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八友(1)学毕业论文网(2)

    永明七年，应竟陵王教，沈约等作《高松赋》，特以“邹枚之客”自喻，又把萧子良比作梁孝王，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拥戴萧子良，他们自己既是文士，同时又兼为谋士的双重含义。天下承平，他们是文士，积极从事文化活动；一旦有变，他们马上就能以谋士身分出现。最典型的事例可以举竟陵八友所参与的两次夺权斗争。第一次是永明十一年力争王位继承人的斗争。这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死，是由嫡长孙萧昭业还是由武帝次子萧子良继位，是当时一件十分尖锐敏感的大事。《通鉴》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萧子良却失去了齐武帝的宠信。据史载，原因在于文惠太子死后，武帝检行东宫，发现太子“服御羽仪过于制度”，因此大怒，又以萧子良素与太子友善，却不启闻，“颇加嫌责”。结果，这年四月，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为嫡长孙萧昭业。可以想见，萧子良及其谋士是不会甘心的。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末，正值“虏动”之际，萧子良曾借机“于东府募人”，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王融见时机来临，“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辏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为辅佐子良夺权做准备。这年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萧衍、萧懿、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顾之暠等为账内军主，夺取帝位之争一触即发。武帝死，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使不得进，欲立子良”，彻底挑开了矛盾。范云等人也跃跃欲试。只有萧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竟陵八友手中没有实权，因为齐武帝早就说过，沈约、王融“不堪经国”，这样的文士虽有数百，“于事伺用”(《南史·刘系宗传》)。萧衍虽有谋略，却又深受猜忌。因此，八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势力。再说，王融等辈虽自命不凡，但究其实质，在政治方面确如齐武帝所料，“才非负图”(《南史·梁本纪》)。当时，“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日：‘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通鉴》)萧衍在一旁坐“视其败”而不予协助。正在僵持之际，素与文惠太子、萧子良不和的西昌侯萧鸾急奔云龙门，“排面入奉太孙登殿”(《南史·王融传》)，命左右挟出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失败了。王融被杀，萧子良不明不白的死去，沈约、谢脁等也被排挤外任。惟有萧衍破例得到重用。在这场宫廷夺权斗争中，萧衍的向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萧衍为什么没有辅佐萧子良反而依附萧鸾(即齐明帝)呢?由于《南齐书》作于萧梁，故每有回忌，未能直书，所以显得扑朔迷离。但管窥蠡测，仍可推知一二。就萧子良而言，虽曾使得乃父有所失望，但他在齐武帝心目中的地位恐亦不低。《南齐书》本传载：“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人延昌殿侍医药。”可以看出，齐武帝对自己身后之事颇多顾虑。他似乎是想让萧子良辅佐嫡长孙以镇住他素不喜欢的萧鸾。再就萧衍而言，他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之不足以成事，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可以推知，那就是对齐武帝的不满。其父萧顺之不仅仅时时受到齐武帝的猜忌，而且他的死也与齐武帝有关。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齐武帝子萧子响为荆州刺史，杀台史，拒台军，武帝派萧顺之领兵平叛。据《南史·萧子响传》，子响被杀后，齐武帝颇为悔恨。萧顺惭惧成病，“遂以忧卒”。后来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南史·梁本纪》)。正是这两重因素促使萧衍背叛了萧子良而投靠萧鸾麾下。当然，这时他已不愿再充当文士，而是以佐命之臣身分活跃在朝廷内外。一方面协助萧鸾篡立，另一方面暗暗扩充自己实力。先是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鸾称帝后，他又被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进犯，从而赢得萧鸾信任，晋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从此，他算是告别了文士兼谋士的特殊身分，而纯然以朝廷重臣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萧鸾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侵入，不久便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次任命对萧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为日后代齐建梁首先在军事上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雍州为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直接控制着京城建康。萧衍驻守雍州后，随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斗争。特别是在齐明帝萧鸾死后，他更加快了夺权步伐。这次夺权不同于永明末，已经不是要扶持别人上台，而是要自立为帝。这时，竟陵八友中年长的沈约、任防、范云等见风使舵，遂纷纷转向萧衍，为之出谋划策。从上述情况来看，竟陵八友的活动显然不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实际上，他们是把政治领域看作自己最终的落脚点。

