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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一些断片的诗：（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8]汉诗五）
《九曲歌》：
年岁晚暮时（《书钞》作日，《事类赋》同）已斜，安得壮（《类聚》作力，《编珠》同）士翻日车。（《书钞》百四十九，《类聚》一，杜公瞻《编珠》，《御览》四，《事类赋·日赋》，《草堂诗笺》十一《洗马诗》注，《诗纪》三）
肥骨消灭随尘去。（文选二十八挽歌注）
《武功歌》：
囗囗囗，鸣金鼓。马模起，士激怒。（《书钞》百二十一）
清埃飞，连日月。（《文选》二十一《谢宣远张子房诗》注）
恩普洽，威令行。（《文选》五十九《齐姑安昭王碑》注）
身非金石，名俱灭焉。（《文选》三十七《求自试表》注）
又，“七款”，或作七命，七叹，七疑，七欸。皆以形近而误，若“尤”、“充”然。按傅玄《七谟序》（《艺文类聚》五七《七》引）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按顺序排列，李尤作的是《七疑》；但下文立刻说“李尤七款”云云。宋王灼《糖霜谱》第二：“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崔骃《七依》，李尤《七疑》，元鳞《七说》，张衡《七辨》，曹植《七启》，徐干《七喻》，刘邵《七华》，张协《七命》，陆机《七征》，湛方生《七欢》，萧子《七诱》，水陆动植之产，搜罗殆尽”，赞宁《笋谱·四之事》“汉乐安相李尤字伯仁，作《七疑》云橙酰笋葅”，都作“七疑”。《文选·长笛赋》注引“李尤《七疑》”，胡克家《文选考异》于此云：“‘疑’当作‘欸’，各本皆讹。范书《文苑传》可证。《七命》注、《答东阿王笺》注作‘叹’，亦讹也，他不悉出。”然今检《后汉书》作“叹”，不知胡氏何据，但他说当作“欸”却颇有理。按凡发、启、激、兴等之属，皆有“启发、激发”之意，《玉篇·欠部》“欸，叹也”，则欸有赞叹、叹息之意，七欸者，举七种可赞叹之事物以激发之也；欸字不常见，诸家因形近且义相近或相通而引作“叹”、“款”、“疑”是很可以理解的。若原为“叹”、“疑”、“款”诸字，皆属常见字，不当错谬如是。而《七命》显然是张景阳的作品，七这种体裁似乎还没有重名的。因此，作《七欸》是比较合理的。
又，《谷城门铭》“谷门北中，位当于子”，《御览》作丑。《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季冬部》艺文一《谷城门铭》曰“谷门北中，位当于丑”，盖以之为丑门，与御览同。依地支及方位推算，北中为子位，作“子”是。故严可均按语谓“洛阳城十二门，今缺丑门一铭”。
又，《旌门铭》辑自《御览》，严氏注曰：“《续汉·百官志四》注补作‘耗门’”。按《后汉书》一二七《百官四·城门校尉》司马条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9]，开阳门，秏门，中东门，上东门，谷门，夏门，凡十二门。”似当从作《耗门铭》为是。
七、张氏《李兰台集》有《古鼎铭》，见于《艺文》七十三，引李尤鼎铭下曰“又古鼎铭”云云，严氏收入《全上古文》，且辑自《汉书·郊祀志·下》显然不可能是李尤的作品，当从严氏；顾怀三《补续汉书艺文志》卷九：“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可考者尚有《玄宗赋》、《政事论》七篇、怀戎颂（见华阳国志）、果赋（原注：“见任昉述异记引三十六园之朱李，又如拳之李”）、上书谏废太子、七叹、和帝哀策、轮铭（原注“亦作轺车铭”）、博铭、席铭、蓍龟铭、杵臼铭、武功歌”，按《玄宗赋》严氏从《文选》收入李充卷，《轮铭》即《天輧车铭》；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李尤所著……（书二十八篇，《七录》五卷，宋志二卷）……《初学记·人事部》引《九贤管征君颂》，严失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九之二早辩之：“《初学记》但有人部无人事部，贤人篇有李尤《九贤颂郭有道颂》、《管征君颂》、《陈太丘颂》、《华太尉颂》凡五条，盖颂郭泰、管宁、陈寔、华歆、嵇康也，尤安得为之作颂？此李尤盖李充之误。”
三、李尤作品试论
李尤的几首赋，都可能是应试而作。虽然后来被授官，却并不能证明作品的好坏。[10]
《函谷关赋》被称为“写关山形胜的第一篇赋”[11]，有学者专文赏析[12]。《函谷关赋》虽然自具首尾，但另辑有断句，所以并不完整。我们见到的可能是它的第一段，也可能是经过欧阳询等摘录的首尾。从散句“盛夏临溧而含霜焉”一句来看，可能原赋还从春夏秋冬四季来描写函关。章沧授教授认为此赋“既有空间上的四方众美的对比映衬，又有时间上的古今传闻的渲染烘托”，“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人事与山关、众关与函谷关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雄浑而蕴藉，体现了作者‘感悟造端，材智深美’的创作风采；落笔甚远，着墨甚古，铺陈甚广，表现了作者‘苞括宇宙’的大美追求。以叙开篇，引出咏物，又归结叙事，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完密”，是一篇“最早描写函谷关险要峻雄之势的杰作”。前面已经分析过，“诸观赋、铭”是同时之作，因此不妨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铭就像是赋的主旨概括。它们所用的典故完全一样，只是略去了细致的描写；表达的意思也一样，都是说函关险要，关系着国运盛衰。
《平乐观赋》写的是汉代的珍奇秘伟之观，保存了汉代百戏的资料，在他的赋中，也是最精彩的：“尔乃太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沓归谊，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鼗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千奇百怪，精心动目，却能写得有条不紊，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衡《西都赋》中“大驾幸乎平乐”那一段，仿佛还真能看出些“相如扬雄之风”来。
他的赋都是残篇断简，我们很难从这些吉光片羽中窥斑见豹。诗就更加残缺，唯那句“年岁晚暮”的咏叹令人回味。认识李尤，还是应该看他的铭，虽然很多铭也可能是不完整的。
