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1)学毕业

【内容提要】
《玉台新咏》是六朝时传下来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诗歌选集。至迟于宋代已有人说此书为徐陵所编，元明以来，此说遂被人们所公认。本文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细致解读，认为徐陵在《序》中实已指出此书是一个很受皇帝宠爱和很有才气的美丽妃子所编，并论证了徐陵此说不可能出于假托;再根据梁、陈二代的后妃情况，考证此书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编纂。以此为中心，本文还对《玉台新咏》的版本及历史上关于此书的著录等重要问题作了相应考证，以进一步澄清在此书编者问题上所存在的有关误解。

《玉台新咏》为南朝徐陵所编，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已是常识;现存《玉台新咏》诸本中以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为最佳，这也已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但我现在对这两点都产生了怀疑。我认为此书实是一位女性所编，而且出于陈后主妃子张丽华之手的可能性很大。此说恐属于非常可怪之列，故请相关专家和读者不客气地加以批评。

一

我的上述想法主要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依据。此序不仅见于现存《玉台新咏》各本卷首和宋初所编《文苑英华》，而且已收录于唐初所编《艺文类聚》，故绝非后人窜入的伪作。《艺文类聚》所收虽有删节，但较之其他诸书所载并无原则性的差异。今引《艺文类聚》卷55所收徐陵《序》 ① 于后，其为《艺文类聚》删略者则据《文苑英华》（以下简称《文苑》）卷712 ② 所收及嘉靖郑玄抚刊本（以下简称嘉靖本） ③ 、影印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以下简称崇祯本）《玉台新咏》所载增补 ④ 。凡属于增补的文字除加划黑线以示区别外，其在三本中有异文者并加注说明。

陵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

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间”字据崇祯本;《文苑》及嘉靖本作“涧”）、观津，本号（《文苑》误作“大家”）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文苑》作“内”），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文苑》误作“家”）人，俱言讶其纤手。说《诗》明《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兄弟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句，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文苑》作“以至”）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

至（《文苑》作“且”）如东邻巧笑，来（《文苑》作“唯”）侍寝于更衣;西施微颦，将（《文苑》作“得”）横陈于甲帐。陪游℃叮骋纤腰于《结风》;张乐鸳鸾，奏新声于度曲。妆呜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莲，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与婺女争华，麝月与姮娥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

加以天情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唯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桃之树?九月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词。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既而椒房婉转，柘观阴岑，木鹤晨严，铜梁昼靖。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赊”，《文苑》、嘉靖本作“余”），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身轻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娇（“娇”，三本同，疑为“骄”之误字;魏邯郸淳《投壶赋》有“持矢作骄”语）;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著。无怡神于暇景，唯属意于新诗。可（崇祯本作“庶”）得代彼萱（崇祯本作 “皋”）苏，微蠲（崇祯本作“蠲兹”） 愁疾。

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封麟阁，散在鸿都。不藉连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墨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也。

丽（嘉靖、崇祯本“丽”上有“于是”二字）以金绳（嘉靖、崇祯本作“箱”），装之宝轴。三台妙札（嘉靖、崇祯本作“迹”），亦（嘉靖、崇祯本无“亦”字）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皆（嘉靖、崇祯本无“皆”字）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楼红”，《文苑》误作“按铅”）粉，仍定鲁鱼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灵（《文苑》、嘉靖本误作“云”）飞六（崇祯本误作“太”）甲，高擅（崇祯本误作“檀”，《文苑》误作“禅”）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

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⑸，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岂（《文苑》误脱）如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窦专黄老，金丹之术不成。固（崇祯本误作“因”）胜西蜀豪家，托情穷于《鲁殿》;东储（《文苑》误作“台”）甲观（《文苑》作“馆”），流咏止于《洞箫》。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猗欤彤管，无或讥焉。

由于是用骈文写的，处处都是典故，要理解其含义颇为困难，所以不得不对之作相应的阐释。但限于篇幅，当然不能像作注解那样地详尽。只能择其关键之处加以串讲，并附以必要的注释。

