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

 宋人吕南公《灌园集》卷二《谒真君殿》诗说：

   念昔魏晋间，士流罕身全。

   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

     这里指出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的趋向，有的消极，有的假装消极。的确，魏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统一到分裂，由意见分歧到武装冲突。所谓“天下纷争，群雄割据”。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瓦解以后，出现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分别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长期的互相屠杀。他们的屠杀政策不仅只是用以对待不同政权下的人民，即同一政权内部也都用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那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像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长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他们纵迹山林，作隐士，或不问世事，潜心学术，对现实社会不敢正视，企图逃避，产生“遗世”“习玄”的风尚。但是一个人生长在社会中，总是无法逃脱社会诸关系的牵制。虽然这些人想竭力做到“与人无爱亦无憎”，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能没有爱憎，尽管他们“遗世”“习玄”，而有的人还不免要遭到屠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能不对各种问题表示意见。

    一、魏晋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名士的党派分野

    魏晋时代的社会诸矛盾，主要的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而引起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统治阶级内部官僚地主和庄园地主的互相倾轧也是重要的一面。在东汉王朝时，社会上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八，《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

这些“不耕而食”的大地主阶级，大官僚阶级，由于“膏田满野”，他们在政治上遂享有特殊的权利，像下面所说的：

   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举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卷八，《交际篇》]

    夫世臣门子□御之族，天隆其祐，主丰其禄。[《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

    河南尹田歆谓王谌日：  “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得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乃以种暠应诏。[同前书，卷八十六，《种暠传》]

    对世家子弟这种优越待遇，大大的阻碍了出身寒贱的优异分子参加政权，“汉家天子”有时也感到这是一个问题，章帝建初元年下诏书特别提出这一点叫臣下注意，但事实没有多大改变。直到晋人葛洪对这件事还加以指责：“汉之末世，吴之晚年，……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抱朴子》卷四，《崇教篇》]可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有其时代和社会的普遍性的。

    由于豪门的土地兼并和在政治上享有仕进的特权，使得东汉晚年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黄巾，一为钩党。前者的集结是因为土地的丧失，后者的结合则是仕途的被塞。我们从灵帝初平五年(公元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者，和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诏书里有“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话，知道这批太学生在豪门当权之下，前途是暗淡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得不联合起来批评朝政，争取享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至于失了土地的农民归宿无非饥饿、死亡和被迫起来反抗。《后汉书》一○八《张让传》说：

     郎中中山张钧(《汉纪》作章均)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

    同时代太学中的刘陶也说：

        当今之忧不在于此，在民有饥劳之怨……窃见比年以来，良田尽于蝗螟之口，    杼轴空于公孙之衣(《后汉书》本传作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   之餐。[《后汉纪》卷二十一，《桓帝纪》]

    张钧和刘陶都认为黄巾是饥民集团，这是官僚地主对农民疯狂的作超经济剥削的结果，我们从张俭奏劾中常侍侯览“前后夺民田三百馀顷”[《晋书·食货志》]看来，不难知道这些饥民的来历是由于豪门将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对豪门政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生活更是陷于悲惨的境地，有的地方竟发生“妇食夫”和“夫食妇”。为了争取生存，于是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便在不堪剥削和掠夺之下爆发了。东汉王朝在农民军袭击之下，惊惶失措，迅速下令赦免钩党的罪行，企图把一切地主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把原来被排斥的一些人物，重新搜罗到政府里面去，扩大了他们政权的基础。这样一来，在疯狂的屠杀中，他们镇压了农民起义。但经过这次朝野大动荡大破坏后的社会是：

       献帝……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采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同前书，卷二十二]

     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昌言·理乱篇》]

     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昌言·理乱篇》]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闻本州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满宠传》]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生民百遗一，念之断入肠。[曹操：《蒿里行》]

    死亡和逃亡使得农民离弃了土地，  《魏志·司马朗传》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田地荒废，豪门政府遂利用荒地，设立一个所谓屯田制度。屯田本非魏武所创始，不过这古老制度的复活，却是有其时代的特殊的意义，《魏志》一《太祖纪》说：“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建安十八年梁习上书曹操说：

     请]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三国志·魏志》卷十五，《梁习传》]

这种制度成立后，使政府经济，大大繁荣起来，像：

    [邓艾]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馀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徐]邈为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七，《徐邈传》]

    屯田制度是在土地私人占有之外出现一个国家或者说豪门政府占有的土地的形态。这就是说由于战乱而造成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得中央天子的官僚地主集团的经济基础不再只是建筑在私门贵胄的租税上，而取得自足的财源。现在握权鬻势的天子和现任官僚不必像桓灵时代靠卖官鬻爵的收入，致令大权傍落到阀阅之家的手中，而看人眼色。从这一点更可以了解为什么曹操背弃他几次“诏令”中的诺言而杀害高门子弟孔融，并且攻击“使豪强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见曹操抑兼并令]的政策。相忍相让的社会客观原因不存在了，高门世胄要想挟持“国家元首”已经不可能。最多也不过做到消极的不服役或不纳税，像：

