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3)

　　另外，在其创作的以题材为主的小说中，作者已经退到作品之外，不再是表现自我。如《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篇中，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对于现世的隐喻。

　　郭沫若创作中的自我意识是与其个性意识，意识和时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具有热情奔放的诗人气质，最显著的是其冲动性的气质，作者自述自己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匹奔马，而《女神》的创作初期，是在“五四”大潮的刺激下汇聚成了他的诗歌的冲动。其叛逆精神与爱国情怀更在诗歌创作中有集中体现。另外，从郭沫若的知识结构上看，他既是传统继承者，又是西学的倡导者，他青少年时代崇拜，欣赏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佯狂脱俗的狂狷之态，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仍推重“特别尊重个性，强调个人自由”的思想，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郭沫若发展了他的“自然流露”的主情主义，用诗歌“鸣我的存在”，德国十八世纪家康德是郭沫若早期崇拜的人，康德理论中的审美判断主要内容是情感而不是概念，是“一种不计较利害的自由的快感”，重直觉，自由创造，自认流露，反对束缚等等思想，郭沫若都曾予以吸收，他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他的文艺乃是自我的表现，对尼采所说的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的全圆于国，于世界等思想都曾予以赞同，因此，在中国文化坚固的基石上，郭沫若在的影响下，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格诗论，他强调做人与作诗的关系，1920年，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提到“人之不成，诗于何有?”表明了他先做人，再做诗的主张，首先他欣赏全面发展的“完满”的天才，“球形发展”，多方面充分发展，这是郭沫若心目中的理想的人生轨迹，这种重视个人才干，有意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时代精神渗透着强烈的反叛性，对每一个个体存在，发展的合理性的确认，本质上是五四时期自由意识的觉醒。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郭沫若主张最大限度的释放人的内在原生的力量。体现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号召青年男女以“更胆大，更猛烈，更革命”的态度，去“反抗旧礼教”，这种意识在其小说创作中可见一斑。

　　20年代中后期，随着郭沫若的个体意识向民族意识的皈依，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天狗”式的天上地下自由驰骋，和蕴涵其中的自我张扬的自我意识也随着这种转变而明显弱化了。石西民在《革命家郭沫若》中提到郭沫若说过“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他这种党的喇叭精神一贯始终，至死不变。诗人曾经浪漫，奔放，而现在非理性的自我已经淡出自身的情绪世界，转而成为时代的歌者，应该说，这样的选择绝不仅仅是郭沫若个人的选择，而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同19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20世纪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专心致志的是一个有共同特色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人手，所以，正如百年年大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社稷的承担中，很快就在力量的夹裹中放弃了人的自我的塑造和建构，了解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从张扬到隐退，也就不足为奇。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考察郭沫若的人格发展曲线，可以使我们洞悉一个时代的精神秘密，用诗歌来歌颂当权者，并用诗歌来写社论，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恐怕也算是一种创新。学贯中西、才高八斗的郭沫若，却有着一颗异常驯服的心，任何时候，他都学会了怎样站在“革命”的一边，抹杀自己的个人意志，尽“班头”之职责。他说自己的动机是要“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是一句真话，有诗为证：“全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颂大寨》)，由郭沫若，我联想起两个与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鲁迅，他说：“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他“敢于攻击，敢于独战多数，”最怕的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另一个是陈寅恪，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们和郭沫若之间，体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