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1)学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以《过秦论》为个案，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自汉代以来，《过秦论》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其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入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中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公众心理与审美需求。

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们现有的批评史主要是对于批评家独创性与理论个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个体批评家及其著作的研究集成。这些固然有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个人的文学理念，代表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是理论家与一般读者所共同创造的，反映出社会公众心理与需求的共性方面。

“经典”的概念最早是在尊经重儒的汉代产生的 ① 。“经”在汉代主要指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经”“典”二字合而言之，指地位至高、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经典是对文本的价值评价，其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经典的地位也是动态的。有些作品曾被认为是经典，后来又被推翻;有些不为当时所重的作品，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还有些经典却能自始至终都保持其崇高地位，成为历代读者所公认的经典之作。本文所研究的经典个案——贾谊的《过秦论》 ② ——就是历代公认的经典。《过秦论》

的经典形成过程非常典型，它从产生之时起，二千多年以来差不多是毫无疑义的经典。从其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审美取向及其共通之处，也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经典之作需要具备何种要素。

一 从史学经典到文学经典

贾谊《过秦论》产生于汉初天下方定，百废待兴之时。文中讨论秦代的政治得失，为汉代提供政治借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过秦论》产生于汉初总结秦朝政治悲剧的思潮中，“过秦”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钱钟书说:“《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西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氏（指严可均）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贾生《过秦》三论外，尚复《上疏陈政事》，戒秦之失。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 ③ 钱先生所举的贾山《至言》和刘向《谏营昌陵疏》等文也都是西汉的古文名篇，但以秦为鉴的文章，就其影响而言，仍要以《过秦论》为首选。贾谊此文受到后世的如此青睐，不仅因其文章本身价值，也与它被推为经典史论有关。《过秦论》的经典之旅始于汉代的史学界，最早受到汉代史学家的重视。《史记》一般以“太史公曰”为表达自己历史观的史论模式，但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两篇却取贾谊《过秦论》为“赞”文，以《过秦论》为论秦朝正宗的经典评价。班固不仅在《汉书》中引用了《过秦论》为史论，更对贾谊“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的言论大加称述。可见在有汉一代，贾谊《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这原因是因为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在历史的分析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如刘向所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这也是符合贾谊创作《过秦论》的本意。它本是政论性、实用性很强的文章，文学性并不是它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到了三国时代，曹丕仍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④ 可见贾谊之被称为“作者”仍然是因为他在《过秦论》中史学观点和政治见解受到重视之故。

中国最早的经典是汉代经学思潮中推尊的先秦儒家原典。儒家六经中尽管也有文学性著作，如《诗经》，但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去认识的。在汉代，人们所认可的文学经典主要是诗赋，如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文章则含在“诸子”之中，所以后来目录学家说，当时的子书就是后来的集部。汉代的“尊经重儒”不仅是在思想上确立了一种权威的统治，实际上也给人们树立了一种尊崇权威的观念。因而在汉代也树立了尊崇经典的意识。贾谊的《过秦论》无疑是这种意识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经典只是对权威的尊崇，仍停留在初步的接受层面的话，那么典范的确立则是以经典作为范式，进一步指导创作实践。这常常表现在后世对经典作品的模仿和拟作上。经典往往是文学创作摹拟的选择对象。大概自晋代开始，摹拟前人经典的创作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过秦论》也成了被摹拟的对象之一。宋人陈师道说:“贾谊之《过秦》，以谕汉也;陆机之《辨亡》以警晋也，有经 世之心焉。”（《后山集》卷二十二）陆机《辨亡论》在篇章结构与思路上摹拟《过秦论》，论述吴国之所以兴亡，先极写魏国的声势，然后写吴国轻易地战胜魏国，又写孙权时代之盛况，转写孙皓时代之衰亡，文章写出吴国从弱胜强，到由强趋衰的历史，指出兴国之道在于任用贤才，而亡国之源在于所用非人。所谓“有经世之心”，就是说陆机对《过秦论》的摹拟并不单单是文学层面上的简单效法而已，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的学习在内的 ⑤ 。不过历来批评大致认为陆作不如贾作。《文心雕龙·论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美矣。”虽然肯定陆机的《辨亡论》的文学成就，但认为不及《过秦论》。除陆机的《辨亡论》之外，当时的其它作品也可能受到《过秦论》的影响。明代方岳贡曾评《过秦论》:“此文迂回层折，以盛衰之势相形，干宝《晋论》大概规仿此。”（《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卷之三）认为干宝的《晋论》摹拟《过秦论》。

从时代风气来看，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前代的作品，包括对《过秦论》这样的史论政论经典，都开始从其文采、形式等方面重新认识。吴国大臣阚泽甚至还利用《过秦论》的文学价值来带动对其政论价值的关注:“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谕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极美。权览读焉。”（《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四引《吴志》）我们注意到阚泽的推荐《过秦论》为“最美”（文采与词藻）之文章，是为了“欲讽谕以明治乱”。这是将其内容的深刻性与文学性相联系，可以说是利用文学来为政教服务。

