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1)学毕业论文(2)

三、金先生也似乎感到了此说的不妥，故在第二、第六章中一再提醒人们:对怀王的“这种招魂完全不是‘始死’时的复礼”，而应“归入‘招魂葬’一类”，“楚辞《招魂》就是招魂葬的一幅绘画”。但是，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的，所谓“招魂葬”之俗，是专为在离乱、征战或其他祸难中死去，而且尸骸无法找到者所设的葬俗。金先生所节录的徐乾学《读礼通考》的“招魂葬”之例，也均为无尸而“葬魂”者，并没有金先生断言的“也有有尸体的特殊情况”之例。至于金先生所举“死者入葬后，家人在坟上插一竹竿，挑以长条形旗子，这就是招魂幡”，并称“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几乎所有汉人居住的农村、城镇甚至大城市都有”这种风俗。但据我所知，这类旗幡只是在丧礼或墓祭时，供鬼魂识别、受祭的标帜，与“招魂葬”中引导亡魂入墓而葬的“招魂幡”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连金先生自己也未敢断言，这种遍及“中国东南西北”的插幡之俗就是“招魂葬”。由此考察楚怀王的丧葬，毫无疑问也不是“招魂葬”。因为楚怀王虽客死于秦，但与尔后刘邦“丧皇妣于黄乡”的无尸之葬 16 ，与晋代东海王司马越被石勒“烧其骨以告天地”的尸灰难寻不同17 :楚怀王不仅有尸留存，而且明明被“归其丧于楚”，则其葬礼的性质，完全属于《礼记·杂记》所称“诸侯行而死于馆”的情况，根本没有须行“招魂葬”之说。金先生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将其归入“招魂葬”之类?

我之所以不嫌其烦地与金先生讨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试图以先秦礼俗证明:楚怀王客死于秦，其“招魂”（复）之礼只会行之于其在咸阳的馆舍，而不会行之于楚之郢都;楚怀王之葬根本不属于“招魂葬”，因此也无须在客死于秦、“归其丧于楚”时，在郢都“重新为之招魂”。辨明这两点十分重要，因为当我们以此考察《楚辞·招魂》的内容时，则会发现:这篇文字所反映的“招魂”地点，不是在咸阳，而是在“魂兮归来，入修门些”的郢都!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它至少从招魂的地点上，推翻了所招对象为客死于秦的“楚怀王死魂”的结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部分论据。我的另一论据，就是《招魂》开篇一段所透露的“被招者”的生命状况:“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我在《〈楚辞·招魂〉研究商榷》一文中，曾征引世界各地原始部族中的有关“招魂”实例，证明“未开化部族的‘招魂’，从来就是为生人而招的;其原因在于睡眠、惊厥或病中的灵魂离体;目的是招回离体的生魂，使人恢复健康、避免死亡”18 。如果仅从《招魂》对“被招者”生命状况的描述，是“有人在下，魂魄离散”看，人们自然还难于判定，这“被招者”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但若从“我欲辅之”的关键之语作综合考察，则“被招者”只是失魂而已，决不是真的已经死亡。倘若真已死亡，就根本谈不到“我欲辅之”了。这一点也为王逸所作的《招魂序》所证明:“宋玉哀怜屈原……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且不论宋玉所欲“招”者，是否为屈原之魂 （后文将另作讨论） ，但确定其所招对象尚未死亡，则显然可与文中“帝曰巫阳”所称“我欲辅之”相印证的。倘若被招者实已死亡，则文中所称“我欲辅之”，王逸所言“厥命将落”、“欲以复其精神”云云，岂非均没有了着落?

如此看来，金先生关于《招魂》所招乃“楚怀王死魂”的判断，不仅在何处进行“复”礼的关节上，遭到了先秦礼俗的有力否定;而且与《招魂》开篇所指明的“被招者”尚未死亡的事实相违背。金先生在考察世界上的招魂习俗时，虽也列出了有“招生者之魂”的一类，但在考察《招魂》时，却完全排斥了《招魂》所招为“生者”的可能性。这大抵正是金先生《招魂》研究的又一失虑之处罢?