《洛铭》：“洛出熊耳，东流会集。夏禹导疏，经于洛邑。玄龟赤字，汉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国南乡。万乘终济，造舟为梁。三都五州，贡篚万方。广视远听，审任贤良。元首昭明，庶类是康。”按题为“洛铭”而多叙事，少描述，文字精练，淳朴稳重，表达的是正宗的儒家思想。以汉与夏连称，为歌功颂德之作。但他决不是一味的歌颂盛世，“广视远听……庶类是康”既可以是夸赞，又同时是劝诫，提醒统治注意学习先王。他的大部分铭都是《洛铭》这样的风格，带有“讽”或者明白的“劝”的味道，几乎无一首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的甚至是“谏”了，如《琴铭》“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戟铭》“须臾之分，终日为殃。山陵之祸，起于豪芒”，口气就比较严峻。
光冕堂皇的辟雍、明堂，当然可以作一些有劝诫意义的文章；李尤的特别之处就在即使是嬉戏游玩的蹴鞠博弈，他都能附和到修身治国的大道理上去。在一些小事物上，他往往能够别出心裁，作得很有韵味。
《鞫城铭》：“圜鞫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鞫政由然，况乎执机。”谓之我国第一篇写足球的文章，亦无不可。由“不以亲疏，不有阿私”转到“端心平意”上来，再转到“执机”，十分自然，不觉得是故意的说教，可是说教自在其中，很有说服力。《井铭》“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法律取象，不概自平。多取不损，少汲不盈。执宪若斯，何有邪倾。”“多少”两句，真能概括出井的特点，同时又很恰好是法律的特点，实在是妙笔。最好的还是《屏风铭》：“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物态人情，合而为一；物的用处和人的德行，相得益彰。其它如《铠铭》、《灵寿仗铭》、《围棋铭》都很有思致。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13]第七章《后汉的词赋》谈到李尤时说：“赋有……五首，但究竟不及相如扬雄，贾逵的话，实在是溢美。铭有八十五首，其中不少劲简的，小致尚可掬（引《井铭》、《门铭》）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他从山河都邑，直到刀笔笇契都有做铭，虽没有非常可以称赏的，但也稀罕。总之，他在当时不在第二流作家之下。”算是比较公正的评价。
又，《东观铭》“周氏旧区，皇汉寔循”，《云台铭》“周氏旧居，惟汉袭因”，构思相似如此，疑非一时之作；《笔铭》所谓“笔之强志”，即后世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欤？
可是像《井铭》、《屏风铭》这样精致的例子的是不多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正儿八经的思想，平平稳稳的文字，千篇一律，毫不例外：
《门铭》：“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闲邪，击柝防害”，门的作用怎么说也是供出入多些，他这样写就很勉强。又如洛阳城十二铭，基本是杂抄《礼记·月令》。《错佩刀铭》“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其身”，怎么花纹不是为了“丽好”呢？至于所谓“刀笔符契，无不有铭”的文字可能有些并不完整，但从所存的字句来看，平淡无奇，除了自警的意义外，读不出什么思致来。思想既是这样正统，辞彩又实在不见得新奇，虽然他自己想要的是“文质彬彬”（《文履铭》）、“既凭其实，亦贵其名”（《灵寿杖铭》），可是他实在是质胜文的——所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瀚藻”的萧统会看不上他。《文心雕龙·铭箴》“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才略》“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飞。”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注“鸿裁”云：“李尤的铭，多是四句十六字的短篇，最长的《刻漏铭》也不足百字。所以这里的‘鸿’，不指篇幅的鸿大，而是说意义的巨大。”[14]意思只是那样,却写了一百多首铭,实在是义俭辞碎；要讲大道理，却缺少辞彩，真的是才力沈膇。
既然他的铭成就并不是很高，他怎么还能够持之以恒的创作百余首铭，并获得“有相如扬雄风”的美誉呢？
李尤的生活年代大致上接班固，下接张衡。从班固到张衡的时代，依《全汉赋》，可以明显的看出，除他们二位大家，赋的创作是比较凋零的：班昭3首、黄香1首、苏顺1首、葛龚1首、刘騊駼1首；一直要到汉末建安时代才出现另一个高潮。汉大赋的盛衰，总是和政治的盛衰相始终的；“东汉中叶以来，随着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遭受破坏，汉帝国的富强已不复存在，散体赋（按，即通常意义上的汉大赋）铺陈夸饰的物质基础也随之消失。”[15]在大赋呈现出衰微趋势情形下，“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16]这种转变，从张衡的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李尤没有像张衡那样选择创作抒情小赋，而是尝试一种边缘文体：铭。按扬雄《法言·修身》：“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于慎也。”《文心雕龙·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铭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从这个意义上讲，铭和赋确有相近之处。大赋已经不再是流行的文体，班固作《两都赋》还要先在序里边溯源一下，似乎表明时人对赋已经有点陌生了。所以李尤在献赋后就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文体，他选择铭来继续那种汉代人从经学里边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讽谏、惩戒的文学精神。他的献赋能够成功，也因此显得有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味道。