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经典，这种观念在晋代已经开始了。左思《咏史诗》:“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就是以《过秦论》为著论的极则，正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在赋中的地位。此处是把《过秦》与《子虚赋》作为文人文学才华的代表。所以到了晋代，《过秦》已逐渐走向文学经典的宝座。

南朝宋范晔作为一个史学家却用文学眼光来看待《过秦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他虽然仍是谈史学的作品，但却是从文学的角度，以《过秦论》作为比较对象，赞美自己的文章。“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正是自己作品和《过秦论》共有的特色，这也是比较早对于《过秦论》艺术特色的总结。

与《过秦论》的文学地位提高相应，贾谊文学才华也备受六朝的文人看重，比如在《文心雕龙》中就几次提到了他的才情:“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体性》）“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才略》）可以说六朝时候对《过秦论》的艺术特色和作者贾谊文学才华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无论是由于史论价值还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在六朝时已经非常稳固地确立下来了，甚至成为了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之一。南朝的刘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之。号曰‘神童’” ⑥ 。六岁的小孩就已经能诵读《过秦论》这样的文章，看来还是父辈的有意教导吧。这也可以看出《过秦论》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倡导的基本读物。

真正确定《过秦论》文学经典地位的首要功绩当推梁代萧统《文选》。《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这是使其从史学经典之后又成为文章经典的关键与标志。《文选》选文是依照很严格的文章标准:“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尽管“事美一时，语流千载”，但是却“旁出子史”所以“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昭明文选序》）就《过秦论》本身的内容而论，正是“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而其流传也确实是“旁出子史”。萧统之所以仍然把它收入《文选》，正是符合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进入了《文选》这样一部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总集，更意味着《过秦论》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由于《文选》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所以《过秦论》必然对唐代的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就不止一次地在《史通》中提到《过秦论》:“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 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载言第三”）这是从史书著录的角度来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过秦论》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载文第十六”）所谓“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正是对其经典地位的表述。

从魏晋时代开始，就出现了专供文人写作检索资料用的工具书——类书。现在所能见到的唐代类书已经收录了《过秦论》。如《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一”“总载帝王”引《过秦论》至“攻守之势异也”。类书作为文人创作常用的工具书，收录的词条基本都应该是当时文章写作所必备的词章典故。在类书中收入了《过秦论》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文人写作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了。所以在唐代文人的创作中，大量出现以《过秦论》为象征的意象。徐彦伯的《登长城赋》中写道:“徐乐则燕北书生，开伟词而喻汉。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文苑英华》卷四十五）还有文人的自谦之辞也说:“某年将逾谊，才不及宏。论乏《过秦》，诗殊《咏史》。”（《文苑英华》卷六百六十四顾云《投陆侍御启》）在这里，《过秦论》代表了一种文人追求的文章理想和创作的价值标准。

宋代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也收入了很多《过秦论》的文字，如卷三百二十兵部五十一“拒守”条就有:“贾谊《过秦论》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又曰:‘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把这段文字作为拒守的经典描述，可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二 古文经典与文人怀抱

从唐初开始，倡导复古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就已经看到了思想内容深刻而又文采斐然的贾谊文章的重要性。初唐的卢藏用曾评述历代文学:“孔子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陈氏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以贾谊和司马迁为汉代文章的杰出代表。唐代中期的萧颖士在评论历代文学时，也“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见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一）他更是把贾谊誉为上接《六经》的文章代表。独孤及也积极推崇贾谊的文章。据说他“每申之以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与共学庶乎成名’”（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既然是“先道德而后文学”，那么独孤及所“取正”的贾谊之文必然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了。在他看来，贾谊文章甚至有超越儒家圣贤荀子、孟子和诗赋之祖屈原、宋玉之处，正在于其文章朴而有文、华而有根，也就是说其思想性和文学性和谐统一，所以得到古文作家的大力推崇。这样，贾谊就以其在古文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西汉文章的代表，而贾谊代表作《过秦论》在唐代以后也自然成为了古文的经典。

唐代的古文学家之所以推崇贾谊，是认为他代表了古文与古道的完美结合，这也正是他们的理想。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唐文粹》卷七十九）他还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唐文粹》卷八十四）另外一方面，出于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反拨，唐代的文人对文章的经世致用价值更为重视了，贾谊文章自然也在此范围中。如著名政论家陆贽“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权德舆《翰苑集原序》）对贾谊文章的风格也取其所长:“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东坡全集》

卷六十四《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可以说贾 谊文章内容的政论价值再次巩固了其经典地位，也正是由此而能在古文运动中砥柱中流。

宋人继承唐人的看法，把《过秦论》纳入其新建构的古文谱系中。苏辙在谈到汉初散文的时候说:“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栾城后集》卷二十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他是将欧阳修这样的宋代古文家与两汉散文的传统联系起来，把贾谊等人的文章作为古文的巅峰之作。王十朋也将贾谊的《过秦论》与班固、韩愈的文章相媲美，认为“真文中之杰”（《梅溪前集》卷十九）。这些评论不仅仅是对贾谊文章的推崇，而且把它放到一脉相承的古文传统中，确立了其经典古文的地位。

