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1)

 虽然２０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激烈地批判着以孔子为象征符号的儒学传统，但是，有关当时的新锐学人对儒学和孔子的否定是否彻头彻尾、是否也承认孔子的“为人”和儒学之“真”，我们则不妨从胡适的一首新诗说起。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１Ｐ１５５

    正如胡适本人的提示，题为《孔丘》的这首新诗关联着《论语》中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出自《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另一个故事出自《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从一般受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感叹到实践主体“不知老之将至”的进取，的确表明“这两段最可以写孔丘的为人”１Ｐ１５５。

    在胡适的新诗中，《孔丘》的命运显然比不上后来家喻户晓甚至一度成为流行歌曲的《蝴蝶》和《希望》。《孔丘》写作于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９日，发表于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２卷第１６号，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０年３月印行的《尝试集》，但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尝试集》刊行增订第４版时却删除了这首新诗。尽管如此，新诗《孔丘》的创作和传播毕竟体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新文化健将的一种共同性思维，那就是要将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亦即要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假孔子还原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真孔子。至于何以要这么做，原由或许就在胡适的新诗《蝴蝶》之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１Ｐ１１

    很多时候，“思想”史的逻辑与思想“史”的实践并非一回事。譬如，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将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和将民主、科学从西方请进中国，本来在“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中当是相互平行的，但在思想“史”的具体实践中却此消彼长。这不奇怪，因为在五四时人对于“青春中国”的期待视野中，“第一线”的使命是要让科学与民主的整体价值观尽快“安家落户”，而使儒学和孔子的合理性内核“推陈出新”则可能只是“第三流”的工作。由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在２０世纪从五四到文革的反传统语境中，孔子人本主义的“生存叙事”无法在以人为本的“生活儒学”中得以呈现并敞开，也就不难理解。在研究东亚儒者的《论语》批注著作时，台湾学者黄俊杰曾说：“《论语》这部经典中的重要篇章如‘五十而知天命’章与‘盍各言尔志’章等，都成为两千年来东亚儒者思辨之对象。《论语》的思想世界，使东亚儒者魂牵梦萦，心向往之！”２Ｐ８１或许，当我们今天带着“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去重新面对在儒家经典中居于首出地位的《论语》时，东亚儒者异常重视的“五十而知天命”章和“盍各言尔志”章正是“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最简捷的途径。

    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真实的“生存叙事”，必然关联着“一生”和“一心”两个维度。同理，一个儒者也必须像其精神先驱孔子那样深切地关注自己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心”理当怎样呈现。

    对于自己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样的“一生”是平实的、积极的、智慧的，从经验到技巧、从技巧到艺术、从艺术到原则、从原则到哲学——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和升华。

    对于自己的“一心”理当怎样呈现这个问题，在与得意门生颜渊、子路交流各自的志向时，孔子说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样的“一心”是朴素的、乐观的、仁爱的，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对一个群体的关爱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人群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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