第一段是说，在具有高台和千门万户的皇宫里 ⑤ ，在地位最高的妃子所住、也是皇帝为其心爱的妻子所建造的、陈设极其豪华的房屋中 ⑥ ，有一位丽人。第二段说，这位被选入后宫（“掖庭”）的“丽人”出身于“五陵豪族”的平民家庭 ⑦ 。宫中虽然也有来自颍川等地的善于“巧笑”的美女（“娇娥”），她们无不推许她为楚王宫里的“细腰” ⑧ ，都说卫国佳人也要惊讶于其手的纤细 ⑨ 。她娴于《诗经》、《礼经》，哪里像宋玉东邻的美人那样会自己去追求异性（见《登徒子好色赋》）?她的婉约风流出自天性，并不是像西施那样由别人教出来的（见《越绝书》）。她像汉代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汉武帝妃子李夫人那样，从小学习歌唱;又像生长于河阳主家的赵飞燕那样本来就能跳舞。她弹奏的琵琶新曲、歌唱的《箜篌引》乐歌都出自自己的创造，并非石崇、曹植的创作 ⑩ 。她的鼓瑟技艺是从汉代杨恽妻子传下来的，她的吹箫之艺则源于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她的为皇帝宠爱，假如被昔日长乐宫中的人们所听闻，汉武帝的陈皇后知道了定然不平;她那天仙般的容貌如果画成图画并被汉初匈奴单于的妻子所见到，一定深为妒忌11 。

第三段是在理解上难度最高的一段。自“至如”至“两靥”，说汉武帝宫中的各种美女;自“亦有”至“之珮”说仙界神女的谈情说爱;自“虽非”至“无别”说这位“丽人”较之汉宫美人、仙界神女均毫不逊色;故最终以“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作结。具体言之，则“侍寝于更衣”是汉武帝于“更衣”时要卫子夫“侍寝”的事，卫子夫后来成为他的皇后（见《汉书·外戚传》），此外并对卫子夫的美貌加以夸张，说她美得像宋玉东邻之女（所谓“东邻巧笑”）;“甲帐”也为汉武帝兴建和居住（见《汉书·西域传赞》），徐陵由此想像其中必有西施般的美女“横陈”（说“西施微颦”，是因西施在“微颦”时更加美丽）;℃丁⒃ю浇晕汉宫殿名，《结风》为舞曲名，这里说诸美女在馺娑、鸳鸾为武帝歌舞;以下诸句则言这些 美女的鬓、鬟、首饰、眉毛及两靥之美。接着引魏文帝《游仙诗》中所写他服山上仙童的丸药而得以“轻举”（见《艺文类聚》卷76《仙道》）和黄帝“造历得仙”12 的事，以喻示其下文所写为仙界的情状:婺女、姮娥，皆指美丽的仙女13 ;“惊鸾”句指仙女体态轻妙，美丽的长袖中飘出她拟赠送给所爱者的异香14 ;“飞燕”句则指神女的长裾宜于系结曹植所送给她的玉佩15 。最终说这位“丽人”虽非图画，但与图画中的汉宫美女不分轩轾16 ;她所说的话语虽与神仙不同，但其多情绝不逊于美丽的神女17 。

第四段说，这位“丽人”天资敏妙，工于诗赋、文章，不仅善于写情，而且也有像左棻《万年公主诔》那样的“累德”之作。按，左棻为左思之妹、晋武帝的妃子，是著名的才女;所作《万年公主诔》是受武帝之命，为帝女万年公主所作的哀诔18 。此处说这位“丽人”也作有《万年公主诔》那样的文章，再一次点明了她的妃子身份，而且是才华可与左比美的妃子。

第五段说，皇宫森严而清静，当她不与皇帝在一起时，自不免感到寂寞。她既无力捣衣，鄙视织锦，又不愿作投壶、六博那样的游戏，只是以阅读“新诗”——富于新意的诗——来消遣。按，其中“三星”二句暗用《诗经·召南·小星》的典故，该诗有“抱衾与”之句，“怀衾”即“抱衾”。据《毛诗序》说，《小星》所写是国君的姬妾“进御于君”之事19 ;所以，此处仍然点出了“丽人”的妃子身份。