三 《招魂》的开头所述，能证明作者是屈原吗?

现在再回到前文所说的第一条理由，也就是金式武先生推定《招魂》所招乃“楚怀王死魂”的前提，即《招魂》的作者只能是屈原而不能是宋玉。从何证明这一点呢?金先生的主要论据，就是《招魂》开头的一节文字: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为 。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

金先生征引张兴武、陈子展等学者的论述称，“以‘盛德’自夸，坚持清廉高洁的人格，是屈子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19 ;“自叙从幼修德服义，长为恶俗牵累，以至芜秽。而君上不能明此盛德高义，长罹忧而愁苦。此亦可为屈子‘露才扬己’之一例”20 。金先生由此确定:“熟悉楚辞的人都知道这六句就是屈原的写照。除了屈原，我们在有关当时的史书上，还能找得出符合前六句所述的身世的人吗?”

初看起来，金先生的征引文字和论断似乎言之有据、颇有道理，但若仔细考察上引《招魂》的开头六句，人们将会发现:它们所体现的，恰恰不可能是屈原的人格风貌。诚然，屈原确是“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的。这在《卜居》所称“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的二难之问中，在《橘颂》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所反映的人生态度中，都可得到旁证。但是后面两句的“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则无论如何也套不到屈原身上了。什么叫“芜秽”?“芜者荒也，秽者恶也”。在屈原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不修德行、折节从俗，而导致人格有亏、行止秽恶者，才得称为“芜秽”。所以，在《离骚》中，他曾谆谆劝导楚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更在目睹了朝中同僚的贪婪逐利、苟且“偷乐”后，发出过“哀众芳之芜秽”的沉痛慨叹。至于屈原自己，却从来没有向世俗屈服、退让，更没有改变过自身人格、美德之分毫。“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就是屈原永不更改的心志;“惟此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这才是屈原在利欲横流的俗世，始终保持自身美德的写照!屈原是何等自信和高傲之人，他只会面对祸殃和迫害宣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21 又怎会“牵于俗累”而让自身的品行“芜秽”!金先生等分析《招魂》开头之文意，只注意前两句的“清廉”、“服义”，而无视后几句中的“芜秽”之意，便断定它必是屈原之辞，岂不过于粗疏了?

郭沫若、马茂元二位倒是别具只眼，看出了“牵于俗而芜秽”与屈原精神风貌的不符，干脆将《招魂》的开头六句划为两截，前两句归“屈原”，后四句则落实到“怀王”身上。郭沫若提醒说:“这儿所说的‘主此盛德’以下便是指的怀王，是说以此有盛德者为君，而此有盛德者不幸为俗所牵累，遭了芜秽。这上古以来所未曾见的盛德者，不幸是长久受了祸殃而不得解脱。须要知道‘牵于俗而芜秽’的并不是‘身服义而未沬’的‘朕’，不然那文义岂不矛盾?” 22 马茂元大体同意郭说，只是将郭氏对“上无所考此盛德兮”的解说，修正为“‘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 23 。郭、马二位的解说，在否定“牵于俗而芜秽”者是指屈原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朕幼清以廉洁兮”至“牵于俗而芜秽”四句分开，使之前指屈原、后指怀王，却是完全不顾上下文联系的曲解。因为在这四句中的人称主语“朕”，是一气而下，贯串到“牵于俗而芜秽”句的（并且兼为后两句中“长离殃而愁苦”句之主语）。想要在这“朕”之外，再插进一个另指“怀王”的主语，就无疑于无中生有，且将文意完全改变了。