     荆州郡主簿刘节旧族……掾史据白：节家未尝给徭[《三国志·蜀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荀悦：《汉纪》]

    可是这样一来却形成了豪门政府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大族的筑坞，和政府的屯田互相对立。也就是说，屯田制度成立后，遂使豪门分裂为中央天子的官僚地主阶级和世家大族的庄园地主阶级这两大集团。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豪族地主的占有制的矛盾，它们表示了朝野贵族地主阶级的对立，形成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物和社会经济上有地位的人物的分化。这一分裂和分化，使得世家大族采取与现任官吏的不合作的态度，因此产生大批隐士，造成魏晋时代希企隐逸的风气。这可以从皇甫谧的《高士传》说“箪瓢屡空”的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的话，证实隐遁是世家大族的战略的撤退。魏明帝时人刘靖说：

    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馀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子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三国志·魏志》卷十五，《刘馥传》]

    世家大族集团连中央天子集团所办的太学都不肯进，这真逼得现任官僚集团不得不设法“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饰其政”，[《周易集解》，贲上九注引干宝曰]争取“郭外之田五十亩”的高士。但这些高士都像向秀所说：

     虚静柔顺，和而不喧，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庄子‘逍遥游》“犹是女也。”下陆氏音义引]

    大家知道自从陈群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议请建立九品官人之法以后，要想做官先得求中正定品，[参《三国志·魏志》卷三，《夏侯玄传》]“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是办不到的。政府要想拉拢这批“为人所求”的高士，就不能不修改制度，司马懿说：

     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科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州置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司马懿议，《通典·职官》一四总论州佐引干宝曰]

    这个修正办法倒不错，中正制还保存，只是把九品去掉。原来魏初九品官人是中正品定等第后，国家即依照这个等第授官，选举和授官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夏侯玄答司马懿说：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焕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岂若使各师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三国志·魏志》卷九，《夏侯尚传》]

这就是主张中正只管品评，不典选举。选举改由长吏直接推荐，也就是削减中正制的政治意义，去掉以中正九品为官人的决定性。而对原先中正选举和台阁授官一致的制度表示异议。虽不反对却修正了司马懿的主张，不过这一改革恰如曹羲所说：

     伏见明伦，欲除九品而置中正，以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此为间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曹羲集》]

“实决于郡人”，这是中央天子集团向世家大族集团屈服或者说妥协。这妥协对于高士的出处成了一个名节的考验，处士之所以要处而不出仕，在司马懿看来原因是不接受中正的品评，现在不评了，而且政府还求他们，加以礼待和访问，[参《晋书》《孙楚传》及《刘卞传》]就该出来了。这样名士，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处士，也就因此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局面。于是何晏做官了。《晋书》三十五《裴秀传》附《子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名谈浮虚，不遵礼法。”可见何晏和阮籍一样同属于不遵循法的名士集团，而王坦之却说：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晋书》卷七十五，《王坦之传》，载《废庄论》]

    这真奇怪，一个“不遵礼法”的人物突然讲起纲常名教来，同时还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世谈以为何晏用《老》《庄》解《论语》，其实所收大半为汉儒经说。此说之误，其原因乃不知平叔思想上有此转变，因有这一转变，所以《魏志·何晏传》注说晏“曲合曹爽”。此外另一故事说：

    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成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文选·百一诗》，李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

    应氏《百一诗》今存残篇中云“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枯鱼当指乐府《枯鱼过河泣》。汝南应氏本世家大族，此诗所谓“讥切时事”即指司马懿建议除九品后，大批名士出山替中央天子集团撑腰，应氏代表世家大族集团写了百一篇诗讽刺那班变节的名士，何晏也在被讽刺之列，这是名士分裂后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情势。往后还继续分裂，山涛出仕，嵇康绝交，阮籍咏怀，向秀入洛，这些变化都和社会制度发生密切的联系。看到变节的山涛和耿介的嵇康，阮籍怎能不慨叹：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咏怀诗第二首)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咏怀诗第四首)

    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咏怀诗第五首)

    有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第六首)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第三九首)

    友谊在思想冲突下粉碎得一干二净，阮籍的感慨自然很多。但心情最沉重的，同时也是最难堪的却是向秀。《世说新语-言语篇》说：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帝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向秀这句话表面上虽然是说自己不愿再做隐士，但其实就是说高士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政府何必定要对他们加以迫害。司马昭听到这句话也感到满意，这已经接近了名士分裂的尾声。不过分化工作的正式停止，还须等待西晋占田制度的实行。

    占田并不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而只是把国家屯田化为官吏私田，这个办法是：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其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把原来国有的公田变成私有财产，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家大族集团和中央天子及现任官吏集团的经济上的对立。此后所有的土地都是私人占有的形态，所不同只是有的多占，有的少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配合这一个土地分配新的形态，九品中正制又有一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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