宋代把贾谊的文章作为古文传统中的经典传承之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到唐代韩愈提倡古文与古道之后，人们才重视古文与骈文的区别。宋代以后，古文地位取代了骈文的地位，古文文体占主流地位。另一方面还有比较实际的社会原因。宋代科举考试中“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论学绳尺》提要）“论”体对于那些希望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士子来说十分重要。而宋人又认为《过秦论》是论体文中代表之作:“《过秦》一论，议者以为书传之最善者。”（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三“策问”条）所以《过秦论》几乎是宋代文人的必读书了。

欧阳修曾说:“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文章系乎治乱之说未易谈，况乎愚昧恶能当此。”（《文忠集》卷六十七《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是从策论文体的角度来看待《过秦论》，并以此来评论今人的创作的。他点出了策论需要“救弊”、“革弊”，更要“见其所以弊之因”，也就是作者需要有洞察力。从这一点上来说，贾谊的《过秦论》正是以策问为试的宋代士子所要学习的典范。金代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也是从古文谱系的角度把贾谊奉为文章宗师的。他说“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滏水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这很明显是把贾谊的文章抬到了与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以之为从儒家的经学到唐代的韩愈古文经典传统当中的重要一环。赵秉文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有一些摹拟《过秦论》文章立意与风格的作品。如《滏水集》卷十四《西汉论》开篇“汉高帝起布衣，取天下，当时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等语就和《过秦论》开篇“秦孝公据崤函之固”一段文字十分相似。随着《过秦论》在古文谱系地位中的不断巩固，这种以之为古文典范来指导创作的倾向也一直在古文发展的潮流中得到不断延续。

到了明代，《过秦论》也对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的帮助。明代杨慎说自己弱冠时“岁未习举子业，而好古文，每妄拟名贤之作。曾拟《吊古战场文》，叔父龙崖先生见而心异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谓曰:吾孙信敏，然场屋何用此也?尔既好古文，何不拟贾谊《过秦论》乎?”（《升庵集》卷七十《拟过秦》）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赋，于明代考试无益。而《过秦论》既是古文，却又对于科举考试有所帮助，学习《过秦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宋代以后，《过秦论》差不多成为众多古文选本的必选篇目。

《过秦论》既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其作者贾谊无疑也备受推崇。在《过秦论》的经典之旅中，文章与作者的命运几乎是息息相关的。贾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最初的形象是和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相提并论，不仅是因为两人都有非凡的文学才华，在辞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可能也因为两个人怀才不遇的命运有相似之处。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评论当时的文人:“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也以屈原和贾谊并列为辞赋的代表。这也是后来文学史上“屈贾”并称的出处。贾谊沦落不被重用的命运，也逐 渐成为文人感慨的对象，不过这一类的感慨也是和他的辞赋作品相联系的。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屈贾》:“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状恰！北承这种传统，唐代出现了将贾谊个人命运与《过秦论》结合起来的新现象。于是，《过秦论》更成为一种文人议政忧时的意象。贾谊才华过人，有志于治国大业，最终却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使《过秦论》多了一层悲壮的色彩，让历代文人产生一种深切的共鸣。王勃《滕王阁序》:“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张九龄诗有“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曲江集》卷二《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杜甫《久客》:“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孟郊《寄崔纯亮》诗云:“唯余洛阳子，郁郁恨常多。时读《过秦篇》，为君涕滂沱。”（《孟东野诗集》卷七）

宋人也把《过秦论》作为创作的典范和评论的标准:“少年豪纵志凌云，著论将期拟《过秦》” ⑦ 、“诗妙终联鼎，文高类《过秦》” ⑧ 、“客来谈笑无非楚，纸上文章近《过秦》” ⑨ 、“灵文陋《诅楚》，高论追《过秦》” ⑩ 。尽管以上有些诗句是以《过秦》来称许他人的，但也说明《过秦论》在当时仍保持着崇高的经典地位，才会被宋人作为称许之辞来用。宋代的文人也同样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命运表示同情。著名的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撰专文《贾谊不至公卿论》来“痛贾生之不用”，主要在为贾谊发感慨不平 11 。此后的文人大致如此。元代周霆震也同样对贾谊的遭遇表达了这种“文章憎命达”的意思:“投笔当年论《过秦》，贾生岂料谪居贫?非关绛灌轻相弃，自是才高反累人。”（《石初集》卷五《前诗子勤连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难押援笔泛及故事不觉其言之长》）其实这些也不过是文人感慨自身的命运，借贾谊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罢了。宋人不但延续唐人以《过秦论》为代表文人才华与抱负的传统，而且更把它看成是抒发文人幽愤与不平胸怀，比如:“浇君胸中《过秦论》，斟酌古今来活国” 12 、“山河若欲摅幽愤，盥手焚香读《过秦》” 13 。于是《过秦论》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寄托着文人的理想与怀抱的符号与象征了。不管历代的文人如何评论贾谊的命运，同情也好，惋惜也罢，或是因人而论文，或是由文而知人，都是把贾谊作为文人的一种典型，把他和他的文章与自己的命运遭际联系到一起。这种共鸣无疑在《过秦论》经典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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