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1)学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 典雅 华丽 萧统

一

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 （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不想赘述。萧统创作方面的这种偏重，不但无需苛责，也和他提倡的文学观未必有什么冲突。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虽不容割裂，却亦不完全等同。有时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道理，在实际创作中未能做到;有时在创作中已达到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尚无明确认识。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所以陆机在《文赋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时谢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在神助，非我语也” （《诗品·谢惠连》） ，均非虚语。看来萧统自谓“尝欲为之，但恨未逮”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可能确有其切身体会。

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 踵 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之断言自上古至刘宋的文“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还显得开明。至于他在创作上的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梁书》本传看来，他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前后至526），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而被到洽所劾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十五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只能在书本中去寻求灵感。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却极丰富。《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籯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从这些情况看来，他很博学显无疑问。这样，他吟诗作文之近似任昉等人动辄用典，就不难理解。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多影响，萧统之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梁书》本传） ;萧纲说他对当时盛行的“吴声”、“西曲”等音乐“靡悦于胸襟，非关于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 （《昭明太子集序》） 。这样，他对那些艳歌既无爱好，其诗风自不会受他们影响，而当时那些倾向于靡丽的诗人，无不取法于这些民歌。因此其诗文的偏重“典”而“丽”不足，亦情理中事。

这种偏重于典雅而稍欠华丽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和萧统的个人性格、艺术趣味有关，因此不管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在他编选《文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收偏于典雅的作品而少收比较华丽的作品，这也很自然。事实上从《文选》所选作品而来，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所以骆鸿凯先生谓《文选》“黜靡崇雅”，确符合此书实况。

二

从一般的情况或文学史的许多事实看来，“典雅”和“华丽”这两种文风常常可以是并行不悖的。例如汉魏六朝的许多辞赋，经常是比较华丽的。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法言·吾子》） ，可见不管哪一种，都离不开这“丽”字。同时这些赋大多亦具典雅之特色。至于一些粗糙和欠成熟的作品，如东晋一些道教徒所拟托的神仙诗，则既谈不上典雅，亦算不得华丽。在不少场合，典雅和华丽往往是共生的。文学史上许多文体，正如近代一些学者所说起于民间。这些民间作品所以能留存至今多半由于文人们的收集和记录，当他们从事这种工作时，往往会对民歌原文进行润饰，使之变得典雅，亦更趋华美。这一点在文学史上例证甚多。如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论屈原《九歌》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 郢 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他这样解释《九歌》的由来是否可信，我们姑可勿论，但他至少已看到了文人作家可以修改、润饰民间作品使之典雅化和华丽化的事实。又如汉魏乐府中不少歌曲同属“汉世街陌谣讴”，但其中为《宋书·乐志》所录，被魏晋乐官所经常演奏之曲，其文字一般均显典雅和华美，而不常演奏之曲如《孤儿行》、《妇病行》等文字却多质朴近口语，至于曹操尤其曹丕、曹植所拟作，更见典雅、华丽。又如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及宋代词人之作相比，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近代学者对此多取批判态度，其实未必妥当。因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后，产生了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能在历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和寻求借鉴，这样做对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能有所提高。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然，有些人盲目拟古，反而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也是有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文人对民间作品的修改和润饰，也不必一概排斥典雅化的倾向。

