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1)学毕业论(2)

三

在蔡邕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中，其碑铭的创作无疑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被时人及后世视为一代大手笔。《文心雕龙·诔碑篇》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这里依次论及了蔡邕撰写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将其视为蔡邕碑文写作的代表。

《太尉杨赐碑》凡四篇，是蔡邕五十三岁时的作品。第一碑，严可均辑自旧本《蔡邕集》。后三碑，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邕集》分别题为《汉太尉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等，其内容大同小异。按《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赐赠东园梓器   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据此，则四文并作于汉灵帝刘宏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陈太丘碑》凡三篇，是蔡邕五十四岁的作品。其一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陈太丘碑文》，是应河南尹种拂之请而作。另一篇张溥题曰《文范先生陈仲弓碑》。第三篇作于中平五年。据《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中平四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而据碑文，陈   卒于中平三年，传作四年，误。据《傅子》记载，当时会丧者多达三万余人，场面之大，不难想见。《郭有道碑文》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郭有道碑文》，是蔡邕三十七岁的作品。文称:“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王利器《郑康成年谱》谓其卒于建宁四年。其根据就是建宁二年正月无“乙亥”日，四年正月十四日为乙亥。而各种《文选》版本所收蔡邕碑文均作建宁二年正月乙亥。乙亥，也许是乙卯或乙丑之误。《太傅胡公碑》凡三篇，是蔡邕四十岁时的作品。三篇文字略有不同。严可均并题作《太傅胡广碑》。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元年春 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可与三篇碑文相互参证。

我们知道，对于汉碑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考释开始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赵明诚《金石录》等发端起例，辑录辨析，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踵武前贤，集其大成。近世汉碑的发现，有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及高文《汉碑集释》等，将汉碑文献网罗殆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读过之后，我们发现汉碑大多有这样几个相近的特点:第一，叙事非常简略。第二，文字古朴乏彩。第三，格式大体定型。这种模式的形成自有其客观的原因。碑板上的文字，倘若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势必给镌刻者带来更大的难度。因此，碑文尚简自是题中之意。但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蔡邕生活的时代，以浮华相尚，以雕丽为文，已经成为文坛的主流。蔡邕的碑铭创作自然也不免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譬如在行文中有意隶事用典，遣词造句注重对仗工整。刘勰所称赞的《太尉杨赐碑》和《郭有道碑》就是这样典雅工丽的典范之作。《太尉杨赐碑》的特点是“骨鲠训典”，即以《尚书》中的《尧典》和《伊训》为全文的骨干，显得典雅庄重，与简单的叙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传统碑文区别开来，具有了神圣典雅的风范。刘勰称颂陈、郭碑文“词无择言”，择言，即败言。《后汉书·郭泰传》:“蔡邕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所谓“无愧色”，我的理解，即在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实感，没有藻饰，没有矫情，更远离了虚伪。《后汉书·郭符许传》记载;“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竹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学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在蔡邕的心目中，郭泰就是这样的“神仙”，所以碑文盛称郭泰“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器量弘深，姿读广大”。“砥节厉行，直道正辞”等。蔡邕认为这些评语气韵天成，恰到好处，故“无愧色”。胡广是蔡邕的老师，在《蔡邕集》中有好几篇碑文与胡广有关，先是为胡广的继母、胡广之子作碑文，极尽赞美之能事。胡广与左雄就察举事情上曾有很深的分歧。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胡广认为应该广开门路，不必有所限制。但是灵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胡广为此左迁汝南太守。这段背景，蔡邕有意避而不谈，刘勰以为“清允”或指此而言。此外，《太尉桥玄碑》称赞桥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其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对仗工整，词采华丽，可以用刘勰的话来概括:“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蔡邕的铭赞，以三十七岁时所作的《黄钺铭》为代表。本文最早见于《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五，题作《鼎铭》。文称:“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杪，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迨兵诛，淫衍东移。高句丽嗣子百固（《后汉书·东夷列传》作“伯固”）谋逆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西府表桥公昔在凉州，柔远能尔，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云云。其中有“   事三年，马不带镢，弓不受驱”之语，根据《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记载:“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后汉书·西羌传》:“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据此，西羌等叛乱时在永康元年，则桥玄之被授予度辽将军当在本年。碑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寥寥数语，剀切犀利，可谓义正辞严，所以《文心雕龙·铭箴》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案《尚书》中有《尧典》和《大禹谟》，刘勰认为蔡邕的铭文如同他的碑文一样，也出入于经典，义典而柔，文约而美，具有 博雅的特点。