为什么选择铭而不是别的文体？很可能是受到他的老乡扬雄的启发。《全后汉文》五二扬雄《答刘歆书》：“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则汉帝以为扬雄之似相如，以其作铭也，非仅因为他的大赋似相如；李尤好铭，恐怕是效仿扬雄、相如的。因此也可以推证，他的有些铭，必然是在如洛以前就作了的，否则贾逵无由推荐他有相如扬雄风——从扬雄的例子来看，贾逵的赞他有相如扬雄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他的铭而不是赋。
假如我们把眼光扩展到他的同时代人身上，还会发现，那时候，作铭仿佛是一种风气。傅毅、崔骃、崔瑗、崔琦、张衡等都有铭作——和铭相近的“箴”也很多人作。且崔瑗有《遗葛龚佩铭》，铭似乎就像唐诗一样，成为士大夫交往的一种礼仪。《后汉书》九二《律历志中》载永元十四年和帝因旧有漏刻不准确，下诏修改，李尤的《漏刻铭》可能就是纪念这件事，受官命而作——就像《文选》卷五六所载陆倕作《新漏刻铭》那样。这说明，铭已经在当时比较流行了。但从《全汉文》《全后汉文》看，此前的铭作是比较少的，范围也局限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唯有东汉初的冯衍，把题咏的对象扩大到杯爵一类小事物上。这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玉海》把冯李并称：正是这两个人在使铭成为一种正式文体的历史流程上起了莫大的作用。《太平御览》卷五三零《文章流别传》：“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烦，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丗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机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再加上《李尤集序》那段的文字，无疑可以证明，铭过去是一种施于庙堂的高文典册，到冯衍—李尤这里，它才发展成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由严肃的“公文”发展到人人可作的文体了。按《艺文类聚》六九《屏风》“梁刘孝威《谢敕赉画屏风启》曰……冯商莫能赋，李尤谁敢铭”，李尤的历史功绩，后人毕竟也看到了。正是因为他的不厌其烦、敢于创新，铭作到了东汉后期，忽然兴旺起来；也才有蔡邕、苏轼，甚至纪昀的无所不铭。他真可以算得是“铭”的一大功臣！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无可奈何的失败了。铭的作用在于警戒，李尤自警那部分做到了没有可置无论，但他“存雅却郑”的呼声，在政局日益混乱的东汉后期，显然没有受到重视。他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大的社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铭和赋同样的失败了，这也许可以算作李尤的悲哀——但是，这种失败，也许该算作是整个文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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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成都：巴蜀书社，1984
[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初版
[5] 《后汉书》四十上《班彪附固传》
[6] 《文心雕龙·铭箴》：“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
[7] 《舟部·舟总篇》“载重历远”下陈禹谟补注“李尤舟楫铭”云云
[8] 北京：中华书局，1998
[9] 按十二门铭中不见小苑门铭，但从《后汉书》排列的顺序来看，小苑门却并非丑门。《洛阳伽蓝记序》提出东西各三门、南四门，北二门之说，但《洛阳伽蓝记序》在此处文字多有脱落，注家颇有考订。对于小苑门在丑上还是午上，历来颇有争论。可参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玉海》等，以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考证，本文暂置不论。
[1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张衡的时代，政府已采用考赋取士的制度，并且不管成绩的好坏，一概录取，给以俸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版3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39页）
[11] 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7页
[12] 章沧授.自古天险函谷关——读李尤<函谷关赋>.古典文学知识，1998（3）
[13] 王鹤仪编译.中华文史丛书第二辑.上海书店
[14] 济南：齐鲁书社，1982，361页
[15]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38页
[16]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版8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4页
主要参考书目：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常明.四川通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
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1982
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北堂书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1999
全后汉文、全汉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费振刚辑.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费振刚主编.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见：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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