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1)学毕业(2)

由于《玉台新咏序》中的“丽人”与张丽华存在这么多的共通点，而在梁、陈两代的妃子中并无别人可与这位“丽人”相比附，所以，张丽华很可能就是《玉台新咏》的编者。

关于此点，在这里还可举一旁证:《玉台新咏》收入徐陵的诗，于作者均称“徐孝穆”（徐陵字孝穆），不称徐陵;按照古人习惯，这是对徐陵的尊重。而作为徐陵先辈、而且是著名文人的沈约、江淹，地位远在徐陵之上的武陵王萧纪、邵陵王萧纶，则全都称名。为什么要对徐陵如此尊重呢?明末赵均的解释是“经其子姓书”（崇祯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赵均《跋》），也即传世的《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的后人的抄录而传之于世的，因为当时儿子辈不应直书徐陵之名，所以写作孝穆。此说也为纪容舒撰《玉台新咏考异》等所信从。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玉台新咏》卷首的序明明写作“徐陵撰”，《玉台新咏》卷十还收有何曼才《为徐陵伤妾》诗;既然《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子姓的抄写而传之于世的，他们在抄写徐陵序和何曼才诗时为什么又不避讳而直接写作“徐陵”了呢?所以，此书中徐陵诸诗的作者署“徐孝穆”，实在并不是由于“经其子姓书”，而是此书编者对徐陵的尊重。但编者并非徐陵子姓，并无避讳“陵”字的必要，自己固然称之为“孝穆”，却没有义务把别人作品中的“徐陵”也改作“徐孝穆”; 至于徐陵的《序》是徐陵自己写了给编者的，在写作时当然自署“徐陵撰”，对此类序跋，在原本（与传写或刊刻之本相对而言）中例皆保留其手迹以取信，后人据原本抄写时自然也照样写作徐陵，而不会去把它改作“徐孝穆”。但倘若是别的妃子所编，就不会对徐陵如此尊重;张丽华则因徐陵是陈后主在做太子时的太子少傅（见《陈书·徐陵传》），对其特加尊重，自为理所宜然。所以，书中徐陵诸诗之署徐孝穆，一则进一步证明了此书绝非徐陵所编（世上断无如此妄人，在编书时对地位、辈分、名望远高于自己的作者皆称名，却对自己称字），再则也是此书系张丽华所编的有力旁证。

四

不过，近代以来，研究者对《玉台新咏》的版本几乎已达成共识。这种在版本上的流传甚广的看法与对于《玉台新咏》编者的上述推测是正好对立的。所以不得不就版本问题再作些说明。

如本文开头所述，一般认为《玉台新咏》的版本以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为最好。该本载有永嘉陈玉父嘉定乙亥十月旦日《后叙》，云:

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於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矣。……是岁十月旦日书其后。永嘉陈玉父。

世遂以为寒山赵氏刊本即自南宋陈玉父本出。至其异于他本者，则赵均于其所刊本《跋》（崇祯六年）中云:今案刘肃《大唐新语》云: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诗，本集俱阙，独存此宋刻耳。虞山冯已苍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此本则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可以明证。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陈衔，并独不称名，此一经其子姓书，一为后人更定无疑也。得此始尽释群疑耳。……故今又合同志中详加对证，……东宫之令旨还传，学士之崇尊斯在。窃恐宋人好伪，叶公惧真，敢协同人，传诸解士，矫释莫资，逸驾终驰焉耳。

