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1)学(2)

其实，五方位帝的祀典是当时许多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构想。我们从《管子》、《吕氏春秋》、《月令》、《周礼》等战国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模式，并且以太皞 、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帝分配青帝、赤帝、黄帝、白帝和黑帝。

第三种模式是以太一为尊的自然神灵祭祀，《封禅书》载齐地祀太一与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楚辞·九歌》中的神灵体系也与此接近⑨ 。太一是天体的中枢星座，对太一的祭祀标志着对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肯定，而不是对地方诸侯霸主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方位帝的祭祀与太一神的祭祀表现出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即不再强调人间的帝王与皇王上帝之间的宗法血缘关系，而是强调宇宙秩序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阴阳家提山的新天道观和五行学说的神化。在《九歌》以及汉武帝乐府所作的《郊祀歌》中，我们看不到《周颂》、《商颂》中所具有的那种对王族祖先的歌颂，也看不到用于汉家宗庙祭祀的《房中歌》中对孝道的推崇，而是对自然与天神的赞美。班固本着儒家的标准，在《礼乐志》中批判汉郊庙诗歌中“未有祖宗之事”，正说明了这样的祭祀对宗法文化的抛弃。因为新的郡县制帝国不再建立在氏族政治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全民的国家。它必须承认华夏百姓的先公先王们（太皞 、炎帝、黄帝、少皞、颛顼）都享有被祭祀的权利，华夏诸族皆享有历史地位与共和权利。

汉承秦制，在国家祀典上自然承接了秦国的雍祀。自文帝始幸雍郊见上帝。可能文帝嫌雍地遥远，便在渭南作五帝庙，并祀五帝，行郊见之礼。武帝以后，汉家常三岁一郊。武帝时，齐人廖忌奏太一之方，将第三种郊祀模式带进了汉廷。少年时曾在齐地做胶东王的武帝醉心于这种齐文化，多次构筑太一之坛，以五帝环居太一下，以太一之祀容摄五帝之祀。至甘泉泰畤构成之后，始定为三年一郊之礼。此后，汉家常于正月郊泰畤，三月郊雍。并且，武帝在封禅泰山时，以太一之祀为郊天之礼，以汾阴后土之祀为祭地之礼，可见武帝对太一之祀的重视。应该说，武帝定甘泉太一之祀的用意是相当深远的，这一国家祀典的确立表明汉帝国对秦帝国和文景时代动乱的诸侯王政权乃至周边少数民族政治权威的否定，是对中央政权的再次强调，是武帝朝在政治、军事和文化诸方面达到全盛局面的体现。

而在建构这种新祀典时，出自周礼文化传统的雅乐和儒生们便失去了作用。从《封禅书》中所载武帝定封禅大典一事就可见，尽管武帝制定礼乐也“颇采儒术以文之”，但儒生们“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武帝只得亲自操刀，“尽罢诸儒而弗用”。而他的文学侍从如司马相如、终军、东方朔等皆极力鼓吹。因此，他在定太一之礼时，自然也要倚重这些人来造作歌诗。从现存于《礼乐志》中的十九章《郊祀歌》来看，其中当广采赵代之讴、秦楚之风。还有所谓祭祀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的邹子乐，当是齐地的歌诗。各地的歌诗皆被采来融入国家祀典，象征着中央权威对地方文化的统摄。当然，这种博采诸地歌诗的行为也被文之以儒术，体现了采诗观俗的诗教精神。武帝和他的文学侍从们也刻意模拟一些古雅艰深的辞语，这些辞语反而令儒生们感到为难。因此太史公在《史记·乐书》中以一种反讽的口气说道:“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三 宣帝朝乐府对雅乐的兴造

武帝朝的乐府创作由于趋新杂凑，不合传统，特别是没有按照儒家的标准，创作出新的雅乐以应用于宗庙与郊祀等国家祀典，因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就连好黄老之术的汲黯也曾当面讥讽武帝所造的新声。《史记·乐书》载武帝时得大宛千里马，作《天马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故至宣帝朝制定国家祀典时，便出现了兴造雅乐的现象。宣帝的制礼作乐活动始于神爵元年（前61）。《郊祀志》:

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

霍光在侧，宣帝如芒刺在背 （见《霍光传》） ，只得无所作为。一但霍光薨，霍氏败，宣帝便立即恢复了武帝的甘泉太一之祀和乐府活动，并在他执政期间频繁地亲口致祭。宣帝似乎趋向于发掘和造作雅乐，这一点可能受到帮助他推翻霍氏专政的儒臣魏相的影响。在魏相的推荐下，“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益州刺史王襄也迎合上意，命“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又组织儿童合唱团“依《鹿鸣》之声习歌之”，并进京汇报演出于太学，受到了宣帝的接见与褒奖 （见《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

在宣帝提倡雅乐风尚的影响下，他的文学侍从们也开始歌颂雅乐。如刘向作有《雅琴赋》，现仅残存十二句 ⑩ ，其中仍可见对雅乐的推重:“穷音之至人与神。弹少宫之际天，授中徵以及泉。葳蕤心而息诉兮，伏雅操之循则。”又有王褒作《洞箫赋》，表现了儒家的精神和雅乐的理想:“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浮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后来刘向校书，将此时的雅琴文献与造作的雅乐皆归入儒家六艺的乐类。今观《艺文志·六艺略·乐》有“雅琴赵氏七篇”。刘向《别录》曰:“赵氏者勃海人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 11 ，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又有“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别录》曰:“雅琴龙氏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见待诏，后拜为侍郎。”虽说我们看到的《别录》已是辑佚残丛，但如果我们玩味其中对赵定的记载，就不难发现刘向的叙述中带有回忆往事的色彩。

