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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论家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景交融、心物交感,实际上就是强调情感的形象化。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他既把景作为与情齐等的诗之本,又把景作为诗的表情媒体,使情这一“诗之胚”能在此媒体中发育成长,发扬光大,形成“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的空灵意境对于心物情景的审美关系,早在《诗经》作品中就有几处较为明确自觉的理论自白。
《卫风·木瓜》全诗三章,每章前两句不是客观地述写投报往还的物物交换,也不是描绘一场投与报的游戏,作者径直说出了木瓜、琼瑶等外物的投报,是“永以为好”的意象表达,也等于说木瓜、琼瑶等物品,投注着“永以为好”双方的情感,成为传递情感的媒介和意象。《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郑玄《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郑氏所言此诗的故事不免带有几分附会和传奇色彩,但“思其人,敬其树”大致符合诗义。此诗虽吟咏甘棠,实为歌赞召伯。诗中点出了甘棠树旁曾是召伯歇息的地方,召伯不在,物是人非,人们将对召伯的一腔深情化为对甘棠小树“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的悉心爱护,于是甘棠树成了召伯的化身,成了思念之情与敬爱之情的寄托。作者歌咏召伯并不径直颂其功德,而主要咏与人有关的小树和公众对小树的珍惜和爱护,说明他已深深懂得以物象征,以物寓情的艺术法门。
比较突出的是《邶风·静女》一诗,作者将自己对心物关系的认识表述得淋漓尽致。诗的后一部分原文是这样:“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毛传”、“郑笺”及孔颖达“正义”对此诗说解附会支离,不达特旨,朱熹《诗集传》据诗原文作解,说得极好:“娈,好貌,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结殷勤之意耳。炜,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悦怿此女之美好。”“牧,外野也。归亦贻也。荑,毛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依此解,我们可作以下几点分析:其一,情感的象征寄托。对于静女来说,其“贻我彤管”,“自牧归荑”,实际上将自己对诗中男方的爱意投射到彤管、荑草之上,使之成为内心情感的象征和传递情爱的媒介,以此来引起接受一方的联想和想象,并在物象的观照之中,领悟出其中无言的情爱。彤管、荑草本来毫无实用价值可言,静女赠之,是一种超功利的情感物化表现,也是一种审美蕴含丰富的爱情技巧。其二,精妙的审美移情。对于《静女》一诗中的“我”来说,接受彤管、荑草也就接过了一片芳心,在玩赏不已凝视观照之际,“我”浸透着情感的联想和想象在静女和其所赠物之间往返徘徊,彤管、荑草与心中美人相映增辉,红红的彤管更加光彩夺目,平常的荑草变得“洵美且异”,赠送彤管、荑草的静女也因之更加美丽动人。移情作用如此精微神秘,蕴藏其中的美感令人回味无穷。其三,自觉的审美状态。《静女》诗中的“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荑草“非女之为美”的客观事实,只因它是美人所赠,引发了“我”的情感投注,于是在凝神观照之际,变得“洵美且异”,这是一种移情后的审美境界。《静女》一诗中所表现的象征与移情的确有很大相似之处,但前者只能算是不自觉的诗性思维,而后者是自觉的艺术审美状态。《静女》一诗的作者,通过其笔下“静女”赠送彤管、荑草和“我”受赠后细腻入微的心理变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自己以物托情和移情于物的审美意识和创作观念。文学作品中表明作者创作观念和审美原理的本就不多,愈是纯熟的作品,愈是这样。像《诗经·静女》这样的实例十分难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时代人们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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