赵均所述，学者多信之，故以为其所刊《玉台新咏》优于一切“俗本”。

但在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大唐新语》此说是否可信。根据现有资料，在刘肃以前无人说过《玉台新咏》是梁简文帝命徐陵所编。刘肃是唐元和间人，距陈亡已二百年，书中又未就此说所自作出任何说明，其说本不可轻信。何况赵均所引、流行于明末的这部《大唐新语》实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现的、来路不明的《唐世说新语》，属于小说家，而非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史类的刘肃《大唐新语》。27 《唐世说新语》虽也署刘肃撰，但在明代以前从未见于著录，其书不出于刘肃可知。出自此类书籍的并无任何论证、又不提出任何确凿资料依据的片言只语，实不宜作为学术研究的定论。第二，寒山赵氏刊本与陈玉父本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赵均以前的文献中似并无关于陈玉父本《玉台新咏》的记载，赵氏刊刻之后似也无人对陈玉父本的情况作过较具体的介 绍，更不知其流落何所28 。而在崇祯六年，明人伪造古本的风气已经形成，如五卷本与十二卷本《东坡志林》、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皆真伪杂糅之本29 。所以，即使真有嘉定陈玉父本，此本与寒山赵氏刊本是否一致（尤其是是否称梁简文帝为“皇太子”、梁元帝为“湘东王”），也还是问题。第三，假定寒山赵氏刊本与所谓陈玉父本完全一致，对陈本应如何评价也必须认真考虑。前引赵均跋，于引《大唐新语》“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语后接以“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因当时无新式标点，读者在读此文时往往误以为“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云云亦为《大唐新语》所原有，并进而以为通行本《玉台新咏》较寒山赵氏本《玉台新咏》所多出的“几近二百”篇诗皆出于“妄增”，那自然会认为寒山赵氏本最好了。但在实际上，赵均所引《大唐新语》之语出于该书卷三，原文只至“以大其体”止，以下皆为赵均之语。那么，赵均说《玉台新咏》“得诗七百六十九篇”究何依据?说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皆是“妄增”，又拿什么来证明?所有这一切，全是没有根据的臆说。换言之，寒山赵氏本的底本（假定其确有底本）比通行本《玉台新咏》少诗“几近二百”，到底是该本已经缺失甚多，少掉了应该有的将近二百首诗，抑或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之诗系后人“妄增”，实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中，最根本的乃是《大唐新语》关于《玉台新咏》的记载是否可信。我认为，此说并不可靠。第一，如前所说，出于此书的片言只语，不足以为定谳;第二，《大唐新语》说《玉台新咏》的编纂是因梁简文早年好作艳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就与唐代李康成《玉台后集》所言“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两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转引自宋刊袁本《郡斋读书志·前志》卷四《总集·玉台新咏》条）相违戾，更与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此书乃一妃子“撰录”之说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应以徐陵之说为正;第三，此书若为梁朝人所编，就不该选入梁武帝之诗。因为，在选以前必须要品评，以确定哪些应选入，哪些不必或不应选。但臣子怎可品第皇帝的作品，怎可向人暗示皇帝的哪些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入选资格。何况其中还收入了徐陵的诗，那不意味着徐陵的诗足以与梁武帝被收入书中的诗并驾齐驱，并比未被收入书中的武帝之作优越吗?倘若此书真是徐陵在梁代——并且是武帝在世时——所编，他不要身家性命了么?这样的事，不要说徐陵，就是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萧统也不敢做。梁昭明太子所辑《文选》，虽在《序》中说是“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但对于“圣代”——梁朝，仅选了江淹、沈约等的作品，却没有一篇梁武帝的诗文。而无论在当时或后世，从没有人认为昭明太子看不起他父亲的诗文，这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朝皇帝的诗文是不能选的。直到清朝，虽然康熙、乾隆的《御制文集》都一大堆，但清朝人的诗文选集可有选入他们的作品?《玉台新咏》既收入了梁武帝的诗（何况还有简文帝和元帝的），其不出于梁代可知。

《玉台新咏》既不出于梁代，又怎会称简文帝为“皇太子”、元帝为“湘东王”?寒山赵氏刊本（或者再加上其底本陈玉父本，假如赵本确是陈本的忠实翻刻本的话）的此种题署，显系后人伪造。

