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1)学毕业(2)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文献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自然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内容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音乐、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影响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规律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著名高僧所染指。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僧人群体，就经常从事一些文学性创作活动。《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注 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1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15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版本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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