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八友(1)学毕业论文网

    东晋南朝文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门阀士族文学。将近三百年间，以南北士族为主体的文人集团，自始至终左右着江左文学的嬗变。南齐永明年间，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竞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秉承前代的遗风余绪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偏安江左的渡江士族与东南士族从百年隔阂走向真正融合。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大大加速了高门士族自身命运的历史性转变。这个文人集团在风云际会、智略辐凑的诸多江左文人集团中，其地位、影响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一

    《梁书·武帝纪》载：“(南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并游焉，号日八友。”据此而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应当是在齐武帝永明二年竟陵王萧子良兼司徒、开西邸，永明五年正位司徒、并移居鸡笼山之间。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以为鸡笼山在南京东北覆舟山之西二百步，“其状如鸡笼，因以为名。”刘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由当时大儒雷次宗主持，并开讲于鸡笼山。一时间，鸡笼山周围文人荟萃，成为江左的文化中心。史载，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很快便成为众多文人拥戴的中心人物。“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竟陵八友中，范云早在齐初即入萧子良幕府，永明中又为记室参军事。其时，沈约亦“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考《南齐书·百官志》，司徒常置左右长史，据此，沈约实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当无疑问。又据《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二年，萧衍亦为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大约与此同时，萧琛、任防为司徒记室，王融为法曹参军。竟陵八友中年龄最小的是陆倕。《梁书·陆倕传》云：“年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邸延英俊，佳亦预焉。”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年五十七。十七岁时在永明四年。由此可知，竟陵八友至迟在永明五年前后已经正式形成1。

    这里有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稽诸史籍可以明显注意到，云集在萧子良周围的文士远不止竟陵八友，仅举有姓名可考者就不下数十人之多，为何单以八友名世呢?若以年龄而论，沈约最长，陆倕最少。永明五年，沈约47、范云37、任昉28、谢朓、萧衍24、王融21、萧琛20左右2、而陆倕才18岁。可见，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最悬殊的几近30岁。看来，他们所以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集团，主要还不是由于年龄相近，而很有可能出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一、结交时间长久。沈约、范云、任昉等早在宋末就已结识，友情甚笃。泰始三年，沈约任蔡兴宗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其时，范云的父亲范抗亦为安西参军，范云17岁即与沈约友善。这是两人交往的最早记载。又梁天监二年，任防出任义兴太守，在赴任的路途中听到范云病逝的消息，写下了《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说明两人早在宋末业已结交。宋末元徽时期，刘秉、萧道成、袁粲、褚渊“日直决事，号为四贵。”特别是萧道成，“威名既重”，使“朝野归心”(《南齐书·高帝纪》)。任昉、沈约、范云等又先后投靠到萧道成门下，为他们在入齐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徽三年，任防16岁，为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因忤刘秉之子。乃转随萧道成。元徽四年，后来的齐武帝萧赜被任命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萧赜长子萧长懋(即文惠太子)亦随父来郢。是时，范抗、范云父子以及沈约并居郢州。这可以从沈约作于元徽三年的《栖禅精舍铭并序》得到证明。三人不约而同地又都转到萧赜身边，与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所接触。升明二年，萧道成平定沈攸之的反叛，代宋之势已成定局，于是召回萧赜及萧长懋，“心存嫡嗣”(《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沈约、范云、任昉等又得以在京城相聚。入齐以后，竟陵八友由于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的奖掖提携，在政治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建元初，沈约为文惠太子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建元二年，文惠太子为南郡王，沈约仍在幕下，为府主写下多篇文章，深得赏识。齐武帝即位，萧懋被立为太子，沈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梁书·沈约传》)，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订四部图书。这就使沈约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学术上日益成熟。加之沈约性情朗畅，结交广泛，很快便成为时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入齐，范云始终在萧子良幕下供职，“动相箴谏”，深得子良器重。后又转为文惠太子刑狱参军事、领主簿。永明初年，任昉、萧衍、萧琛等先在王俭府中任职，谢跳在豫章王萧嶷府中任行参军。永明二年萧子良兼司徒、镇西州，以沈约为首的八友又都先后成为西邸宾僚。如果把宋泰始三年看作八友中部分士人结交的开始，到齐永明五年八友正式形成，其间整整经历了二十多年。推终原始，八友的结交，时间可谓长久。

    二、才学冠冕当时。《南史·何逊传》载萧绎语日：“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脁、何逊。”从现存作品来看，竟陵八友无疑是南齐最有成就的作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沈约、谢脁为首的诗歌创作；二是以任防、陆倕为首的骈体创作。诚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所称：“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情思、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推出了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再看任昉、陆倕等人的骈体创作，尤以思理明朗、文笔练达著称于世。任昉的奏弹文如《奏弹曹景宗》、《奏弹萧颖达》、《奏弹范缜》等，凌厉峻切，文显神畅，骈散相间，词采斐然。其他如《王文宪集序》、《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学深笔健，条畅明达。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太常卿任防墓志铭》)确非过誉。陆倕的代表作是《石阙铭》、《新刻漏铭》，梁武帝称之“辞义典雅，足为佳作”。除任、陆二人外，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出色。沈约《奏弹王源》、《修竹弹甘蕉文》，谢脁《齐敬皇后哀册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王融《求自试启》、《皇太子哀册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都得到过时人和后世的推崇。