    也许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都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可惜其时不与。本来，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了皇帝，其他诸友可以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而在文化领域却成就卓著，影响极为深远。竟陵八友在六朝江东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际遇，是一个耐人回味的问题。

                                   三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中国。南北文化在经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文化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辱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东南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有趣的是，东晋初年，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也曾体验到了这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所以心理压力也不小。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至少说明，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南北士人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当时由文化冲突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周勰等人曾纠集吴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形之下，王导审时度势，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逐渐在江南站稳脚跟，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也开始趋于缓和。不过，从《南齐书·丘灵鞠传》的记载来看，南北士族在心理上的隔阂至宋齐之际仍未完全消除，只是影响越来越小了。究其原因，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竟陵八友文人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和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倕，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5。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脁、王融“三贤咸贵公子孙”(“咸”，通行本作“或”，此据吕德申《诗品校释》改)，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玡人；谢朓，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昉，乐安人，亦为渡江大户(《三国志·王昶传》裴注称乐安任氏“世为著性”)。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会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昉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大批南北文人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况空前。仅从南朝五史的有限记载来看，与他们交往的南北著名士人数以百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士人出身于豪门大家。譬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一些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不过，这样的士人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与这些豪门大家有关的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足以反映这些家族的高贵门第。他们摈弃了以往的成见，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西邸，来往揄扬，游宴赋诗，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争斗。晋宋以后，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通融，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他们所关心似已不是揭示三派之异，而是寻求其共同点。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顾欢《夷夏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熔铸三派的趋势。素以儒学闻名的刘瓛与佛门弟子多所过从；以“长于佛理”著称的周顒又精通三玄；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迨极无二，寂然不动，改本则同”(《门律》)，临死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道教徒孔稚珪在《答萧司徒书》中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理至则归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近五百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以竞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南齐为中心，在其前后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古画品录》、《续画品》及《书品》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僧祐编《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今已失传的总结式巨著，尤其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应当承认，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

    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我集中考察了东南豪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这里还须强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显然不仅限于东南豪族。事实上，时势业已把侨姓士族推向了这种转变的关口。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均属高门甲族，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刘宋统治者汲取东晋“政出多门”的历史教训，为抑制世代阀阅势力，启用很多包括北府兵旧部在内的兵家将种来支撑自己的权力机构。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裔竟也紧步王、谢等渡江甲族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譬如平原刘怀珍的后人刘峻、刘杳，东莞刘穆之的后人刘祥，彭城刘勔和到彦之的后人刘孺、刘遵、刘绘、刘孝绰、刘潜、刘谅及到沆、到洽、到溉、到镜、到沼、到荩，河东柳元景的后人柳惔、柳恽等，无不如此。任防曾对梁武帝说：“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到洽传》)虽然他指的只是到氏一家，但无妨认为，他无意中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南齐正是从“宋得其武”向“梁得其文”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上述武将后裔，或释褐起家于永明年间，或是萧子良西邸的重要宾僚，总之，他们大都与竟陵八友有着密切关系。涉世伊始，他们就置身在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氛围中，声歌征逐，诗酒流连，既深受永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参与了永明文化的建设工作。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始，引领了各自家族完成了这种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