赵本（或再加上其底本）既伪造了这类题署，又较通行本《玉台新咏》少掉了将近二百首诗，那么，它较通行本的优劣究竟如 何，还不值得重新研究么?这里顺便为此种研究举一个小小的例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则有……《盘中》（原注:《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严羽所见《玉台新咏》自是宋本;但寒山赵氏本却将《盘中诗》作为晋傅玄的诗，倒是属于通行本的嘉靖郑玄抚刊本将《盘中诗》作为汉代苏伯玉妻之诗。然则何者近真，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最后，说一说《玉台新咏》编者署名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玉台新咏》的明、清刊本均署徐陵撰，国内现存的《隋书·经籍志》以下诸目录也均如此。但据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玉台新咏》却是徐瑗撰。藤原佐世此书编于日本宽平（889—898）年间，大致相当于我国唐昭宗（888-904在位）时，其所著录的书籍，都是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然则我国唐昭宗以前传入日本的《玉台新咏》，实有一种是题作“徐瑗撰”的。当然，《隋书·经籍志》的编纂早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按照一般看法，其所著录似应较后者可信，从而后者的“徐瑗”很可能是“徐陵”之误。但如前所述，《玉台新咏序》既已明言此书为一妃子所“撰录”，徐陵于此书自不可能再署“徐陵撰”;自梁、陈以至隋唐的士人又还不至于看不懂骈文，也不至有人代为添上“徐陵撰”的字样;是以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徐瑗撰”实较《隋书·经籍志》等的“徐陵撰”为合理。何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不仅编纂甚早，现尚存留于世的此书日本大和室生寺旧藏抄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乃是平安末期的古抄本（现在所见此书的各种版本皆从此本出），其版本的来源也甚古。所以，倘无确切的证据，实不应以“徐瑗撰”与显为后人所窜改的“徐陵撰”的著录相矛盾而加以否定。

关于《玉台新咏》著录中的“徐陵撰”实为后人篡改这一点，还有三条旁证:一、唐末李康成撰《玉台后集》，却称自己之编此书为“以续陵序编”30 ，由“陵序编”（意即徐陵撰写序言的书，“编”在这里作名词用）之语，可知他当时还只知道（或只相信）徐陵是为《玉台新咏》写序的人，而不知（或不信）他是《玉台新咏》的编者，否则自应说“以续陵编”。二、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介绍“玉台体”说:“《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此一介绍显为未见《玉台新咏》者而设;其介绍“选体”就无此类词语。但既是向未曾见过此书的人介绍，自应告诉他们此书是谁所编，那么，他何不说“乃徐陵所撰”，却要说“乃徐陵所序”?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在涉及《玉台新咏》时也说:“徐陵所序《玉台新咏》十卷，皆《文选》所弃余也。六朝人少全集，虽赖此书略见一二，然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壮士，见之废卷……”（《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173卷）刘克庄如知道（或相信）此书是徐陵所编，书既被他编成了这个样子，自应首先归咎于他的纂辑，然则刘克庄何以不说“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如何不好，却要说“徐陵所序”呢?

由此看来，不但唐代的李康成，而且连南宋末的严羽和刘克庄也都不知道（或不相信）《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换言之，人们普遍认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乃是相当晚的事，这也意味着“《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乃系后出。否则，为什么从李康成到严羽、刘克庄都不知道或不相信此书为徐陵所编呢?至于李康成之不说“以续瑗编”，严羽、刘克庄之不说其为“徐瑗撰”，当是因“徐瑗”之名不仅为一般读者所不了解，他们自己也并不了然，甚或已怀疑其并非真名，是以都只突出其为徐陵所序这一点。

不过，“《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的 开始出现，也不会迟于宋代。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将其归于徐陵名下，其书且有宋刊本传世。他在作这样的著录时有何依据，是否存在对前人记载的误解，今均已不得而知。但就严羽、刘克庄都只说此书“为徐陵所序”这一点看来，这在当时恐还是一种影响不大的新说。——今本《新唐书》也有宋本。但百衲本《新唐书》虽说是据宋嘉祐本影印，而《艺文志》中著录《玉台新咏》的一页却非嘉瘫31 。所以，今所见本《新唐书·艺文志》的以《玉台新咏》为徐陵撰，是修志者的原文抑或后人的篡改，现也已不得而知了。

总前所述，由于《玉台新咏序》对此书乃妃子“撰录”已作了明白的交代，六朝人又看惯骈文，不会对《序》文有所误解，其书在开始时绝不会有“徐陵撰”的题署，并且很可能曾明示其与张丽华的关系;只是在张丽华被杀后不能再用她的姓名了，便改署“徐瑗撰”。至于这“徐瑗”是确有其人抑或子虚乌有，恐已无法弄清楚了。

