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1)学毕业

【内容提要】
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关键词】 陶渊明 江州文学 隐逸文学 庶族文学 僧人文学活动

传统的陶渊明研究，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问题，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著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艺术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诗虽嫩弱，有清工之句” （《诗品》下）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著《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著《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刘遗民）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张野集》十卷。刘≈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传》来看，刘≈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槃（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为快，若不是针对朋友，诗意何以表达得如此显豁和真挚?可以说是阅读对象制约了本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此两庞参军当为一人，应即为《宋书·陶渊明传》所云庞通之，庞通之即《晋书·陶渊明传》所云之庞遵，为陶渊明晋义熙末以前就认识的“故人”。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著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王弘字）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著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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