    在对南北士族风尚的这种嬗变深感惊异之余，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族为什么在晋宋以后“常恶武事”而纷纷转向文化士族呢?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东汉以来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实施的察举制度，首先推进了这种社会风尚的变迁。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很多例证。但是，汉末以降，这种风尚发生逆转，就是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也时常为人所轻。刘巴不愿与张飞共语，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王睿以孙坚为武“官”，言颇轻之(《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贵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诟妃传》)；王述不愿婚于桓氏，以为“兵，那可嫁女与之”(《世说新语·方正篇》)；丘灵鞠“不乐武位”(《南齐书》本传)；刘绘“常恶武事”(《南齐书》本传)是尚武精神逆转的典型事例。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以来，右文之风却日益强盛。就连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本来书法素拙，却“纵笔为大字”以遮丑(见《宋书·刘穆之传》)，又“好清谈于暮年”(沈约《武帝集序》)，与士大夫每有辩难。郑鲜之虽“难必切至”，而刘裕仍“以此感之”(见《宋书·郑鲜之传》)。在他看来，自己能与士人谈玄论难，本身就是“尽人之意”的快事。以帝王之尊，刘裕却以自己素无学术而甚感缺憾。至于那些豪门甲族则多以能文而深为自豪(见《梁书·王筠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兵家将种欲厕身于上流社会，势必要依附风雅，涉猎文苑，藉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

    再从政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其所推行的士族政策的制约，实际是促进这种鄙武尚文风尚形成的更直接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  (刘师培语)。此论诚是。不过，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固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缺少某种制度上制约，这种舆论导向可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被公众所普遍反感、甚至厌弃的可能。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以后，许多士族所以鄙武尚文，乃至弃武从文，其实还决定于统治阶级对士族所采取的软中有硬的特殊政策。所谓软，是充分授予特权，不轻易侵夺。譬如享有免役特权，以至“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对于士族的社会地位，当权者也尽量予以保护。路太后弟路琼之自以为不凡，前去拜访王僧达，没料想受到冷遇。路太后欲加罪僧达，宋孝武帝劝道：“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宋书·路太后传》)齐武帝宠臣纪僧真请求武帝允许他作士大夫，武帝说：此事须由士族认可，“我不得措此意”(《南史·江夷传》)。士族享有某种特权，于此可见一斑。所谓硬，是尽量剥夺实权。最主要的办法是启用寒人执掌机要。刘宋时，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威权在握，江夏王刘义恭虽录尚书事，但“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恩幸传》)。南齐时，武帝宠信菇法亮、纪僧真，常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幸臣传》)。太尉王俭曾发牢骚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茹法亮传》)总管朝政的录尚书事，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力却不及帝王亲信的中书通事舍人，士族被剥夺实权，于此不难推想。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抑制了门阀士族的从政特权，是由门阀政治向帝王专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手段。晋宋以后的这种权力的交替更迭，其实质是中下士族与高门甲族之间的权力较量。就高门本身而言，较量的结果，是使他们失去了王导、谢安执政时期所具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实力。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设法保持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譬如说区分士庶、查考谱牒等。除此之外，便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文化事业中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门阀士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实际标志着这一阶层统治权的严重削弱。尤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衰落的门阀士族为了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不得不放下架子，趋奉新贵，婚于武将。谢灵运之孙谢超宗与张敬儿做亲家，谢脁娶王敬则女，王弘之子王锡嫁女与沈文季，等等，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一些没落士族如东海王源，甚至不再顾及士庶区别，与商人联姻(详沈约《奏弹王源》)。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武将或富商有钱有势以后，也愿意与士族通婚，因为婚姻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婚宦情形较之东晋确有极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门阀势力的消长。

注  释

    1  竟陵八友开西邸的时间，《通鉴》系在永明二年。林东海《谢脁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驳之，以为在永明五年。日本学者韦占次以为在永明八年(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艳诗的形成与沈约所引》，岳簏书社1986年版)。

    2  《梁书·萧琛传》所载萧琛享年有误，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此不复述。

    3  沈约对儒家思想的信仰，拙文《士庶天隔，文心相通——刘勰、沈约文学思想异同论》(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4期)有所论述，可以参看。

    4  详见拙文《吴兴沈氏考略》，载《浙江方志》1991年第4期。

    5  详见拙文《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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