考察上述两种解说，我以为最根本的失误，就在于解说者心中都存有一个“屈原作《招魂》”的难解“情结”在。金式武先生志在将宋玉从《招魂》中“抹掉”，使“《招魂》再也没有宋玉的影子”，一上来就想证明，《招魂》头六句“的确出自屈原之手，移置他人不得” 24 ，从而让屈原带有了“牵于俗而芜秽”的可疑品行。郭沫若、马茂元发现了“朕幼清以廉洁”与“牵于俗而芜秽”的“矛盾”，但又舍不得放弃“屈原作《招魂》”之说，于是也闹出了将《招魂》开头六句强行划为分指屈原、怀王的新误解。看来，要想从《招魂》开头六句中找出个“屈原”，以“抹掉”宋玉的影子，或证明司马迁也以为《招魂》“为屈原所作”，是一样的白费劲了。

其实，要考察《招魂》开篇的“朕”之所指，不能只从前六句着眼，而应兼及下文“帝告巫阳”一节作总体思考。因为这两节文字是前后相承，并有着因果联系的。且看“帝告巫阳”一节: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命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乃下招曰…… 25 由这一节可知，天帝获悉了“有人在下”遭受了“魂魄离散”之殃，出于“我欲辅之”之意，故即吩咐巫阳筮求此“人”之失魂，使之归体还阳。那么，天帝何以会获悉“有人”遭殃之情的呢?反观前一节便知，那是由于“朕”之诉告的缘故。考虑到前一节之“朕”，就是“牵于俗而芜秽”、“长离殃而愁苦”者（这从六句文意的前后贯通可知），因此，“朕”不是在为他人，而是在为自身的“离殃”而诉告上帝以求帮助。这样一来，两节文字中的人称关系就非常清楚了:后节中天帝所称“魂魄离散”而欲为之招魂者，也就是前节中诉告“牵于俗而芜秽”的“离殃”者“朕”。

弄清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招魂》前六句所涉及的，是“失魂者”也即“被招者”是谁的问题，从这里决推不出它的作者是谁。因此，倘若没有其他确凿证据以推翻王逸的说法，则宋玉作《招魂》之说还是难以动摇。

那么这位“失魂者”究竟是谁呢?王逸认为是“屈原”，故作者虽为宋玉，《招魂》开头一节则如五臣所称，是宋玉“代原为词”。但这说法与《招魂》内容显然不符。清人方东树在批评“招屈原”说时即指出，文中所陈“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 26 ;郭沫若也以为“文辞中所叙的宫庭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相称的”27 。我愿补充的又一证据，是《招魂》开头天帝所说“我欲辅之”之语，用在屈原身上并不妥当。天帝所辅助的，一般均指天子或诸侯国君。如《离骚》所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正指皇天“观万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能辅佐，以成其志”（ 王逸注 ）。由此可以判断:《招魂》所招者，实为一位具备国君身份的楚王。

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我们至今仍无证据推翻《招魂》的作者是宋玉，且宋玉的身世据姜书阁先生考证，主要活动的时期当“在顷襄王时期”28 ，故宋玉《招魂》所招者，自当为顷襄王较合情理。至于顷襄王当时究竟是因为生病还是死了而需要招魂，我们从《招魂》开头帝曰“我欲辅之”之语推断，他此时应该是生病而并非死亡。最重要的证据是《招魂》的“乱”辞。宋玉在“乱”辞中追述了一次陪同楚王的云梦狩猎，还明确点出了“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受惊情节，并在结尾三句发出了“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试问:倘若楚王的失魂而病，不是与射猎云梦有关，宋玉又怎会在“发理词指，总撮其要”的“乱曰”中，横添这一节与“招魂”无关的内容?倘若楚王的返郢卧病，不与射猎云梦有关，则“乱曰”中为何偏要遥望“江水”、“目极”千里“江南”，而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正因为楚王之失魂与云梦射猎有关，而且宋玉还亲身陪同前往，经历了“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惊心一幕，他才会在巫阳已经为之“招魂”之后，进一步抒写自己遥望江水、“目极千里”江南时的“伤心”之情，并情不自禁向令人哀伤的江南，再次发出“魂兮归来”之语以收结全文。考虑到这次向“江南”的招魂，最终是引导惊失之魂进入郢都南门（“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可以推断此次射猎惊魂，当发生在“白起破郢”、顷襄王“东北保于陈”以前，大体在《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所揭露的“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的那一段时期（估计当在顷襄王十七、八年）。又据史籍记载，顷襄王死于在位之三十六年，故顷襄王此次是受惊而病，并没有死亡。而据我的考证，长期放逐沅湘之间的屈原，却已在此前一二年沉江 29 。宋玉则早经友人引荐，成为顷襄王之侍臣，并与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30 ，他当然有资格担当“招魂”之辞的撰写者。

