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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寻根文学与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

2014-05-28 02:52

　　摘要：寻根的一个重要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具体内涵包括：使新时期小说由传统载道走向现代，由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以及对传统小说时空观念的转变。本文以韩少功20世纪80年代创作为中心，探讨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中寻根文学的地位和贡献。

　　论文关键词：韩少功；载道；审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时空观

　　寻根文学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寻根运动和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沉淀的文学历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地位和意义日渐为人们所漠视。但在重新整理史的今天，对寻根文学的意义再发掘，有着现实的必要。今天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更迭中，寻根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可以说，以寻根文学为界，20世纪80年代文学前后期的艺术观念截然不同。季红真认为，“寻根文学”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嬗变，继之而起的文学思潮几乎都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在寻根作家中，对寻根文学思考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探索最富创造性的作家当属韩少功。他在1985年相继发表的寻根文学纲领性文章《文学的“根”》与寻根文学标志性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显示出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以韩少功20世纪80年代创作为中心，探讨寻根文学是怎样推动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转型的，以及转型过程中它的地位和贡献。

　　一、从载道到审美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仍然是以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功利载道型文学为主导地位。粉碎“四人帮”以后，虽说有形的桎梏已经打碎，但无形的“政治情结”依然缠绕着作家，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即便后来成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也不例外，他的初期代表作《月兰》、《西望茅草地》等都以“文革”作为历史背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法，展示“文革”留给人的心灵创痛和悲欢离合，呼应了时代潮流，应合了当时政治，因而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类文学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成规和话语系统，其功利性的实用追求，使得文学在实质意义上已沦为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艺术的自我本质属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以审美为本质功能。但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对于小说来说，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梁启超等人在论述“小说革命”时．就公开宣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小说功能的无以复加的强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昭示了小说在20世纪中国所将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矛盾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功利与唯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都与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着关系。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来说，它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对新时期文学审美愉悦本质属性的还原，和对过于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的反拨。

　　其实在寻根文学之前，一批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迥异于“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学的作品已经出现，如：汪曾祺的《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张承志的《绿夜》(1981)、《黑骏马》(1982)，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1983)，郑义的《远村》(1983)，贾平凹的《商州三录》(1983—1984)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既有规范已有所突破。无论是汪曾祺的“克制陈述”、“除尽火气”，阿城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还是李杭育对家乡挽歌式的诗意描写，以及张承志所表现出的那种朝圣者般遥遥跋涉的雄浑悲壮之美等等，已远非功利载道型文学所能传达，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比，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它们的出现，昭示着一个审美文学时代即将来临。而寻根文学则强化了对这种文学的寻找。

　　首先，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宣言中，普遍高扬着文学的主体精神，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的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的。”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