这里再就张丽华说几句题外的话:张丽华实是我国古代极富才情的一位女性，但在男权思想的支配下，她长期被看作导致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直到吴伟业作《临春阁》才对她作了截然相异于传统的评价，不但热情赞扬了她的才华和美丽，而且认为如没有她陈朝会亡得更快（这绝不能诿之于吴伟业对明末政局的悲愤）。吴伟业的前半辈子是在晚明度过的，他自己虽活到清代，但其思想处处闪耀着晚明精神的光芒，对张丽华的评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近一段时期，受国外的影响，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起来了，这当然是好现象，但关于可供研究的女性文学的资料——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实亟须挖掘，否则只是很少的几个女性作家翻来覆去地被研究，未免寂寞。假如《玉台新咏》真是张丽华所编，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似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这恐怕也会导致对六朝文学的重新思考和描述。

注释

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汪绍楹校本;该本的底本为南宋刻本。

②据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按，该本的部分底本为宋本，余均为明刊本;其712卷的底本即系明刊。

③据上海图书馆藏本。

④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崇祯寒山赵氏本。

⑤“陵云概日”指高台;“千门万户”是东汉张衡《西京赋》中对汉武帝的皇宫的描写。

⑥“璧台”是周穆王的地位最高的妃子所居住;“金屋”是汉武帝所说的将给妻子所造之屋。

⑦“五陵豪族”及“四姓良家”详见下文。

⑧楚王宫中的美女以细腰著称。

⑨《诗经·卫风·硕人》有“手如柔荑”语，可见卫国佳人是见识过“纤手”的。

⑩石崇有《王明君词》，可用琵琶弹奏;曹植有乐府诗《箜篌引》。

11阏氏为匈奴单于妻子的称号。《汉书·匈奴传》载:汉高祖被匈奴包围，就派人带了一幅美女图去见阏氏，说是若不解除包围，汉廷就要把这位美女献给单于以求和，阏氏怕美女夺她的宠，就劝单于撤除了包围。

12轩辕即黄帝。黄帝“造历得仙”见《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注。又，根据古人的观念，要“造历”先须明律，《汉书·律历志》说:黄帝之能造历，实因其以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而得“律本”之故，故云“腰中宝凤，授历轩辕”。“腰中宝凤”即指其声协凤鸣的“十二筒”，因其能携带于腰间，故有此语。

13婺女本为星名，但徐陵的时代已认为婺女星为美丽的仙女所居，庾信《周赵国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的“馨馥于兰，年华于蕣，风雨消散，神灵离绝，婺女还星，姮娥归月”诸语可证。

14韩掾，指西晋时司空掾（司空的属官）韩寿。韩寿“美姿貌，善容止”（《晋书·贾充传》），司空贾充之女贾午对他十分爱慕，二人遂有了私情， 贾午并把晋武帝赐给贾充、贾充又给了她的西域所出奇香送给韩寿。贾充闻到了韩寿衣服上的这种香气，产生怀疑，查明了二人的私情，并让二人结婚。这里的“韩掾之香”象征女方送给男方的爱情的信物。其时香尚在神女袖中，意味着尚未送出。

15曹植封为陈王。所著《洛神赋》中，写其曾遇洛水神女，他“解玉佩而要之”;赋中又说，神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体迅飞凫，飘忽若神”、“曳雾绡之轻裾”，此处“飞燕长裾”即据此而言。因古代妇女的华美上衣以燕尾为饰（参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蜚襳垂髾”及傅毅《舞赋》中“华袿飞髾向杂襳罗”等句及《文选》李善注中相关注释;“髾”即袿上所饰的燕尾，袿为上衣），在如“飞凫”、“惊鸿”般迅疾行动时，上衣与燕尾一起飞动，有如“飞燕”;“裾”既云“曳”，其长可知。

16当时图画常以汉代事为题材，如梁元帝《谢东官赍陆探微画启》即有“史迁暂睹，悬识留侯之貌;汉帝一瞻，便见王嫱之像”等语。

17《高唐赋》写楚怀王游高唐时曾梦见巫山神女，自言“愿荐枕席”，在临别时对怀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处的“戏阳台而无别”，即言其多情与神女无别。

