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1)(2)

    经由“五十而知天命”章所表述的“一生”以及经由“盍各言尔志”章所显豁的“一心”，其实最浓缩地勾勒了孔子意味深长的“生存叙事”。在这一“生存叙事”中，无疑不可忽视“我”与“他”的群己之辨。表面看，孔子主要是从“我”的角度叙述了自己的“一生”、从“他”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一心”；实质上，“一生”离不开“一心”的信念导航，“一心”离不开“一生”的时光陶冶，孔子的“一生”与“一心”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这个问题就是“生活儒学”。在孔子的“生活儒学”看来，不仅要培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修己工夫，而且要落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交往理智，从而，儒者的主体性与儒家伦理实践的主体间性使得“生活儒学”朝着自我、他人、人群、社会丰盈地、持久地开放。换句话说，即使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儒学意识形态化运动，儒者也将不断地、长久地被孔子的“生存叙事”所吸引，继而在“生活儒学”中敞开自身对于幸福和道义的向往与追求。

    在历史上，古文经学将孔子打扮成历史学家，今文经学将孔子打扮成政治家，理学将孔子打扮成哲学家。这样的打扮未尝没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但是，从人之为人的精神立场看，正如以往许多默默无闻的儒家伦理实践者（其中也包括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３）所做的那样，我们今天更应重视的也是——孔子以切己的“生存叙事”展示了“生活儒学”最平实的光芒。这里要特别提醒人们的是：道德领域中“最平实”的光芒却是在“艰难困苦”中绽开的，而且，一旦“玉汝而成”，越是平实的也就越隽永。所谓“艰难困苦”，从孔子多次感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可窥一斑，尽管他同样深信“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所谓“玉汝而成”，最好的例子自然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杜维明有着精辟的解释：“孔子承认自己七十岁时即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去行动，而且每一行动都能符合‘礼’的要求。这并不就是意味着孔子已成为一个‘礼’的专家，相反这却是意味着他能跨越那表面上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是什么’和‘应是什么’之间的沟壑。他热衷并通晓自我修养，所以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他能以一个艺术家的老练来进行这种修养。”４Ｐ１３

    尽管如今“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５，然而，孔子的“生存叙事”毕竟曾经既在第一线的意义上、也在第一流的意义上造就了儒家的“生活儒学”的力度和深度。要是说“理解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６Ｐ３７２，那么，当我们今天用生活的眼睛看儒学、用儒学的眼睛看生活时，经由孔子的“生存叙事”所开启的“生活儒学”就显然不能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从中国人的“生存叙事”中消逸。

    “一心”尾随着“一生”，“一生”守望着“一心”，孔子的“生存叙事”从来不是图书馆里的工具书，儒家的“生活儒学”更不是博物馆中的木乃伊。还记得胡适那首“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的新诗《希望》吗？１Ｐ８２这也正是我们对于在现代中国敞开“生活儒学”的期盼。就像孔子的“生存叙事”一样，它看起来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事实上每一个热爱人群、尊重道义的生命个体都会“不知老之将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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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煟不瓶〗埽骸抖亚儒家诠释学的一种类型——伊藤仁斋对《论语》的解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２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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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煟炊盼明著、胡军，于民雄译：《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煟嫡畔榱：《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求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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