵的讨论争议最大、分歧最多。黄侃在《札记》中曾提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的论断，开“风骨”研究之先河。对黄侃意见或赞同或反对，或发展或修正，形成本期有关“风骨”讨论的二十多种观点，归纳起来约有四类：一是舒直提出的与黄侃安全相反的意见，即“‘风’就是文章的形式，‘骨’就是文章的内容；而且‘骨’是决定‘风’的，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这种观点未免简单武断且有标新立异之嫌。二是基本赞同黄侃的意见但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有人认为：“‘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词语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代表人物有陈友琴、商又今、吴调公、郝昺衡、陆侃如、寇效信等。三是认为“风骨”皆指内容而言，并无文意文辞之别。代表人物有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潘辰、曹冷泉、郭预衡等。持此论者多据《附会》篇“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一语立论，认为“风”指“情志”，“骨”指“事义”，“风骨”并属内容。然而，脱离《风骨》篇而言“风骨”，结论自然难安。所以有人说“把《风骨》篇中的骨解释为情志或事义，那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四是把“风骨”与风格联系起来，认为“风骨”是刘勰推崇的“标准风格”、“理想风格”，或是风格形成的条件、方法。各种观点竞相呈放，各家新说聚讼纷纭，终于使抽象而又复杂的“风骨”问题的讨论在整个《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重占了第一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90期（1959年12月6日）还特别发表了编辑部的《关于“风骨”的解释——来稿综述》一文，介绍一些未发表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讨论应“从大处着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实事求是地（最好多举作品实例证明）评述我国文学理论遗产，不要只胶着在个别词汇的解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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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个专题外，《文心雕龙》中的艺术构思问题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杨明照的《刘勰论作家的构思》、张文勋的《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另外，对《神思》篇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相连，主要文章有宋漱流的《飞腾吧，想象的翅膀——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梁宗岱的《论〈神思〉》、黄海章的《读〈论神思〉》、王元化的《〈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等。还有《辨骚》篇为何列入“文之枢纽”，《鎔裁》篇的“三准”论以及刘勰的美学思想等问题，也都有专文研究。
    “龙学”发展期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论者对刘勰思想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时或有之。在“风骨”的研究中，多数文章局限于概念的讨论，不仅缺乏从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的宏观角度对“风骨”进行研究，而且将“风骨”与文学史上大量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章也不多。总起来看，本期的“龙学”研究还主要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还有待于下一时期的“龙学”研究。

                                                      三

    十年“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而且也使《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严遭摧残，“龙学”停滞不前。“文革”结束，“龙学”复兴。1977年以来的二十余年，《文心雕龙》的研究进入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的“龙学”专著近七十种，论文则有一千多篇，远远超过前两期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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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大致可以分为校注译释、理论研究、工具书和论文集四大类。校、注、译、释方面，本期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1980)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堪称《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的双子星座。王氏《校证》由原来的《新书》增订而来，该书重在校勘，所据重要版本达二十七种，校订精细，无愧为一部集大成的校本。杨氏《拾遗》取精用弘，参校各种版本、校注本六十种，引用文献六百多种，对前人校注中的疑难讹误多有补正。附录将长期积累的历代著录、品评、采摭、因习、引证、考订、序跋、版本等材料分别辑录，搜罗完备，有“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之誉。校勘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其琰、陈凤金伉俪为“元至正本《文心雕龙》”和“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所做的“扫叶拂尘”的校勘工作。林、陈二位多年致力于《文心雕龙》唐、宋、元版本的校勘，终成《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附《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辑校》）和《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二书，嘉惠士林，功劳实大。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1981)是“范注”以来最为完备的白话注释本。该书因其“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备受读者欢迎。以往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三家注皆详于典实，该书则因词、义兼释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译注方面本期有较多的著作问世，特别是原先的一些选译本逐渐发展为全译本。例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1982)均是如此；周振甫于本期撰写的《文心雕龙选译》(1980)也很快扩展为《文心雕龙今译》(1986)。此外，赵仲邑、向长清、贺绥世、龙必锟、李蓁非、王运熙等人也都有全译本。诸译本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解上差异还是太大，以致译文各异，读者难以适从。比较而言，陆、牟的《译注》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作者坚持在“读懂原文，搞清本义”的前提下着手翻译，注文不避难点，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表其意蕴，故而读来颇为可信。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校注译释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这就是詹鍈的《文心雕龙义证》(1989)和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1993)。《义证》的最大特点是取材弘富，校字释义时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以求片善不遗，实际带有“集注”的性质。然而在求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选择不够精当的毛病。《解说》是作者在《文心雕龙选析》(1985)的基础上增订扩充而来，该书注释简明而解说详尽。各篇解说均就原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展开论证，对历来认为重点、难点问题，更是详加剖析，且多有精解新见，具有长于理论分析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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