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孽子》中人的生存困境(一)学毕业论文(2)
2014-05-18 01:10
导读：如果说王、傅至少还不受经济的压迫，在同类的圈子中还能获得某种程序的尊重，则男妓们遭遇的更多。在书中有一段写“胖阿公”对男妓小玉的辱骂：“
如果说王、傅至少还不受经济的压迫，在同类的圈子中还能获得某种程序的尊重，则男妓们遭遇的更多。在书中有一段写“胖阿公”对男妓小玉的辱骂：“还不是个卖货!”现实生活中，他们就是嫖客口中的“卖货”，妓女口头的：“小玻璃”，更是正常社会人群看来的变态，父权文化里的“孽子”。他们遭遇的有被排斥、被遗弃、被鄙视、被敲诈、被示众等等几乎一切来自尊严和心灵的伤害，与此同时，还有生存的压迫。如果说80年前的《阿Q正传》描写了一个孱弱的灵魂并寄以国民的各类劣根性，则《孽子》将一个灵魂所能遇见的一切伤害糅合了给那样一群“无所归依的孩子”，同时赋予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的渴求与情感。同是面临各种的生存困境，这些“孩子们”却远比阿Q清醒(他们不自欺欺人)，也比阿Q更被排斥(他们连让人围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机会也没有，而这种围观实质上是一种认同，一种对阿Q基本渴求的认同，虽然也带了轻蔑)。可以说，阿Q犹是社会底层的支撑者，他们却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如果说边缘人身上集中几乎一切人类的困境，那么男妓就集中了一切边缘人的困境。但是，如上文中引用的段落描写，那种被驱逐的经历，隐形的惶恐，又何止于这些男妓?王、傅都不是男妓，甚至曾是父亲的骄傲，但一旦作出了“畜生”的举动，就被毫不迟疑的驱逐。这也不仅是同性恋者的遭遇，阿青的母亲就“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可以说，一切卑贱、隐秘甚至肮脏的世界里，流亡、潜逃或是惊惧的灵魂里都有这样的影子。他们，代表着一切边缘人；对边缘人的关注，构成了白先勇情感关注的一个基本空间。正是这样的关注空间里，白先勇描绘了一群边缘人的深渊处境。《孽子》的题献“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正是主题的全部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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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笔下，这些“孽子”几乎都处于一种不能自解的深渊处境中：抗拒着主流、背离了规范，同时又无法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找到光明和意义所在；陷于深渊、黑暗、梦魇，又无力自拔；种种不认同、敌视和鄙弃来自主流，也来自自己的内心。这些，也都是一切边缘人的共同困境。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麦田的守望者》中“走向悬崖的孩子”、当代盛行摇头丸的人群，莫不如此，他们的生命常常处于被驱逐的境地，心灵则永远处于被放逐的状态。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另一向度”⑤，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被各种困境交织的网网向深渊、网向黑暗。他们承受着的各式生存困境和边缘感，而最悲哀的是这并非某种悲剧性结局的特有产物，而恰恰是这群人生活的“常态”。但即使是最日常的生活，也浸染了边缘人特有的悲剧因素而处处显露出困境的存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
龙应台曾经评论：“在《孽子》中，同性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框子，……如果把书中所有同性恋行为都改成另一种罪行——譬如说，吸毒，或偷窃——整个故事仍然能够照章发展，不失去什么……《孽子》中的冲突，是所有生活在黑暗中的“边缘人”与正常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是同性恋世界所特有的冲突。”⑥她认为，即使换一种载体，《孽子》依然能表达相同的意蕴。事实上，正如上文对同性恋(尤其男妓)的道德反讽意味和生活状态的分析，如果换一个“框子”，小说所描绘和展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纠葛和挣扎。但是，她确实看到了《孽子》中所体现的属于全人类的普遍困境。
二、现代人群的普遍困境
桑德斯的诗写道“不要问丧钟为谁而呜，它为你，也为我。”⑦如果丧钟意味着将到来的死亡，那么黑暗或许算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孽子》写的正是黑暗的深渊状态。它不止存在于男妓，也不止存在于同性恋，甚至不止存在于边缘人群，它同样存在于普通人中。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描绘有两种：其一，构筑“异常悲剧”。古代文学作品多如此，以不可调和的矛盾设置困境，于激烈的冲突中逼出人性表层底下的真实。这种冲突或来自社会、来自
政治，或来自家庭、来自伦理，甚至可以由意外造成。
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在引起人们“恐怖”、“悲悯”之余，不免令人心生侥幸：“若不是……，也许就不会……”其二，营造“日常悲剧”，他就一般意义上的生存困境。这类悲剧多以庸常的生活状态为描绘对象，造成悲剧的原因往往是“不可预见的、并因种种关系的交错而不可避免的”，无法如前类悲剧轻易找到“如作俑者”，也正因如此，它更贴近生活的本相，愈显深重。近代文学作品较多的采用了这种方式。