    竟陵八友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沈约“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写下大量论著，博及四部。“善辑流略”(萧绎《金楼子·立言》)的任防也著有《地记》、《杂传》、《文章始》以及文集四百余卷。其他如谢脁、王融、范云、陆倕等并有文集行世。萧琛、萧衍也不甘退让。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又《南史》本传：“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至于萧衍，著述更多。当然，其中有很多恐怕是他当皇帝后命手下文士所编，可以略去不计。但萧衍绝不是那种才疏学浅的庸劣之君，“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尺牍、骑射，莫不称妙”。这虽是史臣的颂圣之辞，按其实际，也并没有相去太远。

    三、思想性格接近。竟陵八友的思想有其共同特点，即儒释道兼收并蓄。萧衍自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会三教诗》)，所受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感染。在《孝思赋》中，他倡言“忠孝两全”。在宣扬佛教信仰的《净业赋序》中表达了同样的儒家重孝的思想感情。天监四年，他特下《置五经博士诏》，后又专门设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萧衍)所释《孝经义》。”从《梁书》本纪可以看到，萧衍对儒家几部经典，都有所阐释，自始至终对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任昉也以“性至孝”著称于世。他的许多文章往往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准绳，褒贬是非，抑扬轩轾。在《求为刘瓛立馆启》、《王文宪集序》等文中，他对刘瓛之“修行明经”、对王俭之“孝友之性”推崇备至，充分表现了浓郁的儒家思想。正因为如此，任防始终得到儒学大师的赞赏。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对晋宋以来的文人多所贬抑，却对任昉大加称赏，以为“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3。道家思想对竟陵八友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南朝士人几乎无人不读《老》、《庄》，至少要用《老》、《庄》来装点门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道教思想也在竟陵八友的思想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沈约出身于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家庭。这在《宋书·自序》中有明确记载。萧衍“中复观道书”(《会三教诗》)，“耽事老子”(《舍道事佛文》)，就是在舍道归佛后，对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依然十分敬重，朝政大事，辄就咨询，陶因有“山中宰相”之称。在诸家思想中，佛学尤其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所共同崇尚的对象。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述颇详，这里不必复赘。显而易见，竟陵八友的结交，有共同的思想作为基础。

    此外，他们在处世态度方面也颇多相通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竟陵八友的性格各有特点，有时表现得很不一样。譬如沈约，由于家世坎坷，所以老成持重，轻易不肯臧否人物；范云则相反，刚毅强悍，为人耿直；任昉则以儒雅沉稳为时人推许；谢脁口讷，不善言辞；王融气盛，恃才傲物……尽管性格方面如此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从政热情和强烈的仕进要求。沈、范、任三人，年辈高、阅历深，是辅佐萧衍代齐称帝的主要谋士，萧梁王朝建立以后自然功高名重，得意一时；谢、王二人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出身于南渡头等士族家庭，自视甚高，亟待“绍兴家业”，结果先后卷进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中而被害。在政治方面，竟陵八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热衷功名，不甘寂寞，颇有政治抱负。说明这一点十分必要。正是这种政治抱负，加速了竟陵八友的聚合进程。

                                   二

    这里实际已涉及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性质问题。具体说，竟陵八友的聚合，除思想、性格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某种政治目的呢?

    养士游谈，历来是显宦达宫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国时期的游士，多以智谋著称，往往与政治有关，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合。汉代有所不同。如以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两个文人云集的群体，则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色彩。曹操网罗大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舷以掩之”(曹植《与杨德祖书》)，其目的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显贵养士游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非崇尚学问，而主要是为猎取名誉。晋代贾谧召集“二十四友”准备纂修《晋史》，大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我以为竟陵八友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府主萧子良而言，他是齐武帝次子，地位仅次于萧长懋。史称他“不乐世务”，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似乎全然为名，但实际恐有更深的用意。譬如八友中最早追随萧子良的范云，“好节尚奇”，“性颇激励，有威重”。萧子良对他十分敬重，曾向齐武帝为云求郡。齐武帝初不以为然，以为范云不过“恒相卖弄”而已。萧子良又出示范云谏书，“辞皆切直”，武帝不禁“咨嗟良久”。特别是招纳萧衍，尤其可以见出萧子良隐蔽的用心。在永明年间，王融曾说过：“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就竟陵八友自身而言，尽管齐武帝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仅以文士目之，而他们自己却自视甚高，从不甘心以文人自居。沈约家世尚武4，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为此，他屡陈北伐之计，渴望得到朝廷重视。王鸣盛说：“文人轻躁急功名，如谢灵运亦有此陈请，王融之类也。”(《十七史商榷》)洵为的论。至于萧衍，政治色彩尤为浓郁。他的父亲萧顺之为萧道成族弟，曾协助萧道成创立霸业。齐武帝上台前曾对萧嶷说：“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因之，当他即位后，对萧顺之十分忌惮，处处抑制，不使高居台辅。在这种背景下，萧衍只好先转投到萧子良门下，伺机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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