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寻根文学与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3)

　　三、时空观念的转变

　　寻根对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所作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时空观念的转变——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传统小说遵循的是黑格尔时空观，在黑格尔看来，时间是线性发展的，空间是平面展开的，这种一维平面的时空观被传统现实主义严格遵守，是其艺术真实性的前提和基础。

　　寻根文学破除了这种传统文学的时空观念。他们喜欢从“当下”感受描述过去的时空，将历时性的线性时空共时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在《爸爸爸》中，韩少功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抽去“鸡头寨”生活一切可考的时代和地域记号，将历史与现实混在一起，展示了一种超时空的生存状态：小说既有食人肉、祭祀谷神、万物有灵论、面向东方坐饮殉死等远古意识和生存方式，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叫仁保的新派人物，他不时把照片、皮靴、报纸等现代物品带进山里，并张口闭口新词汇。这就使小说在时空上形成了混沌状态：过去就在现在中，现在也在过去里。小说因此也具有了时空上的象征意义：写的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既不是过去，又不是现在，而是一个既包括了过去又包括了现在的超稳定时空。它在象征意义上昭示的是一个超稳定的前现代古中国文明，揭示的是中国在时空发展上的惰性和滞后性，借用小说的一句现成话就是：“好像从远古活动到现在，从未变什么样。”寻根小说通过对旧时空观念的瓦解，意在寻找一种更本质的生存状态。如果说，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是要通过“整个人类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存精神州"完成宏大的文化批判命题，而在《灰烬》、《暗香》等小说中，则转向对个体存在复杂性的追寻，揭示出自我存在的一种理由，一种永恒：“我意识到自己的时代，那是因为我在时间中。我不仅生活在‘现在’，而且生活于‘过去’的‘现时’；‘过去’就在‘现时’里，不是已经逝去了而是还在活着，还依然存在。”哪如《灰烬》中，现实的“我”(福生)在回忆中竟然回到了当年“我”随同伙伴偷柴的情景。“我”找到了熟悉的石板桥，走进了当年避雨的窑棚，居然发现多年前在此煮过白菜的锅沿依然沾着一片白菜，锅里依然有一些残汤，冒着热气。同伴刚刚离开，把拐了脚的“我”拉在这里。一个老人走过来，边走边骂那些偷柴的人，老人还怪我们把钵子打破了，这时“我”又记起，多年前同伴庆子的确失手打破了一个钵子。“我”提出赔钱，却发现钱留在旅馆的床头。老人就这样跟随“我”往前走，并向福生讲述苍茫的历史故事。而在天亮的时候，老人却消失的无影无踪。整个小说就在过去、现在的时空中不断轮回、交织，在这里，时间已混沌，空间的界限也已不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作者运用这种艺术方法，用意是想通过已在都市中迷失了、忘却了历史的“我”重新回到过去自然、本真的“我”中去，但我更认为这是对人原生存状态的还原。如果我们的目光一直专注单向、一维的时空结构历史，那么许多生存体验可能会被遮蔽，甚至被遗忘，当韩少功等寻根作家们以其真诚、切实的生存感受瓦解了这种时空观，也许一些主题性观念(如本质、典型等)或者乌托邦意识也随之被瓦解，“但这种瓦解未必是消极的，一旦人们从乌托邦的幻梦中苏醒过来，对存在本身的注意力往往能更充分地焕发。而这种注意力本身就预示着某种新的问题，它可能会激发出某种希望与创造的激情，新的渴望与新的发现。”因此，寻根作家们对旧有的时空观的破解不仅显示出他们在艺术上强烈的超越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他们独特的人文关怀，即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尊重。

　　时空观念是衡量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小说艺术的发展，其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并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应该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全面继承传统现实主义时空观念的同时，也在逐渐地推进这一观念的现代化转化。在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这种传统时空观念的反抗和努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初，在茹志娟的《剪辑错了故事》、王蒙的“意识流”系列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显然不再是一维的时空，而是当代作家在时空结构艺术上的摸索进展。这种时空观念的发展和演变，到了寻根文学那里，从理论到创作都得到全面推进。即是说，寻根文学使新时期小说时空观最终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这就为新时期小说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这种时空观的破除，就没有后来先锋小说在时空结构艺术上的随意挥洒，就没有文体解放所带来的新时期文学蓬勃展开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对传统小说时空观念的转变，是对新时期小说现代化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