自然，文学本身总是不断发展的，仅仅拘守古人创作的成规，自难有所进步。所以比萧统年长又曾做过太子中舍人、对萧统应有一定影响的萧子显曾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南齐书·文学传论》） 可见当时文人已认识了“新变”的必要。这一次文学上的“新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为“典”与“丽”之争。其实这种变化早在萧统出生前的刘宋后期已经开始。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赞同。钟嵘《诗品》评谢超宗、丘灵鞠等人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延之）、陆（机）体。用固执不如（移），颜诸暨（颜则）最荷家声。”这里所说的七人，都是陆机和颜延之那种典雅诗风的继承者，所以钟嵘说他们“得士大夫之雅致”。和他们不同的鲍照和汤惠休则是“新变”的先行者。他们和颜延之的文学主张确有不同。《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诗品》也记载评颜、谢优劣事，但说是汤惠休语。《诗品》又评汤惠休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这些说明，新变和保守两派之争在当时已颇尖锐。在这种矛盾面前，钟嵘的态度似较折衷，他似乎不完全否定鲍照，但对汤惠休则很少肯定。钟嵘对鲍照也有批评，认为他“然贵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钟嵘这种看法和略早于他的虞炎颇相类似。虞炎奉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命编定《鲍照集》，为序云:“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至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鲍照的看法，亦复如是:“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朱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和鲍照相反的还有一种文风为:“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伸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玄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这后一个派别，笔者曾认为指颜延之等人。不管是否如此，但说的是重“典”而轻“丽”的一派大约不会错。这两派的分歧虽很明显，但南朝多数作家和评论家的态度则未必执其一端。如钟嵘对鲍照和颜延之，都既有批评也有所肯定;对梁初的江淹、任昉和沈约、范云均列入中品，且各有抑扬，似无太多轩轾之意。从《诗品》的两篇序言看，他对沈约所创声律说和颜延之等人之好用典故，都持批评态度，亦未见左右袒。但从他对前代一些作家的评论中，约略可以觉察他多少还倾向于重“典”轻“丽”一派。例如他论三国、西晋和刘宋三个时期的诗歌，就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关于他这种看法，后来的论者对他推尊曹植和谢灵运，并无异议，而以陆机为“太康之英”，却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不过，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太抵自东晋至南朝对太康诗人的评价就不一致。李充作《翰林论》认为陆机胜于潘岳，而谢混则更推崇潘岳;谢灵运也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显然也不赞成李充之见。后代论者自严羽《沧浪诗话》以来则多认为“太康诗人”中左思成就最高，而陆机则较低。这些不同意见代表各人的爱好，姑不论其是非。问题在于钟嵘在支持李充之见时说:“嵘谓益寿（谢混）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这里所谓“轻华”，即有轻靡、浮华之意，显然是批评谢混重“丽”轻“典”。再看他对陆机的评语:“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可见他所谓“华美”，是建立在典雅基础上的。他说陆机作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更是典雅文风的特征。他论元嘉诗人以颜延之为辅，显然也是推颜抑鲍，其原因正在于颜诗以典雅为特色，而鲍诗以华美见长。更可注意的是《诗品》中列为“上品”的诗人，终于谢灵运，以后诗人，最多不过“中品”。这显然因为自大明、泰始以后，华美诗风兴起，不合钟嵘的口味。

萧统的文学思想颇受前辈如沈约、刘勰和钟嵘的影响，而有些地方与钟嵘似更相近。不过，他对作家们的具体评论较少，其看法主要体现在《文选》对作品的选录方面。然而通过选取作品的多寡来推测萧统对某些作家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各个作家所写作品多少不等，再加上时代不同，作品保存数量也有差异。例如三国作家以《曹植集》三十卷为多（《王朗集》三十四卷，但非专业作家）;但比起梁《沈约集》一百一卷，还不足三分之一。即使同时作家，差别也很大，如晋《陆机集》梁时有四十七卷，而《左思集》仅五卷，《张协集》仅四卷。因此《文选》所录某一作家作品的多少，还得考虑其本集篇幅的多少问题。尽管如此，萧统对不少作家评价高低，还是看得出来的。例如作品被收入《文选》最多的三位作家是:陆机、谢灵运和曹植。这三位作家正是钟嵘《诗品》所最为推崇的人物。这种看法虽与钟嵘相同，但与刘勰就可能略有差别，因为《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似对西晋诗人更重左思;《才略》论西晋作家，盛推左思、潘岳而谓“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显有批评。看来刘勰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也许更近前面提到的谢灵运的意见。再看《文选》不录谢庄、汤惠休二人之诗，这和钟嵘把二人列入“下品”，也很一致。但另一些齐梁作家就未必这样看，如江淹作《杂体诗三十首》，亦拟谢庄、汤惠休之作，并不赞成“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不过，更主要的还在于《文选》对一些重要作品的选录。从这些作家现存的作品来看，《文选》的取舍，恐对某些作家不无偏爱。例如《文选》收陆机诗五十二首，现在我们阅读陆机所有的现存之作，似已难发现再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诗。相反地，他某些已经入选的作品中有些似未必很出众，如《乐府》中的《苦寒行》，全仿曹操，很少独创性;《长歌行》的“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似刻意求对，不免板滞。《挽歌》三首，其实较之陶渊明之作，颇见逊色，而《文选》对陆诗取三首，陶仅三首选一。但《文选》对曹植、谢灵运的诗，恐未必如此，以“乐府”而论，曹植现存乐府中，可选者尚不少，五言如《鰕鱼旦鰕鱼旦篇》、《吁嗟篇》、《远游篇》、《种葛篇》，杂言如《当墙欲高行》等，似均不在陆机入选乐府之下。谢灵运的情况亦复如此，至少像《游岭门山》、《过白岸亭》、《白石岩下径行田》、《过瞿溪山饭僧》、《石门岩上宿》诸首，皆有极好的佳句，而未能入选。当然，对一部选本来说，原不必对每个作家的好诗尽行收入，笔者亦绝无指责《文选》之意，只是感到萧统对陆机的爱好，似更甚于曹植和谢灵运。这大约和他更欣赏陆机那种“尚规矩，不贵绮错”的文风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大约跟齐高帝萧道成说的“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诸语有点类似。这自然是代表着主张“典雅”者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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