不过，宣帝造作雅乐的活动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成效。《礼乐志》在叙述汉兴以来制礼作乐的历史时，并没有记录宣帝的雅乐活动，只是说“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看来宣帝在国家祀典上仍采用了武帝的乐府歌诗。故在当时，王吉就曾进言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其实王吉对没有创作出雅乐也不满 （见下） 。《礼乐志》载成帝朝，河间王所进雅乐的传人王禹担任谒者，终于能说出雅乐的义理，《艺文志》载其“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即《艺文志》著录的《王禹记》）。接着，他的弟子宋晔等上书，提请朝廷重视。经过博士平当等人的考试，认为可让宋晔等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但公卿大臣们以为事久难明，遂寝其议。患有“瘘痹”之症的哀帝 （见《哀帝纪》） 性不好音，便以放郑声为名，终于关闭了武、宣二帝的乐府，将其中的雅乐部分归属太乐 12 。宣帝朝制作雅乐的事业就此终止。

四 余  论

综上所论，可见武、宣两朝的郊祀典礼及其引发的乐府歌诗的造作皆为当时的文化创新，由于儒家思想在汉代日益尊显，引导着新式的国家祀典向传统理想回归。事实说明，宣帝的雅乐运动虽未能成就一代典章，但刘向、班固等通儒却始终坚持雅乐的理想。班固在《礼乐志》中记载刘向死前还在建议成帝“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班固自己也感叹道:“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成帝朝，匡衡等儒臣提出郊雍和郊泰畤皆不合古礼，主张采用西周郊祀之礼，将五方位帝并祀于国都南郊，祭地于北郊。他们承认按战国新天道观建构起来的新天帝信仰，但必须将他们纳入周礼的范式。这意味着汉帝国这样一个郡县制国家抛弃了战国秦汉间的新文化和反传统的精神，认同了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这一礼制变革反复多次，“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祀五徙” （《汉书·郊祀志》） 。平帝朝，汉家始定南北郊制度，并郊祀高祖以配天，进一步吸收了周礼的精神。这一郊祀样式为东汉所继承。从《续汉书·祭祀志》中可见东汉行郊祀礼时，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同时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13 。既保留、精简了武帝时的郊祀歌诗，又掺入了具备雅乐色彩的歌舞。直到曹魏之时，始命杜夔创定郊祀雅乐 （见《乐府诗集》卷一） 。总之，郊祀典礼回归周礼的传统之后，与之配合的雅乐歌诗才得以成立。

注释

①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②萧涤非《汉魏乐府文学史》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③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179页。

④姚小鸥《出土文献与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代序）》，《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⑤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73页。

⑥郊祀为古老的祭天之礼。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均有郊祀的记载。参见李学勤先生《释“郊”》（《文史》第36辑）。又许倬云先生认为:远在红山与良渚文化中就显现出郊 祭神的传统，而在仰韶文化中则更多地显现出祖宗祭祀的传统。商人最重祖宗祭祀，周人则兼采二者，合并为郊 祖宗的大祭系统。参见许倬云《神祇与祖灵》，刊于《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8页。

⑦鲁用天子礼乐，《礼记》的《明堂位》、《祭统》均言因周公之勋劳，成王、康王特赐鲁君以天子礼乐祀周公。但《礼运》载孔子叹鲁之郊 为非礼;《论语·八佾》亦载孔子不欲观 。孙希旦《礼记集解》以《吕氏春秋·当染》载鲁惠公向周桓王请郊庙之礼，《左传》载隐公问羽数于众仲，推断鲁之郊 为僭越。

⑧秦人雍祠不祀黑帝，可能以其为北方之帝，主匈奴。《封禅书》载自高祖入关，以黑帝自居，作北 祀之。又雍之四帝，《正义》引《括地志》曰:“鄜畤、吴阳上下畤是。言秦用四峙祠上帝，青、黄、赤、白尊贵之也。”据《封禅书》，秦宣公于渭南作密 ，祭青帝，此后不久即有穆公之霸。说明此为秦人东进之序曲。渭南与雍地东西相去甚远，故秦始皇雍 四帝之祀中的青帝之祀，或是包括了渭南密 在内的统称，如匡衡所言“今（郊）雍 、密上下 ”，或是秦人后来对雍地的祀坛又作了整理。史料无征，只能存疑。

⑨闻一多先生认为《九歌》是楚国的《郊祀歌》，开启了汉代《郊祀歌》的先河（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刊于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周勋初师辨析东皇太一为齐国方位帝东皇与太一神之混合，屈子如齐观礼后携回楚国（见周勋初《东皇太一考》，刊于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见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11龙德，《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作龚德。杨树达《汉书管窥》曰:“姚振宗云:当从《别录》、《艺文志》作龙德。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云:龙德乃治地龙子之后。树达按:龙子见《孟子》。”

12东汉的音乐机构仍恢了内外两设制度。一为属于太常卿的大乐，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改为“大予乐”（见《后汉书·明帝纪》）（东汉依谶纬定礼乐，“大予”之名，出《尚书璇玑钤》:“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一为属于少府承华令的黄门鼓吹，《通典》卷二十五:“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汉官仪》:“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见《后汉书·安帝纪》）

13刘昭注补引魏氏缪袭议曰:“汉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所出。”但其命名和以八佾舞之皆显露出雅乐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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