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则开始描写“边缘人”的生活，选取病态、畸形、至少是另类的人群，集中笔力写他们的深渊处境。白先勇的《孽子》正是如此，它综合了二者的长处，既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的焦灼与挣扎，又以集中而尖锐的形式表达之，使人们不限于感受到庸常生活传达的人生的无奈和空虚，还能感受到类似“异常悲剧”的震撼力。有别于二者的是，它将探询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不独独是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带有偶然性)，而往往是人类共有的弱点(不可避免、更为无奈)。他们，作为边缘人群，其实是人自身无奈、局限最集中、最强烈的表达。白氏充满同情的笔触超越了这个有限人群的悲哀和沉痛直抵一切边缘人，更穿透边缘人的局限而直抵一切人生命中的深渊状态。这些状态并不如一般人所想，仅仅存在于边缘人独特的生活状态中，它们其实在每一个的生命中都存在过，只是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犹如鳞光片影散落在不同人的不同生活阶段或层面中，因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掩盖也因为人们有意无意的遗忘而被忽略了。但汇合视之，却正显示现代人类的普遍困境。就如在情感上、经历上，《孽子》中的每一个人，或许都与普通人有所不同，但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小类，他们汇合在一起，正代表了人类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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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由描绘深渊处境中的男妓，白先勇实际展现了现代人群的普遍困境。这种普遍困境集中的体现在：焦灼与被挤压、对自由的无所适从、背叛与返归的依违、情感的扭曲与变形。书中常常出现的“热”，就是象征着焦灼与被挤压的意象。“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洋洋、痒麻麻的”、“天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 、“房里燥热异常……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这里的热，除了是“孽子”们对台北的独特气候的感觉、在情欲中被炙燃的感觉外，又何尝没有体现了焦灼和被挤压的灵魂?曾掌重权、并非同性恋者的傅老子该算最正常的人了，可即使他，同样的被这烈焰所烘烤，“傅老爷子大概也
睡得不安，我听见他起身两三次，……脚步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P268)
现代社会予人更多的自由，但更多的自由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游移。信仰之城被拆毁，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所归依感。因之而起的焦灼是人类共有的。选择了自由的同时，现代人也承受着自由的压力。因为自由意味着众多的选择，而做出选择恰恰要求心灵完全的独立与自足。拆毁了信仰之城的人们没能建立新的心灵归依，也不足以强大到能作完全的自我选择，因而，而对自由，人们无所适从。他们试图找寻新的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既寻求不同俗流的生活方式，又不免以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为标准衡量一切。因此，他们对“孽子”们的排斥和放逐与其说是一种保守，不如说是一种恐慌。”
与追寻自由相对应的背叛与返归。书中的人们几乎都在追寻，但其中最重要的主角男妓们的追寻指向都不是返归家庭或正常社会。事实上，当他们背离了家庭、社会后，已无法返归。普通的同性恋者可能建立伪饰的家庭。妓女在年华逝去后可能从良，但这两种返归正常社会的可能在男妓身上都不存在。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绝大多数都只能在“新公园”之类的地方度过一生。就象书中描写的曾红极一时现在却已状如鬼魅的赵无常。不能返归，不仅仅指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的无力返归。更指心灵层面上的不愿返归。主流社会的信仰已被摈弃，在现实中培养的生存本位和散漫、自在早已成为现有的追求。家庭、社会，代表着背离的秩序，已是他们所不愿意回去的。“孽子”们一旦背离秩序，无论被放逐或自苦沉沦，就都不可返归，其间怀念而又不愿返归的心境，正与现代人群在打破上帝神话后秩序混乱、多元的生存状态中，对信仰时代追忆而不可复得产生迷惘感、无归依感如出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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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最终指向的就是情感的扭曲与变形。书中对情感的描写有两种，一种狂热外露，另一种则深沉内蕴。后者的描写使全篇弥漫了一种温情，体现着普遍的人性之光，我将在下文另作论述。而前者，代表着一类极端情感。它打动人们的，不在于共同的检验，而在于人潜意识中的渴望。书中的龙子因爱人背离而杀了他，桃太郎则因爱人被逼成婚而自杀，前者毁灭他人、后者毁灭自己，都源出极热烈的爱。这种爱，付出唯笃，渴求尤深，要得，就愈发不易；对同性恋者，少了道德的约束，多了社会、家庭的压力，失的可能更远大于得。这就将人类情感中隐藏的患得患失表面化了。悲剧的结局则有着入骨的哀痛：龙子“一把揪住
他(阿凤)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你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坐在血泊中，搂住阿凤，病掉了”；桃大郎“(十三号)成亲的那天晚上，……还去喝喜酒。喝的嘻嘻哈哈……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此外，还有为一个华侨子弟而疯的涂小福，“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无一不是“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在理性盛行的20世纪，对情感的选择、投入的克制已成为人的规范，《孽子》中这种直白、深切、不顾一切的情感，流露的其实是物质的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同时，商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固有的“情”为主导分亲疏，而是不论亲疏的以利为重，交换，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孽子》中悲剧的产生并非偶然。王、桃、涂的或死或疯，根源仍在于炽热的付出不能得到对等的回报，正如何凤所说的“一切冤债”。如此深切、狂热的情感仍不能脱离对等付出的要求，何尝不是现代社会中人情感的一种扭曲与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