第六段说，但古今好诗分置他处，不在后宫，所以必须编集（“连章”），并予抄录。她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编成了这十卷书;虽然均为“艳歌”，但也并不逾越《诗经·国风》的范围。第七段说，这十卷书装帧极为精美，字也工妙，而且由她自己作过校正（“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最后一段说，在皇帝朝会未散20 、妃子们晨妆（“新妆”）已毕之时，就好打开此书，相对赏玩，把它在纤手中互相传递。这种雅事，并非东汉邓后的学习《春秋》21 与西汉文帝窦皇后的专习黄、老可比，较之生活豪侈的蜀汉刘琰让其数十侍婢诵读《鲁灵光殿赋》、汉元帝为太子时令后宫诵读其所喜爱的《洞箫赋》，都远为优越。那些学《春秋》、黄、老和诵《洞箫赋》、《鲁灵光殿赋》的妇女22 ，都只是浪费时间，而像编成《玉台新咏》的丽人那样地使用彤管——红色笔管的笔23 ，才是一无可讥的。

通过这八段文字，徐陵此序实已明确地宣告了《玉台新咏》是一位美丽非凡、风流婉约、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并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为排解寂寞而编的“艳歌”集。

二

正因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已对此书的编者作了这样的说明，他就不可能再为此书加上“徐陵撰”一类的题署。否则就成为他公然自称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而他又是男性，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宣称自己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娈童。这不但使自己为社会所不齿，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因为事关皇帝，纵或真有此事也应秘而不宣，如此大肆张扬，必然被视为对皇帝的恶毒诽谤而受极刑。他无论如何愚蒙乖张，都不会有此举动，更不会在这样做了以后仍然平安无事。所以，今天在此书上所见的“徐陵撰”的题署必然是后人所加（关于此点，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同时，《玉台新咏》不但选入了梁武帝的诗，而且还选入了武帝儿子萧纲、萧绎的作品。就算其所收入的萧绎的这些诗作于其虚龄十五六岁时，此集的编选也至早在公元522—523年，即梁武帝普通三至四年。所 以，徐陵《序》中所说的那个编《玉台新咏》的妃子只能是梁朝或陈朝的妃子。

那么，徐陵说此书是一位妃子所编的话，是否为事实呢?这当然只有两种可能:是，或者不是。现在先按照通常的看法，以《玉台新咏》为徐陵所辑，从而不得不把《序》中出于妃子之手云云视为假托之词，然后再进一步考察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正如通常判案时必须考察嫌疑人是否有作案动机一样，在这问题上也须先推究一下徐陵这么做的动机何在，然后再看其是否合理。大抵说来，他的造作此等言语不外三个原因:第一，藉此以扩大此书影响——因为此书是妃子所编，也就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第二，藉此炫耀自己——连妃子都拿自己所编的书请他写序;第三，文人狡狯。但无论出于哪种动机，他都要将此书加以传播;即使是出于第三种动机，与世人开开玩笑，也必须别人看了此书与《序》，对他的假托之言信以为真，他才能达到目的。但是，既要将此书与《序》加以传播，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假借妃子名义的行为的后果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不考虑的。因为被假托的只可能是梁朝或陈朝的妃子，他的假托只能有两种方式:第一，假托为当朝妃子:书编于梁朝，就假托为梁朝的，编于陈朝，就假托为陈朝妃子;第二，假托为前朝妃子，但那只有书编于陈朝才行——书中既收入了萧纲、萧绎的诗，就不可能假托为宋、齐的妃子所编。

先看此种行为在梁代会出现什么后果。据《陈书·徐陵传》，他在简文帝即位前就出使北朝，到梁元帝死后才回南朝;而此书当然不可能编于北朝。所以，如此书之编辑和假借妃子名义在于梁朝，就只能在梁武帝时。

梁武帝是个关心文事的皇帝，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又颇复杂。《梁书·徐传》载:王（即简文帝，当时为晋安王。——引者）入为皇太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即梁武帝。——引者）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

梁武帝对“春坊”——太子属官的文体也加以关心，倘有自己妃子所编的“艳歌”在外传播，岂有不加注意之理?加以朱异是梁武帝的宠臣，徐陵是徐的儿子:朱异既要打击徐，对其儿子徐陵这种假托妃子名义传播“艳歌”的事岂会不加以举报?何况梁武帝又崇信佛教，倡导节俭，“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其后宫“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洒，不听音声”（《梁书·武帝本纪》）。徐陵既假托其妃子的名义，传播“艳歌”（尽管其中也有梁武帝的作品，但很多作品都较武帝诗远为绮艳），又大肆宣扬其生活的豪奢、靡丽，什么“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什么“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所有这些，全都成了对武帝的诬蔑、诽谤;这跟其父亲的仅仅文体新异，是完全不同的事，武帝岂能容忍?如果徐陵神智正常，他在梁朝绝不敢以妃子名义撰录“艳歌”，并写这样一篇序;倘使他这样做了，必然引起严重后果。而从目前资料来看，也未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此书决非徐陵在梁代假借妃子的名义所编。