18《文选》卷56曹植《王仲宣诔》“何用诔德”句李善注:“郑司农《周礼注》曰:‘诔谓积累生时德行’”。此处“累德之词”即指诔而言;“累德”为积累（生时）德行之意。

19“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多不信此说，但徐陵的时代还是相信《毛诗序》的。

20青牛，指万年神木，《玄中记》:“万岁之树，精为青牛。”（《艺文类聚》卷88引）青牛帐，以万年神木为原料的木帐。木帐即幄，《太平御览》卷700:“《说文》曰:‘幄，木帐也’。”（案，今本《说文》“幄”作“楃”）《释名》:“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绶之事。”注:“幄，王所居之帐也。”皇帝临朝时，殿上用幄。“余曲未终”，指皇帝朝会时所奏音乐未毕，也即朝会未散。

21“邓学《春秋》”的邓，指东汉和帝邓皇后，她“十二（岁）通《诗》、《论语》”，“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后汉书·皇后记》）;但并无其特别重视《春秋》的记载。“好读《春秋》”的其实是明帝马皇后（同上）。此处的“邓学《春秋》”倘非徐陵一时误记，则“邓”当为“马”字之误。

22“姬”字可解释为对妇人的美称，此处“娈彼诸姬”的“姬”即用此义。

23“彤管”出自《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24徐陵的小心谨慎，可从陈霸先死后，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一事上看出来。当时共有两种主张，博士沈文阿认为应服吉服，中书舍人刘师知主张服凶服，于是要徐陵发表意见，徐陵主张服吉服，其后又有另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主张服凶服，徐陵当即表示同意，说是“古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参缄，敬同高命”（《陈书·刘师知传》）。

25陈顼的成为辅政大臣恐怕并非文帝生前的主意，而是文帝死后其妻子沈皇后的主意，见《陈书·毛喜传》。

26《陈书·徐陵传》说陵于太建三年迁尚书左仆射。“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则任尚书左仆射四年。但同书《王玚传》，说玚以太建元年除侍中，领左骁卫将军，寻迁度支尚书，领羽林监。迁中书令。寻加散骑常侍，除吏部尚书。寻除尚书右仆射，未拜，迁左仆射。太建六年卒。是王玚在太建六年死于尚书左仆射任上，徐陵不可能任尚书左仆射到太建七年。

27祁承业《澹生堂藏书目》与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均于史部杂史类著录刘肃《大唐新语》，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刘肃《唐世说新语》，祁《目》并于后者注“即《大唐新语》，《裨海大观》本。”而赵均所引语见于《唐世说新语》。关于这一问题，复旦大学研究生吴冠文已写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予以辨证。 28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屡言其所见“宋刻”，似其曾得寒山赵氏刊本的底本，但细绎文意，他 所谓“宋刻”实即赵氏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提要云:“此本（指《四库》本《玉台新咏》的底本）为赵宦光家所传宋刻”，亦指寒山赵氏刊本。

29《水浒》120回本的问题已为学界共识;《东坡志林》问题参见我和徐艳合撰《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0宋袁州刊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前志》卷四《总集·玉台后集》说:“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序编。”按，同书同卷《玉台新咏》说:“《玉台新咏》十卷，右徐陵纂。”晁氏既以《玉台新咏》为徐陵纂，自当称《玉台后集》为“续陵编”而不当称为“续陵序编”。此所云云，当是据李康成原文为说，故与晁氏自己的说法相左。今所见晁书衢州本已改此句为“以续陵编”。然今所见衢本为辗转传刻之本，自当以宋刊袁本为正。又，晁氏在该书《玉台新咏》条中曾引李康成语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两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康成认为此书是徐陵所纂。因这段文字只是说当时“雅尚宫体，故采……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并未说“采……乐府艳诗”者就是徐陵。而且现在已不知李氏“以备讽览”句下的原文是什么，倘为“陵为之序”一类文字，那么，徐陵就只不过为之写序而已。

31据张元济为“商务”影印本《新唐书》所作《跋》，该书绝大部分出于宋嘉瘫;嘉瘫久堪胍呈四行，行二十五字，但《艺文志》载有《玉台新咏》的一页，却为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多数为二十六字。又，《新唐书》宋刊之存世者，尚有绍兴刻本，但其《艺文志》也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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