蔡邕的诗歌、辞赋、散文创作，均有上乘之作。蔡邕第一次踏上仕途、失意而返时创作的《述行赋》可推为辞赋代表。《述行赋》序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   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序中记叙的背景，前边已经所有交待。由此，我们知道这篇作品实是有感而作。文中称:“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这种描写，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北堂书钞》一百九引蔡邕《琴赋》:“一弹三欷，凄有余哀。”《古诗十九首》:“一弹再三叹，悲叹有余哀。”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蔡邕与两汉乐府诗的研究更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譬如，《琴赋》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古代琴曲名目，《琴操》中均有所论及。而《宋书·乐志》还记载了蔡邕对于乐府诗的分类等，说明蔡邕对于乐府诗深有研究。又譬如《文选》中收录的古辞《饮马长城窟行》，《玉台新咏》题作蔡邕，《蔡邕集》也收录此作。联系到蔡邕的音乐才能，并从文风上推测，这首诗归属于蔡邕似更为适宜。这说明蔡邕自己也有创作实践。他的散文创作，四十六岁流放朔方之后所作的《上汉书十志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篇作品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征引。严可均题曰《戍边上章》。文中主要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为《东观汉记》续补《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侯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其一，恳请朝廷给一次机会，完成《汉记·十意》的编纂。其二，希望自己的罪过不要牵连到叔父蔡质。《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引录蔡邕作《与人书》称:“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这里所说的叔父就是蔡质，后来，是蔡质推举蔡邕出任郎中的。此次蔡邕被贬，无可避免地牵连到了蔡质，这是蔡邕深感歉疚的地方。文章披肝沥胆，委婉细腻，颇近似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置诸中国散文名篇之列当毫不逊色。

四

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后，由清峻而华丽，由通脱向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

《后汉书·党锢传》载:“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   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研究东汉政局变化的学者，对于这段文字耳熟能详，他们将这些党人视为清流，甚至视为正义的化身 ⑨ 。其实，在我看来，影响汉魏政坛变化的所谓党锢之争，虽有清流、浊流之名，但就其实质而言，是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大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一次权力较量，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标准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文人政客，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结成不同的政治集团，在东汉后期，愈演愈烈。唐代马总《意林》引曹丕《典论》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当时党争的实质。作为一个文人，蔡邕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就其立场而言，他是站在了汝颍豪门大族的一边，站在了党人的一边。《后汉书·党锢传》中述及的众多名士，很多与蔡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八顾”之一的羊陟，就是他的亲家。郭林宗、度尚、虞放等又是他撰写碑文中的主人公。我们注意到，现存蔡邕碑文，往往为一个座主撰写好几方碑文，如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为朱穆撰写《朱公叔鼎铭》、《朱公叔坟前石碑》、《朱公叔谥议》等，就是应门生故吏的邀请而作。与其说是纪念死者，毋宁说是为活者而写。故桓范《世要论·铭诔》云:“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这当然是就极端现象而言。但是，东汉以来碑铭的写作，确实也染上了浓重的结党营私的色彩。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某一重要人物死，碑文多方，如桥玄碑、杨赐碑、陈   碑等均如此。《三国志·桓二陈徐卫卢传》注云:“（陈）   字仲弓。……灵帝崩，何进辅政，引用天下名士，征   ，欲以为参军，以老病，遂不屈节。”蔡邕三次为之作碑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党人在当时影响力之大。但是，曹操当政以后，党人实际上已经归于失败。豪门贵族之夺权，首先从理论上、从制度上打开缺口。黄初年间，以陈   的侄子陈群为核心人物，以傅嘏、钟会为羽翼，为曹丕制定九品官人之法，恢复对大姓望族的重用制度，为司马氏父子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夺权铺平了道路。这当然是后话。

由文人利益集团进而转变成文人创作集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特别迁都长安以后，蔡邕在朝中实际居于文坛盟主的地位，所以才会出现《三国志》所说的“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的局面。在蔡邕的周围，云集了许多重要的学者作家，是继马融、胡广之后形成的阵容最为豪华的京城贵族文人集团 ⑩ 。

汉末先后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地方文人集团，大多与蔡邕有重要关联。譬如以刘表为核心的荆州文人集团，初形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受诏为荆州刺史，结交当地豪族，成为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据《刘镇南碑》记载，当地豪族士人蒯越、蔡瑁等“南抚衡阳，东绥淄沂，西靖巫山，保义四疆”。刘表并无雄心大志，但在抚定民心方面时有不俗的表现;加之他本身就具有学者作家的双重身份11 ，因而颇具有号召力。《后汉书》本传记载其“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仅关中一地，汉末战乱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从此至建安十三年约近二十年间，荆州成为汉末之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如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等文学家，学界名流如赵岐、和洽、刘   、杜夔、刘巴、宋忠（衷）等，均云集于荆州，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诚如王粲所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12 蔡邕随献帝迁都长安，任左中郎将，名重一时，车填巷陌。十四岁的王粲正寄居长安，《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这些书籍文章有多少呢?《博物志》卷六记载说:“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13 三年以后，王粲就是带着这些图书来到荆州，成为荆州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的。