那么，在陈代又如何呢?这就必须结合徐陵在陈代的整个处境来看。 如上所述，徐陵于太清二年（548）出使北朝，敬帝绍泰元年（555）始还。其时梁尚未亡，大权分操于其大臣王僧辩、陈霸先之手，徐陵甚为王僧辩所信用。既而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任约等率军反对陈霸先，徐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陈书·徐陵传》），也即参与了任约的军队，与陈霸先为敌。结果是任约等失败，霸先取代梁朝，成了陈朝的开国皇帝。只是霸先很有策略，任约等失败以后，“其与任约……同谋，一无所问”（《梁书·敬帝记》）。徐陵遂由陈霸先的反对派转而依附陈霸先。虽然霸先父子对徐陵都还看重，但他既有此一番经历，自然不得不小心谨慎24 ，而又表现得对陈霸先父子——陈武帝、陈文帝——特别忠心耿耿，以免被认为消极怠工或心存不满。但不料因此又得罪了陈文帝弟弟安成王陈顼。那是在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徐陵任御史中丞，“时安成王讳（即陈顼。——引者）为司空，以帝弟（文帝之弟。——引者）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ゼ偻跬权，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世祖（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陈书·徐陵传》）当时陈顼任司空、侍中、中书监，徐陵把他的侍中、中书监都搞掉了。照理说，以徐陵的身份、地位及其对死去的皇帝的灵座侠御人应穿吉服抑凶服的问题都不敢坚持己见的情况来看，他是不可能贸然去与“势倾朝野”的皇帝弟弟为敌的，而这位御弟按理也不会惧怕徐陵;但在当时，陈顼竟“仰视世祖，流汗失色”，而徐陵竟“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是否文帝见陈顼权柄太重，怕其日后对皇太子不利，示意徐陵出来弹劾，这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徐陵弹劾陈顼有无背景，这使他又一次站错了队。次年文帝去世，太子奉业即位，陈顼与刘师知、到仲举共受遗命辅政，陈顼“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25 。陈顼玩弄手段，除掉了刘师知、到仲举和其他忠于皇帝奉业的大臣，同时，把徐陵调到了他直接管理的尚书省，任吏部尚书。徐陵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他自己说:“吾伏事天朝（指陈朝。——引者），本非旧隶。殿下（即陈顼）殊恩，远垂荐拔。故常战战，甘心痛谨，庶其愚老，无负明据。”（《徐孝穆集笺注》卷二《与顾记室书》）他任尚书后不久，有一次尚书官属大会，经常酗酒的陈暄（梁朝名将陈庆之之子）进来捣乱，徐陵“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传》）;然后陈暄就写匿名信攻击徐陵。其结果见于徐陵自述:“圣朝明鉴，悉知虚罔，唯云吾取徐枢为台郎，南司检问，了不穷推，承训劾为信言，致成堕免（“训”，指来自高层的指示，但不包括皇帝的命令，寒山赵氏《玉台新咏》卷八刘遵《王训奉和，率尔有咏》诗可证;所以，徐陵受到这一打击，其背后似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在主持）。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与顾记室书》）此事似不见于史籍，而从“致成堕免。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之语看来，徐陵似受到了免去吏部尚书的处分。所以，他在信中向顾记室分诉了冤枉后，又请这位与他关系颇为密切的记室向“殿下”表达其愿意依附的意图:“殿下德高两献，风美二南，亿兆归心，衣冠有托。久愿通启披诉圣明，伏见军戎多务，所以不敢祈冒。弟（指顾记室。——引者）与吾游眷，亟回星纪，故人有此，宁不矜叹邪?侍言有便，云何且为启闻。一蒙神鉴，照其枉直，方殁幽壤，无恨灰坏。伏觐谒帝承明，绪言多次，服矜遗老，曲赐湔濯。……吾得方辞武骑，永附梁宾。”这既 是向陈顼求饶，又是表示忠心。上引文字的末二句尤为明白:司马相如曾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不得意，遂去依附梁孝王，孝王为景帝之弟。这里以景帝与梁孝王的关系喻陈文帝与陈顼的关系，意为只要你肯接纳我，我从此就不再为文帝尽力（也即不维护其儿子的皇位），而永远尽忠于你了。陈顼接受了他的降表，他也就参与了陈顼篡位的密谋，这也就是《陈书·徐陵传》所说的“废帝即位，高宗（陈顼）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也正因此，他不仅免去了处分，陈顼即位后他还升为尚书右仆射。但到太建三年（571），在陈顼（即陈宣帝）要命他为尚书左仆射时，他就一再辞让，要宣帝任命其旧部下和“帝乡贤戚”。由于宣帝硬要他做，他才勉强接受了下来，但不久又被免去了26 。

