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孽子》中人的生存困境(一)学毕业论文
2014-05-18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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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孽子》中人的生存困境 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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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孽子》中人的生存困境 段莉
【内容提要】上个世纪以来，以边缘人为描写对象，关注人本身的局限、无奈及其所带来的近乎宿命的深渊处境，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主题之一。中国文学因其“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对此涉笔甚少。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孽子》却选取了一群生存在黑暗边缘的男妓做主角，致力于描绘他们的深渊处境及其挣扎，更借此展示了一切边缘人共有的苦痛。《孽子》独特的情感关注和对极端生命状态的描绘使它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因素；而其中表现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普遍的人性之光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二者共同构成了《孽子》直抵人生命核心的力量。
【关键词】生存困境 边缘生态 深渊处境 悲悯 救赎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关于西西弗斯，他被罚不停地将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却又不断地自山顶滚落，如此循环不止，西西弗斯也就永远处于推巨石的劳作中，永无望解脱。
西西弗斯的处境其实是一种深渊处境。所谓“深渊处境”，指的是处于黑暗边缘，挣扎无望、如陷深渊的境地，它交织了人类的种种生存困境，是它们最尖锐、最集中的表现。对人类深渊处境的关注开始于现代，多选取边缘人的生活和心态为切入角度。卡夫卡、塞林格，几乎所有优秀的西方现当代作家都涉笔于对边缘人独特生活的描绘。原因在于：其一，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边缘位置，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陷入不同程度的深渊处境，而构成深渊处境的往往是人类共同的一些困境，如处深渊的感觉则或多或少的都在一般人的生活经历中存在过，虽然时间、程度各有不同，但在以后的人生留下的烙印却都不可磨灭，只是在边缘人的身上比一般人来得集中、尖锐和表现得直接。就这一层面说，他们的深渊，也就是一切人的深渊。其二，作为与主流社会相异的群体，他们所遭遇的深渊处境往往源自对秩序的叛离，而在现代，人们普遍面临着秩序的瓦解与混乱，冲破秩序、获取自由后的焦灼、无依与不能也不愿返归的处境实质上表现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其三，造成边缘人处境的往往还因为他们自身的弱点，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困于社会的边缘，这种局限和弱点就不再是个性的欠缺所能解释，而更多的展现了人固有的局限性，它并非边缘人所独有，但一旦处于边缘，这些弱点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四，社会的挤压在他们身上最为明显，他们的挣扎也就最为激烈、痛苦则尤为深邃，通过描述他们的独特生态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更具有震撼力。中国的文学传统因较为认同“温柔敦厚”、“怨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对这类极端生活状态很少涉及。早在1977年就已发表的《孽子》却以罕见的深度触及这一领域，更展示出叛离之外的渴求认同，深渊之中的渴求光明，沟通了“孽子”们与普通人的情感，直抵人生的内核。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一、边缘人群的独特生活
《孽子》中写出的是一群当代的西西弗斯。因为“血里的毒”，他们在深渊里挣扎，黑暗中寻觅，痛苦里沉沦，永无止境。他们或是同性恋者，或是男妓。选取这一特殊群体作笔下的主角，体现了白先勇独特的情感关怀。诚如他所说：“如果世界上有1000个人，其中只有10个不快乐的，文学就有义务描绘这10个不快乐的”。白先勇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台北人》中的怀旧、失落，《寂寞的十七岁》中青春的孤独、情感的绝望，写的全是那10个人。而《孽子》，则写的是那10个中最不快乐的。如果说，怀旧的同时犹可平衡着心态追赶时代，孤独、绝望时还能尽量调整自己，那么，对同性恋的他们，则完全的不能自解。要理解这一点，或许我们该从已习惯的道德眼光中走出来，看看医学界的评判：同性恋不是疾病，而是一种天性的性取向，无法矫正。法律界的判定：同性恋非罪化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象征之一①。
哲学界的评论：同性恋只是一种风格，一种性向的不同选择而已②。既谈不上不道德，更绝非罪行。无论矫正如何自解?并非罪行何必矫正?可是，社会一般人(也许就包括我们自己)对同性恋的看法并非如此③。书名“孽子”正说出了主流社会的一般看法，而这个“孽子”，不单单指的违背父亲，更指的违背一般人的生活状态。因此，滥交、不负责责任、病态、变态和不道德几乎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一点，在《孽子》中几乎处处可见。就是他们自己，又何尝没有惶惑过呢?年轻的军官傅卫在同性恋行为被发现后选择了自杀，很大程度就是来自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羞耻感。情感上内外夹击，生活上无所归依，没有认同感，甚至难以获得最起码的“人”的待遇，都是他们面临的处境。而由于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天生的取向，这种处境几乎不可能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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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小说中对他们生存境遇的描写：“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就是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被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④“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税的感觉得到……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象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丛那片棕榈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倏地一下，做鸟兽散。”这不仅是对他们生存境况的写实，也有着象征的意味。“天亮”象征着主流社会，对他们而言，这群人是“隐形”的。即使偶然触及，也充满了攻击性(“侵袭”)。
以上是对群体的描绘，再看看其中一些个体的遭遇。小说的开头便是一个驱逐的意象：“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的喊道：‘畜生!畜生’”被驱逐的不只“我”(以下称“阿青”)，还有王夔龙、傅卫，或被逐出家门(阿青)、或被逐往国外(王夔龙，又名龙子)，都在他们以后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象王夔龙所说的“背着那个诅咒”；还有因被逐而自杀的(傅卫)。新公园中的人都有被逐的经历。被家庭逐往新公园，被警察逐成“鸟兽散”，被记者引来看热闹者逐出“安乐乡”，更不用说人们眼中的鄙视，举止中的厌恶，在在都是一种驱逐。他们的生命，就在不断的被驱逐之中流浪，永远处在边缘的境地，无法得到真正的“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