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学毕业论文

　　摘要：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的理想化的自恋。1990年代中国女性创作的繁荣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的主动行为，女性书写已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中解脱出来而浮出当代地表。

　　论文关键词：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个人化写作；生存体验；自恋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其在发展中也确立了新的主题，那就是对自我存在的感知和对个体重要性的挖掘。女性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以女性的视角表达内心的感受，以女性的敏感去发掘和表现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她们回避宏大叙事，遁入内心世界，转向个人生活的琐碎叙事和内心情绪的宣泄释放，以女性绵密细致的情感抒写自我的生存状态，以赤裸的情感向读者传递强烈的感性冲击力。

　　在文化转型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女性作家开始用一种与传统叙事视角相区别的眼光重新审视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采取极端的文学形式对传统、现实、父权秩序进行颠覆，她们从性别角度出发，以纯粹的女性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宣称要用体现女人差别的创作方法来写作，通过女性经验的开掘来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基于这种女性意识的整体自觉，出现了对被遮蔽的女性经验的自我解读和对身体、性的大胆表述，企图破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历史、等方面的私人化的女性写作。

　　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对男性话语、主流叙事进行批判、颠覆与解构，遵循了“恋父一惧父一弑父”这一叙事程序。徐小斌的《羽蛇》中为羽梦打开生命之门的是她的父亲：“父亲的手在烫着我的头皮，撞击着我埋在最深处的渴望，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深渊，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伤口，那是永远也碰不得的伤啊”；而陈染、林白笔下的女性始终对“父亲”存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对“父亲”的排斥与依恋，惧父与恋父情结交织在一起，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对女性的经验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遮蔽，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还是《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家庭的破裂、父亲的缺席使一个女孩未能顺利地完成人生的成长。同时也造成了她们的孤独、封闭与脆弱。在她们的成长记忆中，“父亲”般的男人给予她们更多的是令人恐怖的记忆。《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学生生涯一直笼罩在男老师T所带来的压抑之中老师故意让羞涩而怯懦的她在班上当众出丑，使她处于更加孤独的地步，并造成情感伤害。另外，从倪拗拗记事起，她的父亲带给这个家庭的似乎就只有无休无止的吵闹与不安宁，是这个带有权威色彩的男人以不可抗拒的威严将一个家庭拆得支离破碎。所以她会一本正经地告诫禾：“以后不要再找男人了，因为男人带给我们的除了‘闹别扭’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私人生活》)虽然这仅仅是一句出自孩子之口的话，但已显示出父亲带给她的深刻记忆与永久伤害。她正是在“我要报仇”的誓言中完成了对父亲的反叛、向父亲挑战的宣言，而这实际上是对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社会的叛离。林白在她的小说中则彻底挣脱了父权文化的罗网，完成了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消解——杀死父亲。她描写了一系列“弑父”的血腥场面：“线是刀刃的门面，白色的闪光的线是所向披靡的刀锋，轻而易举地就能进入某种柔软的温热的物质，然后变得鲜红”(《随风闪烁》)；“她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他脖子上一侧微微跳动着的那道东西，她就从那个地方割了下去”(《致命的飞翔》)。这种“文化弑父”的悲剧屡屡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出现，以锋利的“刀刃”戳穿了男权话语中的假想女性，用女性话语重塑女性新形象，以激越的姿态实现了对传统、秩序、男性权利中的反叛和决裂，传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所提供的文本形态，它所呈示的叙事逻辑和手法。女性作家以个人经验、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男性的叙事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女性隐秘的生命体验。个人化写作在女性作家那里，常常显示为一种私密化写作，在新的女性书写的纪实和虚构中，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人更多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生存体验。

　　1990年代初陈染、林白的写作“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陈染的作品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本。这些年来，陈染一如既往地冲进女性的生存体验和自我意识的那些幽暗的领地，不断地诉说着“自己的往事”。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叙述了“我”的两个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通过爱情体验成长起来、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女性。在独白式的叙事中，通过对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脉脉含情的躁动不安的感受，传达出一种女性从认识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的女性经验。在这篇小说的开始，陈染这样写道：“生命是一支漫长的钟，我看到夜的尽头．那是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