总之，徐陵在陈朝的地位相当微妙，而他自己也处处小心，“战战”，又哪敢去僭用当朝妃子名义，编什么艳歌呢?再说，攻击他的陈暄实是个“文才俊逸”的才子，社会关系也很广，而且跟陈顼的儿子叔宝（即陈后主）有交往，陈顼即位后，叔宝为太子，“引（暄）为学士”（见《南史·陈暄传》）;假如徐陵在被陈暄攻击前就曾僭用妃子名义编纂艳歌，陈暄不容不知，自当以此作为徐陵的主要罪行，而不会仅以徐陵“取徐枢为台郎”来定罪了。而在经过陈暄的攻击（何况其背后还有一位高层人士在主持）之后，他何敢再做此等事情?

至于徐陵在陈朝而僭用梁朝妃子的名义来编书，那也会产生另一个大问题:倘非对本朝心怀不满，对梁朝念念不忘，何以要用梁代妃子的名义造作此书，广为传播?

所以，徐陵以梁或陈朝妃子名义来编《玉台新咏》，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迄今为止，从无任何历史文献说此书为徐陵假托妃子名义所编，而只说是徐陵所编。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的记载既为徐陵自己的《玉台新咏序》所否定，我们自应承认徐陵自己的关于此书为一位妃子所编的叙述。

三

现在进而考察在梁、陈二朝妃子中有谁能与《玉台新咏序》所述妃子的情况相应。从《梁书》《陈书》的《皇后传》（均附嫔妃传）及《南史·后妃列传》及其他史籍的相关记载来看，梁、陈二代能与此相应的，只有陈后主的张贵妃——张丽华。所以，倘无新的史料发现，则在目前定此书为张丽华所纂辑似较为妥当。

为了便于将张丽华的情况与《玉台新咏序》所述相对照，先引《陈书·皇后传》中涉及张丽华的于后: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甚被宠遇。……后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 等为女学士。后主 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诸贵人”中当包括张贵妃）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 以此来与《玉台新咏序》所写的丽人相对照，那么，第一，《序》中“丽人”的美丽才慧、工诗赋，均与此相合。第二，张贵妃在妃子中最受宠爱，与《序》中“璧台之上”语合，璧台是周穆王的“上姬之长”盛姬所居，见《穆天子传》。又，张贵妃备受宠爱，也与“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之语相合。第三，张贵妃于十岁入宫，与《序》中“生小深宫”语相应。第四，后主宫中美女甚多，而“后宫等”“均言贵妃之善”，与《序》中所述“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而均推崇“丽人”的记载，也可互相发明。同时，正因有不少具有文学才能的美人，故《玉台新咏》编成后可“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第四，《序》中“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的后一句是说丽人像“四姓良家”似地“驰名永巷”。“良家”是指平民，这在《辞海》中就可查到;至于“驰名永巷”的“四姓良家”，当指西汉时的四个出身于平民的皇后:文帝窦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卫皇后、宣帝许皇后（赵飞燕也是出身平民而成为皇后的，但结局不好，故不计;卫皇后虽也被赐死，但宣帝是其所生太子的孙子，宣帝即位就给她平反，恢复了她的封号并受到尊崇）。《序》中以这“四姓”相拟，一面固然有颂美其可为皇后之意，同时也意味着她是平民出身。至于“五陵豪族”，是说西汉时被安排在五陵居住的人们。他们皆是大官、富人、豪杰之流，见《文选·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等句及李善注。张贵妃家虽是平民，又非富人，但既是“兵家子”，当可勉强列入“豪杰”一类，故赞其出于“五陵豪族”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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