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家与魏晋志怪小说的创作(1)学毕业论文(2)

三、   魏晋志怪小说与史学的分化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虽大多由史家创作，许多写作内容与写作风格都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史学与志怪小说的文体主旨上有很大的差异，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逐渐导致两者之间的分化。这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看出其不同的特色。

史书对“荒诞不羁”之事的记载，重视的是“灾异”。史书中记载的内容除了神仙鬼妖之类的异常之事外，还记载了大量的地震、水灾、冰冻、雷电、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这些记载，大多只是按照时期的顺序的流水记载，缺乏生动的故事情节，这也恰是体现出史书记载的很强史学性。自从班固最初创立“五行志”，强调“咎征是举”，也就是说五行志只记灾异。在封建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里，皇帝施政的是否清明，与上天的“咎征”、“休征”相对应。若皇帝政令清明、德泽天下，则自然界便会出现“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的状况。自汉代的《五行志》之后，后世的史书中也出现《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专记灾异的史书内容。

魏晋的志怪小说，只重记“异”，却很少关注那些自然的灾害与祯祥，这与史书的记载有极大的不同。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我们可以分析出魏晋志怪小说兴起的历史背景。在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政治极为混乱、战争相当频繁的发生，灾害连年。人们饱受战火的创伤，心灵脆弱的人们需要某种神秘的力量来寻求精神的寄托。于是，那些虚幻的审美形态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魏晋志怪小说的兴起也恰是这种审美表现的方式。这恰如杨义所言：“志怪小说是乱世人在生存极限的边缘上，以审美形态追求神秘生命的补偿”[9]。我们通常在志怪物小说中，能够感受到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着灵性，具有幻化的本领。不说修炼千年的虎仙狐妖，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无生命的事物，如金钱、扫帚、枕头等等，皆可作人言，变幻异形；给人们展现出一种奇特的神秘感。与史书写作不同的是，在这些志怪小说中，作者赋予故事本身奇幻、神异的魅力，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故事展现的景象。

在记述神鬼异常之事方面，史书的记载往往是为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对神鬼异常之采用“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牵强的比附，淡化记载故事的内容情节，而注重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然而，志怪小说的创作中却对故事进行着完整、、细腻的描写，在叙述中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及伦理道德。试举“江夏黄母变鼋”的例子，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史书与志怪小说在记载上的不同。

在《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江夏黄母变鼋的故事，梁代的刘昭为之作注释，“黄者，代汉之色，臣妾之体，化为鼋，鼋者元也……后帝者三，不专权限，天德虽谢，蜀犹傍瓒。推求斯异，女为晓著矣。”这段材料，可见刘昭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黄母变鼋进行牵强附会的分析。可我们再《搜神记》中，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折射出的人性情感。《搜神记》卷14记载：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鼋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现。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鼋肉[7](卷14)。干宝笔下的“人化鼋”故事中反映出人类的情感与社会伦理的道德；这与史书宣扬的皇权政治形态是极不相同的，这些志怪小说的故事叙述表现出人类的“本然性情”。

             余论

魏晋时期的史家创作史书中有着许多志怪的侵向，史家同样是志怪小说的创作者；许多志异之事也被当作史料写进了史书。志怪小说与史书无论在内容、形式上都与史传有深厚的根源。许多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都是当时史家所创作的，这也与中国封建时代“重史”的风气相契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学与志怪小说之间也逐渐分化。史书的记载重“灾异”以给统治者提供借鉴，而志怪小说的创作中却包含更多人类的情感因素，注重人的性情。整体而言，唐代以前（尤其是魏晋时期），史家与志怪小说的创作有深厚的联系！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东汉）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晋）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马雅琴.《史记》与魏晋六朝志怪小说[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11）

[8]黄桂兰.论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与史传的亲合关系[J],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03，（2）

[9]刘湘兰.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J],中山大学学报，2009，（5）

[10]略论唐前志怪小说创作与史传的关系[J],安徽文学，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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