荆州归降曹操后，许多重要文人又都转至邺下，推动了建安文学风起云涌的发展。邺下文人集团与蔡邕的关系更为深厚。曹操与蔡邕可谓世交。《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六引曹丕《蔡伯喈女赋》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14 文姬归汉以后，以曹丕为首的文士同题作赋。建安七子中，孔融与蔡邕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后汉书》本传记载说:“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 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在创作上，孔融也以蔡邕为圭臬。《文心雕龙·诔碑篇》记载，“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洽足采，亦其亚也。”前引《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还记载阮耙病吧偈苎в诓嚏摺！迸崴芍注引《典略》称路粹“字文蔚，少学于蔡邕。”蔡邕死后，阮拔之立庙15 。可见邺下文人集团中的重要作家多与蔡邕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深受蔡邕的影响。

再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但是，蔡邕的《青衣赋》，已经表现出艳丽的色彩，因而引起了时人张超的不满，在《诮青衣赋》中称其“志鄙意微”，不足称道。这种非议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蔡邕的思想与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义正辞严地建议灵帝“志其大者”，尽忠匡辅，竭力维持着两汉的文化正统:另一方面，又顺应时代的潮流，驰骋才华，搬衍丽藻。这种矛盾集于一身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蔡邕作为时代交替时期的过渡人物的历史特点。在创作上，蔡邕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博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的演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述行赋》有“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颓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而不阳”等句，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修板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纾”等诗句就可以看到影响的痕迹。《艺文类聚》四十七所引《协初赋》:“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竖，动若翡翠奋其羽。众色燎照，视之无主。面若明月，辉似朝日，色若莲葩，肌如凝蜜。”这与曹植《洛神赋》中的“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遥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等文句，又何其相似。唐代马总《意林》引《通语》曰:“才贵精，学贵讲。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笔几也。”正是看到了从汉魏转变过程中，由质而文，再到文质相兼的转变过程。黄侃《中国文学概谈》“就中国文学占有势力者”中，秦汉时代仅列蔡邕一人，称“《史记》、《汉书》，尚未纯粹。质言之，班较胜马。至《汉书》以下之文，陈陈相因，四字一句;此种体裁，实出于议碑。而议碑则以蔡邕为主，其后范蔚宗以碑为史，韩退之以史为碑，盖范受蔡之碑版影响也”16 。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蔡邕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后汉书》本传说他“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文体。特别是《独断》一书，更是秦汉文体学研究的总结性论著。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我们已在《〈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17 一文中给予详细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注释

①蔡邕后来又与泰山羊氏联姻。而泰山羊氏也是汉魏时代的高门大族。参见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收在《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②见《后汉书·蔡邕传》。案《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即见此传。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其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贱之也。”《文心雕龙·时序》亦有类似见解。

④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论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⑤《后汉书·儒林传叙》记载说熹平石经为三体镌刻:“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此乃误记。《金石录》:“石经，盖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则蔡邕小字八分书也。《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盖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也。”相关论述，参见拙文《一场早该结束的争论——蔡邕所书石经是三种字体吗?》，载《文物天地》1984年第4期。

⑥见《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⑦关于《琴操》的真伪及流传情况，参见拙文《蔡邕著述摭录》，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4期。笔者另有《琴操校释》待刊。

⑧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⑨如徐树仪《东汉名士与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即持此说。

⑩冈村繁《试以蔡邕为中心论后汉末期文学的趋势》（《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出版）对此有所论述，可以参看，此不赘论。

   11顾   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刘表《周易章句》《后定丧服》一卷、《后定五经章句》等。参见程元敏《季汉荆州经学》，《汉学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86年）。 12《三国志·王粲传》。

   13《博物志》载:“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叶，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 凯 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乃谓之曰:‘君才过人而体陋，非女婿才也。’ 凯 有风貌，乃妻 凯 ，生叶，即女所生。”戴蕃豫《稿本后汉书疏记》:“（王叶）表之外孙也。叶传子玄，字正宗，正宗与从弟辅嗣始周，皆好文籍，并所得仲宣书，几将万卷。时张湛之祖某，与刘正舆、傅颍根并为王氏舅，从外家竞录奇书，遭永嘉之乱，共料简世所希有者载之行。逮至江南，仅有存者，此中郎遗书之始末也。详《三国志·钟会传》注所引《博物记》并张湛《列子传》。”

   14《后汉书·列女·董祀妻传》。

   15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引嘉靖《尉氏县志》。 1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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