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作家李尤初探(1)学毕业论文网

【内容提要】
后汉文家李尤在铭体上做过许多尝试。他的生平、作品除前人所辑，还可以收集到一些断片，其作品以“存雅却郑”的正统儒家思想为主题，但词采匮乏却使他达不到“文质彬彬”的高度，因此成就不高。其主要成就在于开拓了铭的范围，使铭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

【关键词】 李尤 铭 文体

　　提及汉代文学，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赋。汉赋取得的成就，毌庸多言；不过东汉堪称文体试验时代，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语），除了耳熟能详的乐府诗、史传散文、政论之外，还有许多作家在其它文体上也做过很多尝试。这些作家可能名气并不都很大，取得的成就各有高低，那些文体在后世也未必风行，但他们的尝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却不容忽视。例如，东汉作家李尤，就是以“铭”作为主要的创作对象。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上》：“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我们已经找不到李尤的作品集，《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载：“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卷五十辑有他的作品，包括残缺的五篇赋、一篇《七款》和八十六首铭（严氏按语误为八十四）。草草读过，也并不感到“相如扬雄之风”。然而当时他却有这样的高誉；在长达八十三年的生命流程中，除了《后汉书》的寥寥数语外，他还有些什么经历？他的集子遭受过什么样的命运？他的作品，究竟又有什么特色？

一、生平事迹考

　　《后汉书》的记载有来历可寻。《华阳国志》卷十中“两李丽采文藻可观”条：“李尤字伯仁，李胜字茂通，雒人也。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才。明帝时召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怀戎颂》、百二十铭，著《政事论》七篇，帝善之，拜谏议大夫，乐安相。后与刘珍共撰《汉纪》。孙充，有文才。”原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文才：乐安相李尤，字伯仁。尚书郎李充，尤孙也。”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及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都认为，“明帝”当从《后汉书》作“和帝”，因为贾逵为侍中是在和帝时。然而《华阳国志》的记载还不是最早的，《北堂书钞》卷六二《设官部八·兰台令史》“李尤撰汉纪”条引魏文帝《典论》：“李尤，字伯仁，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纪》”（卷五六《设官八·谏议大夫》亦引，“仁”作“任”，当是笔误）。但《后汉书》比《国志》、《典论》都详细，或者另有所本。

　　《后汉书》云“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可以是顺帝即位的当年（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就为乐安相，也是当年就去世；但也可以是去世于他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3]于此年下断云：“旧史叙事含糊，我们很难臆断何种较近似。不过拿李尤一生事迹排比一下，觉得第一种解释（按，即指死于顺帝元年）所得的年代并无矛盾不通之处，所以不妨大胆采用。”《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诏史官谒者仆射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珍。事业垂尽而珍、尤继卒”，则李尤应死在刘珍后不久。《后汉书》刘珍传与李尤传在同卷：“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即刘珍卒于永建元年，是比较明白的。谓之“继卒”，相去当不甚远。刘知己生在唐代，当得见《李尤集序》，或者另有所本，他的说法应比较可信。张文清《张衡年谱》[4]于一二六年下，即曰“刘珍等《东观汉纪》垂成，会与刘騊駼李尤等并卒。”即断定李尤卒于是年。

　　《中古文学系年》从永建元年去世上溯八十三年，推定李尤生于建武二十年（44年），并细细排比他的一生，至矣尽矣，蔑可加矣。可是他的一生也确实没几件事可考，这里仅就其生平几件大事稍作论述。

　　一、永元八年（96年）“贾逵六十七岁，李尤五十三岁……李尤诏诣东观，拜兰台令史……”（《系年》）《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按《贾逵传》不见此前曾为侍中，这里说“复为”，当是承上“为左中郎将”而言，并非说贾逵在此前还曾为侍中。因此贾逵荐尤进京之年决不早于这一年——却有可能在这之后。贾逵卒于永元十三年（101年），这六年里，看不出他的职位有什么变动，实在可能在任一年引荐李尤。时李尤早已过知天命之年，入洛之年应该也不会太迟。

　　扶风人贾逵为什么引荐一个蜀人呢？两汉的学术、政治大多牵涉到经今古文学派的问题，按尤《漏刻铭》“思我王度，如玉如金”，用《左传·昭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语；《宝剑铭》“五材并用，谁能去兵”，用《左传·襄二十七年》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是古文经，他能为古文大师贾逵所荐，似乎因他也研习古文经，属于古文学派。