说清了这一些，再看《招魂》的开头六句，其内容显然是宋玉代“失魂者”顷襄王，向天帝的告求之语:“朕”为顷襄王之代称，代顷襄王自述“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也正有宋玉“主文谲谏”式的委婉之风;因为顷襄王耽于游乐、射猎失魂，为了向天帝告求帮助，让他自己承认“牵于俗而芜秽”，终于因受惊而长久“离殃”（卧病），也还算不得是“显暴君过” 31 。金式武先生认定这几句不可能出自宋玉手笔，原因正在于他误认这几句文字乃“屈原自述”，并包含了“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意。现在既经证明，它们恰是宋玉代失魂者顷襄王告求天帝之语，则金氏所断言的宋玉“一不敢自称‘朕’”、“二不敢称怀王为‘上’”、“三不敢‘显暴君过’”云云，便全失去了依据。而且当我在上文已证明《招魂》所招，不可能是楚怀王（ 见本文第二节 ），并指出宋玉之作《招魂》当在“屈原既死”以后，则金先生提出的“反题”，即“1.确立《招魂》是招楚怀王死魂，2.承认司马迁讲的‘屈原既死之后……’云云，3.宋玉没有写作《招魂》的时机和时间” 32 ，也便同样失去了辩驳力量:因为宋玉在“屈原既死之后”，固然没有再为早已死去十多年的楚怀王招魂的时机，却完全有条件和时机为射兕失魂的顷襄王写作招魂之辞!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能认定《招魂》的作者不是宋玉吗?

注释

①见拙作《〈招魂〉研究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②金氏《〈楚辞·招魂〉新解》，文汇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③见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72页。

④分见《〈楚辞·招魂〉新解》第12页、第63页、第6页。

⑤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656页。

⑥见《〈楚辞·招魂〉新解》第37页。

⑦见《〈楚辞·招魂〉新解》第14页。

⑧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278页。

⑨分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35页、第1399页。

⑩分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457页、第1595页、第1656页、第1458页。

11见《诗经·大雅·文王》。

12《礼记·檀弓下》记延陵季子观长子之葬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由此亦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对死后灵魂何归的观念，并非认为必居于墓中或地下。

13分见《〈楚辞·招魂〉新解》第91—98页。

14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45页。

15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34页。

16见《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陈留风俗传》:“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07页。

17见《晋书·东海王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5页。

18此文收拙著《屈原与楚辞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76页。

19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兴武文。

20见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21分见屈原《离骚》、《怀沙》、《渔父》。

22见《屈原研究》，《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61页。

23见《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页。

24见《〈楚辞·招魂〉新解》第109页。

25此节断句，以“若必筮予之”三句归帝之语，取闻一多说，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古典新义》（下）第452页;以“巫阳焉乃下招曰”为句，取王念孙说，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读书杂志》第1040页。

26见方东树《昭昧詹言·解招魂》。

27见《沫若文集》第12卷，第360页。

28见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宋玉传略》，齐鲁书社1983年版。

29见拙著《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30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31文中的“上无所考其盛德”，指顷襄王一度牵俗芜秽，故上天（天帝）无从考知他的德行，从而引出他此次射猎失魂之殃。也正可通。

32见《〈楚辞·招魂〉新解》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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