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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的功能和价值,不完全表现在形而上的、具有崇高审美意义的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首先体现为形而下的、非文学的实用功能。换言之,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首先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文学性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是在非文学的实用功能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非文学因素贯穿唐宋词史的始终。
一
吴熊和师曾经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唐宋词史则又表明,在由这三大功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社交与娱乐功能尤为突出,甚至成了抒情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
就体性而言,唐宋词首先表现为应歌。自中唐文人词始告确立至北宋近三百年的词史,主要是应歌的历史,在南宋,应歌词也绵延不绝。所谓应歌词,就是在社交娱乐活动中,词人为歌妓歌以佐欢而作的歌词。应歌词中的内容不象诗歌那样属于“夫子自道”,而是像唐代幕府中的“刀笔吏”一样,属于“例行公事”,其创作主体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严重的“性变”,即所谓“男子而作闺音”。其实,“例行公事”的应歌词是唐宋士大夫在社交和娱乐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种遥远而又通常使用的语言,也许可称之为诗化了的社交语言。而其中流露出来的“夫子自道”的闺情,便是以社交娱乐为前提的,为社交娱乐所需。所以,这种应歌词所抒之情,并无特定的时空限定或独特性,而是具有明显的普泛化、共通性的特征。该普泛化、共通性的情感,就是建立在与歌妓交往中所产生的特殊心态之上的。
词人应歌填词,歌妓歌以佐觞,是唐宋两代士大夫社会司空见惯的风俗行为,也成了中唐以来约定俗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交仪式。这种仪式渗透到了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这种仪式还出现在各类节序和祝寿活动中。节日即兴填词,按谱唱歌,是唐宋节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节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词的创作,填词唱词则又成了节日社交、娱乐和抒情行为的一种表征,一种特殊的语言,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同样,文人士大夫在“一张一弛”中形成的日常风尚习俗,也是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节日是短暂的,表征节日风俗行为的,除了词体外,还有杂技、戏剧等富有表现性的文艺样式;那么,士大夫在日常生活的风俗行为,则随时随地地发生着,不时地编织着“生活文化之网”。而这张“生活文化之网”的构成,则主要是按谱填词,付诸歌妓,歌以佐觞。因此,在唐宋产生了大量融社交、娱乐和抒情三大功能于一体的词。这些在唐宋词的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以社交与娱乐功能为主导,辅之以抒情功能的词,并非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其显现的首先是形而下的实用功能。词的实用功能虽然缺乏纯文学、纯审美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所给人的那种崇高性,而且,在所谓“思想性”、“艺术性”上,正如周济在指斥应歌词时所说的“无谓”,即无聊、毫无价值。但对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而且作为被后世称诵不已的新的文学样式,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动力,正来自这种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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