　　二、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后汉书》十五《来歙附来历传》：“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谏议大夫李尤……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仿佛不仅是上书谏争那么简单，还曾结伙强谏。《资治通鉴》卷五十的叙述更有趣：“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没提到李尤，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辗转若此”。但不管他是否强谏到底，顺帝（即太子、济阴王）即位后，就把他“除为乐安相”。按《全后汉文》卷三四应劭《汉官仪》上：“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由兰台令史两年就可以做到尚书郎，彷佛是一条很有前途的仕路，可是实际上显然没有书面上那么理想。班固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5]，似乎就是这个模式。今考后汉为兰台者凡五人：班固、班超、孔僖、李尤（并见《后汉书》）、贾逵（见《北堂书抄》卷六二《设官部八·谏议大夫》“景伯作颂，除兰台令史”条）。班固、贾逵、孔僖皆后汉名士，李尤何得侧身其间？仅仅因为他能赋吗？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六《著作第六》载：“《蜀记》，后汉广汉李尤伯仁撰，《太平御览》引之。”按《太平御览》卷九六引《蜀记》数条，他卷尚有零散征引，不著撰人，但云《蜀记》而已；书前所列的引用书目中也不见《蜀记》一书。《蜀中广记》卷五八《风俗三·上下东川道属》：“后汉李尤《蜀记》：‘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李充”，据四部丛刊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要·蜀中风俗记》所引改）又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四《经籍二·史·杂记》：“《蜀记》无卷数，汉李尤撰。”可以肯定，李尤著有《蜀记》一书。或者是作于入洛以前，名气不大，可能在晋以前就亡佚了，所以常璩作《华阳国志》竟无一语提及。李尤既作《蜀记》，证明他有史才、有学问，所以他后来才可以去修撰《东观汉记》；按照《汉官仪》的说法，任兰台令史也才能够名副其实。

　　李尤的作品中只有《河铭》、《洛铭》、《函谷关铭》等少数几首作品可以表明地理，也许这说明，李尤一生所历，仅仅是过函谷关、沿河入洛，再未到过其它地方，否则他应当会有更多的铭。这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司马迁那样遍游名山大川的机会；他入洛前的精力花在做《蜀记》和一些铭上（不可能所有的铭都是入洛后才做的，说见后）；入洛后主要在被称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的东观读书和著述。他似乎并不热衷功名，《后汉书》一一六《百官三·少府条》“兰台令史，六百石”，又卷一一五《百官二·光禄勋条》“谏议大夫，六百石”，几十年的光阴，只是转官，不见得有升降。

　　但他早先呆在广汉，却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四川通志》卷二《舆地一·四川省统部沿革说》：“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此为益州部……后汉建武元年（公孙）述改益州，置司隶校尉。十二年属汉，复为益州（原注“本志：刺史治雒”）。”又同卷《汉州》：“雒县……广汉郡及益州皆治此”。则雒不仅是广汉的郡治，还曾为整个蜀部的治所。《蜀中广记·卷九·汉州》：“广汉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为一州称望……汉选广汉太守，每重德高俊，表章礼物，殊于诸郡，前有赵护、第五伯鱼，后有陈宠、赵瑶，皆公望也。”不仅在地理上是政治中心，在人文上更是举国瞩目；有这样的环境，也难怪他的声名可以到达贾逵那里。

　　至于我们所知的他的唯一家人李充，显然不可能是晋李充；《后汉书·独行传》有李充，陈留人，也不是。他的孙子无可考。尤字伯仁，他有没有兄弟，亦不得而知。

二、《李尤集》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载：“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又，《宋史》卷二百八《艺文七·集类·别集类》：“李尤集二卷”。集见于正史者只此。《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无著录，但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有“李尤集”；宋《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有“李尤文集二卷”。《永乐大典》卷八二六九：“高似孙《纬略》：‘李尤《安哉铭》云云’”，似可证明初就已不见《李尤集》，要从别的书中去征引了。这样似乎很明白，《李尤集》在梁已经亡佚，也许剩下一些残卷；这些残卷到宋结集为二卷，宋以后就完全没有了。

　　他尚有：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第七·文类第十二》“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五《汉别集》“李尤集五卷”；明焦纮《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李尤集五卷”；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七《著作七·集部》“李伯仁集二卷”；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六《集部·别集》“李尤集五卷”。但这几种书都只是杂抄旧录，作者并未亲见其书。最奇怪的是《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都对李尤作品颇有征引，且所引各有不同，显然不是相互因循，而两唐经籍艺文志竟无记载。细查《旧唐书》卷五一《经籍志下·总集三》有《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按《太平御览》卷五三零引《文章流别传》：“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既然《文章流别传》提到李尤，《集》当然有他的文集。（《文选》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曰：“李尤集序云：‘尤好为铭赞，门阶户席。莫不有述。’”大同小异，疑此序即《流别集》中李尤集前的小序，亦即《流别论》。）其它总集，可能包含李尤作品的尚有数种，兹不论。因此，那时的《李尤集》虽亡，尚得从他书中寻得其作品。又，《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梁元帝《纂要》，其自注每曰“见李尤某赋”，他似乎还得见《李尤集》；梁元帝焚书为我吾国典籍“五厄”之一，《李尤集》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一次被毁的。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找不到证据。

　　那么宋代的两卷又是怎么回事？《太平御览纲目》不见《李尤集》，因此宋初可能就没有。但宋代注家或有引用。如宋杨简《慈湖诗传》卷十一“李尤《阳徳赋》‘协三灵之纯壹兮，正阶衡以统理。参日月以并昭兮，合厚徳于四时’”；宋吴棫《韵补》卷二“李尤《东观赋》‘润色枝叶，繁茂荄根。万品鳞萃，充此林川’”；卷四“李尤《东观赋》‘永平持纲，建初考练。暨我圣皇，濈协剖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一《积草岭》“休驾投诸彦”句注：“苏曰：李尤‘休驾沐浴，投诸英彦’”，卷一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三十载”句注：“定功曰：后汉李尤有‘骑驴驰村，狐兔惊走’”。所引不见于严氏全文，见于全文的兹不复列。《流别集》已经不见于宋志，但在它散失之前，可能已经有人辑录过李尤的作品，例如《新唐书》、《宋史》艺文志都载有窦严《东汉文类》一书，相信此书必收李尤。我们还可以做另一个猜测，《李尤集》二卷，就是赋（含七）一卷、铭一卷。

　　明梅鼎祚《东汉文纪》卷十四辑有尤作；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李兰台集》；清《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亦颇有引用。但都不如严可均所辑完善。严氏从《水经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古文苑》中辑出赋五、七一、铭八十六；又据《华阳国志》补《怀戎颂》、《政事论》二目。收罗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兹仅作极少之补充：

　　一、《华阳国志》所谓“召诣东观，作《辟雍》、《德阳》诸观赋铭百二十铭”，任乃强《校补图注》以为“赋铭”之铭字衍。但观《函谷关》、《辟雍》、《德阳殿》、《平乐观》、《东观》诸赋，有赋则有铭，似乎当时李尤是赋、铭一起作的，两者本不应该分开；除此以外，另有一百二十首铭。试看诸赋铭：《函谷关赋》用老子、田文、范雎、新莽之故事，《函谷关铭》亦用此数典；赋结以“法简易于乾坤”，铭结以“简易易从，与乾合符”，意思都一样；《德阳殿赋》“曰若炎唐，稽古作先”岂非铭之“皇穹垂象，以示帝王”？赋所描写，岂非铭所谓“崇弘高丽”？《平乐观赋》起以“乃设平乐之显观”，铭起以“乃兴平乐”，铭之“骋武舒秘，以示幽荒”岂非赋之“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辟雍，东观所存太短，看不出什么关联。这样看来，铭刚好就是赋的浓缩，总括了赋的主旨，唯赋铺张，铭简约而已。按班固《两都赋》赋后系之以“诗曰”，李尤的赋也极有可能是这种格式，赋后系之以“铭曰”。因此可以断定，“诸观赋铭”铭字非衍。是故，李尤的铭该有百二十五首——或者史书所谓“百二十铭”根本就是举成数而言，不可锱铢而论。

　　二、严氏《全文》中《宝剑铭》、《冠帻铭》、《钲铭》不著出处。按《宝剑铭》见于《北堂书抄》卷一二二《武功十·剑三四》“水截鲵鲸”条注；《冠帻铭》见于《初学记》卷二十六《服食部·冠第一》；《钲铭》见于《书钞》一二一《武功九·金钲二十五》“誓饬师旅”条陈禹谟补注。

三、《全晋文》五三《李充》收《登仁安峰铭》、《良弓铭》、《壶筹铭》、《博铭》、《舟楫铭》。良弓、博、舟楫三铭已辑入李尤卷，《壶筹铭》又是很有很有问题的，试析如下：

　　《良弓铭》：“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射载礼，招命在诗。力称颜高，功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详疑。”辑自《艺文类类》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初学记》作“晋李尤”，而《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作“李尤”，二者与此文字小异：“力”作“妙”，“功”作“巧”，“详疑”作“辨仪”。《御览》此条之上为“晋嵇含木弓铭”，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很可能是照抄《艺文类聚》而承上略去“晋”字，显然也把它当作晋李充的作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卷二七四（戎政典弓矢部艺文一）亦引此铭，置于李尤《弧矢铭》之下，曰“前人”作。按《北堂书抄》一二五《武功十三·弓》“招命在诗”条陈氏补注“李尤良弓铭”云云，文字与《初学记》同，唯“由基”作“晋师”，且按云“一作由基”。

　　《博铭》：“夫无用心，博弈犹贤。方平处下，有不邪偏。”辑自《御览》七百五十四，作“晋李尤”。按《御览》二二三《諌议大夫》“晋书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贾逵荐尤有扬雄之才，明帝召作东观壁雍徳阳诸观铭，拜諌议大夫”，明显“晋书”有误，这里也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且据《文心雕龙》所谓“居博弈之中”[6]，《博铭》应该是李尤的作品。

　　《舟楫铭》：“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载重歴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辑自《御览》七百七十。而《书钞》一百三十七[7]、艺文类聚七十一、初学记二十五并作李尤（唯《记》“载”作“辇”）。按今检《御览》七百七十，作“后汉李尤舟檝铭”云云，无一家认为是李充作，可能是严氏一时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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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壶筹铭》“投壶筹礼，揖叙先后。通风月数，分为王部”，辑自《御览》七百五十三。按《御览》作“晋李尤”，《玉海》卷六十《铭·冯衍李尤》亦曰“《太平御览》李尤博铭、壶筹铭”

　　因此，《博铭》、《舟楫铭》、《壶筹铭》都可以肯定是李尤的作品，至于《良弓铭》，把它放进李尤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不和谐，其风格与李尤的铭是一致的，李充的文字似乎倒不这样古朴，其为李尤作的可能性较大。苦无证据，只能存疑。诸家因《艺文》之误，或觉而未改，或虽改而未彻底。

　　四、《艺文类聚》卷九引张载《洪池陂铭》：“开源东注，出自城池。鱼鳖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獦，粳稻连畦。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惟水泱泱，厥大难訾”。按《水经注》卷十六引“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为李尤作；《文选》二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注曰：“李尤洪池铭曰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显然是同一作品。李尤和张载怎么会混杂呢？推其原因，大概是因张载作过《剑阁铭》，是有名的铭家，欧阳询等以《洪池陂铭》颇有风致，一时失于检覆，张载明显，李尤名微，就把李尤误为张载了。如果说是把张载误为李尤，从引用的时间上和数量上看，都没有理由。

　　五、李尤所作，严氏未收者，除上述之《东观汉记》、《蜀记》，尚有：

　　《果赋》：任昉《述异记·下》（程荣辑《汉魏丛书》本）：“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赋》云‘三十六园朱李’是也。中山有缥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赋》曰‘如拳之李’”。

　　《和帝哀策》：任昉《文章缘起》：“哀策，汉乐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上书谏废太子》，依顾怀三《补续汉书艺文志》，引文见后。

　　祝文：《北堂书钞》卷五十六：“《益部耆旧传》云：李尤字伯仁，为议郎。安帝寝疾，使尤祠陵庙。肃慎齐洁，辞祝俱美，上疾有瘳也。”

　　只言词组，可以补充者：

　　上文所引数条（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注两条，不知出自何篇，似是《七款》中的铺张）；

　　《初学记》二八《橘第九》“建春山、德阳殿”条：“李尤《德阳殿赋》：‘橘柚含桃，百果成丛’”；

　　费振刚辑《全汉赋》，李尤《七款》下引《文选》卷四《左太冲蜀都赋》“遂欲舍百龄于中身，殉肌肤于猛鸷”句注“李尤七难曰：猛鸷陆嬉，龙鼍水处”（严氏但据“蟞蛦山栖，鼋鼍水处”句得“鼋鼍水处”）；

　　《盾铭》“吴旗鲁瞂，戎兵特须”，辑自《御览》，按《北堂书抄》一二一《武功九·盾三三》“避刃卫躯”条“李尤《盾铭》云：‘吴旗鲁瞂，戎兵特须。进则避刃，爰以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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